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又咳一声。“你在胡闹什么?你现在就能开始工作了,找一个糊口的职业。高中学历就是一张纸,对上大学的男孩才有用,就是这样。要我看,重要的是让行业里的男人看到你的价值,好找到你的位置。能招到你这样的女孩坐办公室,全美国没有哪家公司不会欣喜若狂。说到底,过不了多久你就要结婚了,所以最后都是一样的。”
结婚?听到这个词,我一阵反胃。他以为他在和谁说话?“爸爸,这不是重点,这压根不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还在读……”
“我和你说,我刚见过一个广播电台的老总,和他讲了你的事。如果你愿意,可以去他那里当秘书。你只要问问他就行。”
“什么?爸爸,我都没有受过秘书的训练,秘书学校毕业的人才能当秘书。还有,她们也有高中学历,这不只是一张纸而已,真的。对了,我准备申请……”
父亲再次打断我。“他人不错。这份工作也不错。这是到手的鸭子,你别犯蠢,让机会飞了。不过,你妈妈养大你的时候也没少犯傻,不好说你会怎么样。要是遇到有人想雇个年轻、漂亮,不谙世事的女孩,谁会在乎那张纸?他们会把机会像糖果一样分下去。”父亲没有解释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得透。“这是优先给你的。我想,有你那脑瓜,不到一个月你就能学会那摊事。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平复呼吸,厘清思绪。这可不太顺利。父亲又在咳嗽,我等他结束。“爸爸,我正考虑攻读一个学位……”
再一次,他打断了我。“好吧,亚历山德拉,和你说话很高兴,但是我得走了。”他咳了最后一下——一声干涩、刺耳的驱逐令。“好好听话,好好生活,别让我难堪。想想你妈妈会怎么想,别让她失望。”
“我不会的。”我说。但他已经挂断电话,没有听见我的回答。
两天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没有邮戳,没有邮票。这封信就那样穿过门缝,躺在地板上。父亲来过,却不愿打招呼吗?还是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房东,好避开我们吗?我说不好哪种情况更糟。
“亲爱的亚历山德拉。”信上写道。
我注意到在那天的交流中,你的话里暗含了一个问题,你似乎有些误会了。关于年轻女孩是否该接受大学教育,我以为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既然还有疑惑,那让我再说明一下:
不会。我不会出钱,不会出力,也不会对你任何高等教育的尝试提供任何支持。今年6月毕业后,我不打算再支援你了,我相信你完全可以自食其力。让你完成高中学业是你母亲的愿望。所以,出于对她的尊重,我才不情不愿地资助你到高中毕业,尽管这件事并无道理。房租支付到了8月底,那时候,你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收入,可以接手了。考虑到各个方面,我已经非常慷慨。我答应过你的母亲,要照看好你的“妹妹”,虽然我们对她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我很自豪我做到了。等你再大些就明白了。毕竟我有了新的家庭,总要做出让步。
我以你为傲,亚历山德拉。我相信你已经明白这点了,我知道你的母亲也会以你为傲。预祝你毕业顺利。
爱你,
爸爸
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我把信揉成团,扔进垃圾桶。
所以,我暗自想,就这样吧。
1955年大规模化龙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二十五位瓦萨学院的文学系学生精心装扮,登上了前往曼哈顿的火车,前往费布尔-罗斯附属电话机楼的残址。
她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似乎也没有提前计划。在对其他教授和同学的采访中,都提到了同一件事:每个参与的学生,无论当时是在上课,在图书馆,还是在操场进行曲棍球训练,都在当天的9点35分一言不发地准时离开了。她们走上大街,前往波基普西火车站,登上了11点25分开往曼哈顿的火车。
这些瓦萨的学生在人行道旁集合,面前是大楼爆炸后留下的空地。她们身姿挺拔,目光清澈,脚步坚定。整整一生,她们忙于预科学校、大学课业和课外培训。她们参加芭蕾课程、钢琴独奏和艺术史讲座,训练自己成为母亲那般出色的女人。她们沉默地伫立在曾是电话机楼的残址前,那是宇宙的另一处空洞。目击者称,她们一齐抬头仰望天空,面孔明亮又美丽。突然,她们排成整齐的长队,拿出笔记本,开始作画。
没有人太留意她们。电话机楼的残址如口中缺牙的空位那样扎眼。那是一种响亮的空虚。人们垂下目光,加快脚步。没有人留心她们的行为。
女学生们停留了一下午。她们画个不停,直到天黑。后来,人们记起那天的场景,尽管终其一生,他们也无法解释那事的意义,解释她们的举止为何值得注意:她们安静地沿着路边站成整齐一排,或专注而惊恐地低头看着笔记本,或带着混杂期待、担忧和狂喜的表情仰望天空。
第二天上午,大规模化龙事件发生前的几个小时,曼哈顿的居民发现成千上万张女人的画像散落在公园的长椅、地铁楼梯、排水沟和大街上。它们如秋叶通过挡风玻璃飞进车窗,如飞鸟盘旋在摩天大楼窗外。穿职业装的女人,穿家居裙的女人,穿大衣的女人,操作机械的女人,驾驶室里的女人,耕犁土地的女人,穿着内衣的女人,赤身裸体的女人,海滩上的女人,穿着婚纱坐在婚床上的女人,抱着婴孩的女人,挺着孕肚的女人,擦鼻子的女人,站在学校台阶上的女人,挥手告别的女人。这些画散满天地。
无人知晓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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