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这一理论可得出关于政治家之作用的一个特别结论。列昂季耶夫认为,在“繁荣的复杂性”时期到来之前,真理站在进步论者一边,他们领导人民从原始的简单化阶段走向形式的分化和扩散。但在解体阶段,真理则站在保守人士一边,他们试图阻止社会的原子化过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洲,而且也发生在俄国,在尼古拉一世去世后,“自由平等进程”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冻结俄罗斯,使它免于腐烂。”这便是列昂季耶夫为了替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极端保守主义纲领辩护而杜撰出的一句险恶格言。
列昂季耶夫赞同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即俄国虽暴露于欧洲的“瘟疫气息”之中,但它却不属于欧洲“类型”。不过,列昂季耶夫对“俄罗斯性”之特殊本质的看法却与达尼列夫斯基有所不同。在列昂季耶夫看来,俄国并非一个纯粹的斯拉夫国家,其文化的原创性也由其亚洲因素所决定。斯拉夫民族是“无定形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而俄国则首先是拜占庭文明的继承者,达尼列夫斯基在其“历史文化类型”理论中则忽略了这一文明。因此,征服君士坦丁堡将使俄国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它不是斯拉夫类型,而是新拜占庭类型。体现在东正教和专制体制中的拜占庭主义,就是俄国历史中的“组织原则”。自在的“斯拉夫主义”并不存在,因为若无拜占庭主义,斯拉夫人只不过是一种人类学素材,极易遭受源自欧洲的瓦解之影响。列昂季耶夫总结说,如果说南部斯拉夫人保留了其独特性,这也仰仗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冻结”了他们的文化,使他们远离自由化的欧洲。
为更好地理解列昂季耶夫,我们必须记住,他在逗留近东期间爱上土耳其人,与此同时却厌恶起斯拉夫人,他尤其不喜欢保加利亚人,声称他在保加利亚人身上看到了过早衰老的症状,即从第一阶段直接过渡至第三阶段,或从猪倌直接变成中产阶级自由派。
列昂季耶夫对斯拉夫人的严厉评判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19世纪民族主义的更普遍态度,他有一篇文章专论这一问题,题为《作为世界革命工具的民族政策》。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民族只有在代表某种特殊文化时才是一种创造力量,“赤裸裸的”,或纯“部落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摧毁文化和国家的腐蚀力量,最后会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均衡过程。事实上,民族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倾向的一张面具,是普遍解体过程的一种特殊蜕变。
列昂季耶夫以希腊和意大利为例说明这一论点,他坚持认为,希腊和意大利在获得独立后迅速失去其“本土”特性。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民族主义激情导致保加利亚人与以希腊主教区为代表的东正教发生争吵,并通过一部欧式宪法。在斯拉夫问题上,列昂季耶夫倾向于同意尼古拉一世的观点,而非波戈金的观点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观点。在《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民族》中,他认为值得爱戴和支持的并非斯拉夫人,而仅为他们的“独特性”。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不应去支持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而应支持拜占庭主义的坚定持有者,即希腊的“法纳尔人”。这一结论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的“斯拉夫政策”相冲突,也使列昂季耶夫中止了其外交生涯。
列昂季耶夫:《作为世界革命工具的民族政策》(Natsional’naia politika kak orudie vsemirnoi revoliutsii)(莫斯科,1889),第54页。如此一来,原为达尼列夫斯基的狂热崇拜者,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达尼列夫斯基弟子的列昂季耶夫,却出面否定了泛斯拉夫主义这一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产物。列昂季耶夫写道:“从现在起,我们应把泛斯拉夫主义视为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如果不把它当作真正的灾难。” 斯拉夫民族的“小兄弟们”受平等自由主义精神感染,事实上已成为独特的东正教拜占庭文化的最危险敌人。列昂季耶夫认为,泛斯拉夫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一同在俄国取得进展,这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在“大改革”时期,俄国和衰落中的欧洲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这一观点不应被理解为列昂季耶夫对征服君士坦丁堡不再感兴趣,他真正反对的是对其他斯拉夫民族之“解放”的强调。他认为,奥地利和土耳其应继续长期统治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因为只有在缺乏政治独立的情况下,后者才能培养出他们的文化独特性。事实上,只有当俄国足够成熟,可以履行其使命,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引导斯拉夫民族的未来,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桎梏才应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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