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
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Konstantin Leontiev/Константин Леонтьев,1831—1891)是一个更多彩、更复杂的人。他的观点在其担任外交官的十年间(1863—1874)形成,当时他在奥斯曼帝国多地的俄国领事馆工作,在此期间,他经常造访阿索斯山的希腊东正教修士社区。自外交部门辞职后(由于对俄国的土耳其政策持有异议),他在俄国担任书刊审查员,但几年后他再度递交辞呈,后定居以圣徒长老闻名的奥普塔修道院。临终前,他出家为僧。
见别尔嘉耶夫:《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俄国宗教思想史纲》(N. A. Berdiaev, Konstantin Leontiev. Ocherki iz istorii russkoi religioznoi mysli)(巴黎,1926),第37—39页。有雷维尔英译本:《康·尼·列昂季耶夫》(K. N. Leontiev)(伦敦,1940)。 列昂季耶夫:《列昂季耶夫文集》(K. N. Leontiev, Sobranie sochinenii)(圣彼得堡,1912),第5卷,第147页。 列昂季耶夫:《列昂季耶夫文集》,第5卷,第426页。对“资产阶级平民化”与“街头人”的轻蔑和拒斥,以及“普遍繁荣”的功利理想和“合理的中产阶级幸福”,便是列昂季耶夫的整个创作的情感源泉。他去世之后常被称为“俄国的尼采”。 他对资产阶级价值观之厌恶的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是他的唯美主义。即便在列昂季耶夫很年轻的时候,他也不喜欢铁路这一资产阶级文明的主要象征,他谴责欧洲的服饰“难以忍受地平庸”,缺乏美感。他写道,人类应以自然为榜样,大自然“喜欢丰富、奢华的形式”。美体现于清晰的区别、特性、个性和独有的色彩,它依赖于差异,因此也就依赖于不平等。借助对极端的社会差异之攻击,自由派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审美的力量,它“摧毁了人、地区和民族的个性”。 以同样的方式,“感伤主义”或“情感主义”阻止强大、杰出的人物之涌现,此类人物往往是灾难和不公正的产物。诸如普遍繁荣、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普遍接受等自由平等理想的实现,将使历史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普遍利益、琐碎工作和可耻平庸的拙劣理想能一直获胜,真该为人类感到羞耻。”
见索罗金:《当代社会学理论》(纽约与伦敦,无出版年代),第25—26页,注49。同样的思想在列昂季耶夫的主要著作《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民族》中得到了更详细的表述。此书对不同社会的进化进行独创性阐释,影响到了施本格勒“从文化向文明”过渡的理论。 列昂季耶夫的这一观点也与奥尔特加·加塞特和其他反平等主义的大众文化批评家有一些共同之处。
列昂季耶夫认为,所有的发展均经历三个基本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涉及生物进化,同时也体现在艺术风格的进化或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进化上。起始阶段是一个简单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原始的同质性既体现在整体中,也体现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是一个日益复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整体和各个部分均显示出个性,但同时也被“形式的专制统一”更紧地焊接在一起。这第二阶段的高潮是“复杂的繁荣”,即在具体个性化形态统一体的框架内出现最大程度的分化。从这一时刻起,进化开始步入解体,通过二度简化,达到各组成元素的同水准融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均化的简单性。这第三阶段,即“同水准融合和简单性”,预示着有机体即将死亡。
将这一模式应用于历史哲学时,列昂季耶夫借鉴达尼列夫斯基的“类型”,用以取代“抽象的人类”,扮演进化和解体过程中的主角。西欧的历史很自然地为列昂季耶夫提供了一个文化衰落的典型范例,这对俄国而言既是教训,也是警醒。列昂季耶夫认为,欧洲进步的高峰期在文艺复兴至18世纪之间,随后是一段“衰落”时期,预示第三阶段的到来,即分化的形态统一之解体。在这一阶段,一切都变得更松散,更浅显。在工业扩张、社会繁荣的同时,文化却在解体,因为文化的个性(其不可重复的独特性)只有在“形式的专制”下才可能存在,依照这一标准,中国或土耳其要比瑞士或比利时更有文化。
列昂季耶夫:《列昂季耶夫文集》,第5卷,第198—199页。欧洲衰落的主要症状即“自由平等进程”,列昂季耶夫宣称,此为“发展过程的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内在的理想以有组织的专制方式严格控制社会肌体,抑制其分化倾向和离心倾向。而与专制做斗争的进步,与阶层、行会、修道院甚至财富等各种专制做斗争的进步,只不过是一个解体过程……一个毁灭特性的过程,而这些特性是社会肌体有机的(亦即专制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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