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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与地主阶级

第三,严格考试的各种规则。首先,宋代规定不准朝廷官员推荐考生应试。宋太祖乾德元年(963)九月规定:“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8]其次,唐代的考试每年定期举行,宋初尚无定期,后来才定为三年一次。宋代为了防止试场作弊,还实行“糊名”(弥封)、“誊录”。“糊名”又称弥封,或封弥,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名字封掩,评卷后再行开视。这种办法开始于唐,但只在吏部试时实行,到宋代才普遍推行,仁宗明道二年(1033)七月,“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 [9]。这时,糊名考试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而且普遍施行于诸州的发解试了。“誊录”亦称“易书”,开始于宋,是考生交卷后,命一人照录一篇,防止阅卷者认识考生的笔迹。“易书之制,立于祥符;而诸州易书,自景祐四年始” [10]。这是说,“誊录”开始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而仁宗景祐四年(1037)始在州试中推行。据说实行之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 [11]。当时人欧阳修曾说:

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 [12]

“糊名”和“誊录”的做法虽不能说是“最号至公”,但在实行之初,对防止主考官的徇私舞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限制知贡举(主考官)的权力。唐代基本上规定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或礼部侍郎为主考官。而宋代的主考官则是临时差遣,年年不同,任何官员均可充当;而且还有“权知贡举”,也就是副主考若干人,互相监督。

宋朝对主考官的限制,还有一种叫作“锁院”的办法。太宗淳化三年(992)下令,规定知贡举官一接到命令,马上要住进贡院里去,不能回家,避免别人的请托,这称作“锁院”。

第五,限制大官僚及世家子弟的考试。食禄之家子弟初试后还要复试一次。如太祖乾德三年(965)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自是,别命儒臣于中书复试,合格乃赐第” [13]。主考官的子弟亲戚赴考时,还另设考场,另派考官,称为“别头试”。这种做法原来在唐代已实行,“宋朝谓之别试。所试有别头,自唐开元始也” [14]。另据《新唐书》载:“开元二十四年,礼部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 [15]。别头试在唐开元年间时,只限于省试,也不是定制。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正月,“始令试官亲戚别试者,凡九十八人” [16]。其后,别头试成为定制,范围也扩大了,州试、省试都实行。

科举考试是地主阶级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也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宋代科举制的这些新的规定,与唐宋之际地主阶级的演变很有关系。

从西汉后期开始到东汉时期形成的世家豪族地主,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地主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唐代士族地主的势力虽然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减弱,但并未全衰,仍然有很大的政治特权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世袭爵位和封户,占夺大量的田地和众多的部曲、佃客和奴婢。唐初,创业君臣,俱是贵族 [17]。“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 [18]。而“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 [19]。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642)下过一道诏书说:

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 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 [20]

唐高宗显庆初年,宰相李义府想让他的儿子与赵魏一带的世家大族结婚,但赵魏地区的名门大族,嫌李义府门第低,不肯和他结亲,李义府因此向皇帝告状,高宗便下诏说:

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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