在任官之捷上,一方面表现为免除唐代的吏部选,一方面表现为任官重。太祖时授官品位还较低,开宝八年(975),状元王嗣宗仅授秦州司理参军。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始命第一、第二等进士和《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并且赐新及第进士绿袍靴笏,直接释褐任官、免除了唐代及第后往往待选十年之久的困顿之期,自此也成为定制 [22]。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又分为五甲:第一甲前三名授将作监丞,通判诸州;第四、第五名授大理评事、签书诸州节度判官事;第六名以下授秘书省校书郎、知县。第二甲为两职官。第三甲为初等职官。第四甲为试衔判司簿尉 [23]。嘉祐三年(1058),迫于官滥,始减授官恩例。但是,在此之前,科举名列前茅者,十年左右常至宰辅之位。“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 [24]叶清臣、曾公亮、王尧臣、韩琦、欧阳修、王安石、刘挚、章惇等名臣,皆在其间登第。
(二)怀柔政策的加强
自从科举制实行之后,它所肩负的本来使命是为统治者擢拔俊秀贤才。然而,宋代科举不仅择其秀,而且收其庸,兼而顾之,别具匠心。
唐代科举,不仅取士少,而且由于权贵的垄断,所以,在科场竞争中,大多数举子难免于落选的厄运。但是,那些家世门第低下的士子们,不得不把荣贵的希望寄托在科场。因此,乃有身在科场数十年者。然而,一旦功名利禄的幻想破灭之后,士子们则或是看破红尘,愤世嫉俗,隐遁空门,去追求世外桃源。或是愤愤之下,揭竿而起,以武力去创建功名。或者投身异境,引狼入室,去颠覆现存政权。唐初对落第举子也曾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即在落第后设“曲江宴”示以关怀。但自唐中期以后,“曲江宴”则变为新及第进士的庆祝宴,无人再去安抚落第举人。所以,“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
复辙可鉴,宋太祖立国之后,便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25]。开宝三年(970)三月,诏礼部检阅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者,共得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特赐以“出身”,规定以后不得以此为例 [26]。太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收五代以来久举不第的士子于囊中,使其拥护赵宋政权。然而,此年冬天十二月,江南人樊若水因举进士不第,投奔宋廷,并上书献取江南之策,特赐以进士出身 [27]。同时,也为宋统治者再次敲响了警钟。为避免此类逆子再出于本境,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又赐十五举以上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此后,特奏名的条件逐渐放宽:
殿试本来是最后一次把关考试,取士比例或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因此,有累经礼部取中而后被殿试黜落者。举子张元屡被殿试摈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群臣将其原因归咎于殿试黜落。于是,嘉祐二年(1057)三月,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殿试的作用仅仅是排定名次高下而已。宋人评此制之立,“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28]。
从特奏名的创立,到殿试的概不黜落,统治者对士子的每一步退却,都是在于戒其背叛或谋反。特奏名的基本条件是年龄、举数和考试级别,需要的是其忠实于科场,而不问其有无真才实学。因此,称特奏名为“恩科”。此科设后,“士子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 [29]。统治者用特奏名手段,达到了驯服和驾驭知识分子的目的。但是,特奏名的推恩之滥却是造成宋代官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特奏名所得几乎尽为蛀虫。元祐三年(1088),苏东坡评曰:“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 [30]这是对特奏名极为公允的评价。
(三)抑权贵扬寒俊科举向中下层开放
科举在某种意义上是统治者借以分配权力的手段之一,在权力分配之际,充满着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核心问题乃是为世家所垄断还是开放于中下层。北宋所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正是借鉴于唐代的贵戚专权、党争、武人跋扈等,因而,在科举改革方面,体现了抑势家扬寒俊的指导思想。
罢“公荐”、“公卷”及其他改革,对权贵势力已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此外还采取了一些防范和裁抑相结合的具体措施。首先是复试的制度化和对势家子弟采取别坐就试。太祖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968年)三月,权知贡举王祐选拔了十名合格进士,其中第六名是翰林学士承旨陶毂之子陶邴。陶毂入殿向太祖谢恩,太祖却对其子的中第深表怀疑,问左右臣僚曰:“闻毂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唯恐考官徇私,随令于中书覆试。经再试后,邴仍然及第。但仍下诏:
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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