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大学毕业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任命为萨拉托夫中学的文学教师。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老师,很快就受到学生们欢迎。然而,他的激进观点却给他带来麻烦,仅仅过了两年,他便在1853年离开故乡萨拉托夫前往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撰写题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硕士学位论文。 他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文学批评,并在1855年加入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别林斯基去世后,《现代人》受到一些有唯美倾向的自由派批评家(亚历山大·德鲁日宁、帕维尔·安年科夫和瓦西里·鲍特金)的影响,因此不再体现出明确的、同仁式的思想路线。然而随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加入,该杂志又再次开始为具有思想倾向的批判现实主义摇旗呐喊。
这两篇文章曾得到马克思激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大部分文学批评文章均写于1854—1857年间。1857年秋,他把《现代人》杂志文学批评部的编辑工作交给比他更年轻的同事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以便专心研究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他后来所写的文章中,他提出一种新的革命激进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激进主义完全脱离了俄国自由派及其贵族同情者的世界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阐述了他的哲学观和伦理观,在《资本与劳动》、篇幅很大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论》 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论文中,他自“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多篇文章中,尤其在《关于土地村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之批判》中,他为农民村社辩护,反驳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倡导者的攻击。他的一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卡芬雅克》《路易十八世和查理十世统治时期法国的党争》《七月王朝》等)尤为有趣。在他此时期的著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指出了自由派政治家的摇摆和懦弱,抨击了他们提出的折中措施,他还将自由派的纲领与激进派的纲领进行对比,前者强调政治自由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富裕阶层),后者强调人民的福祉。应该指出,整整一代俄国革命者的观点均由这些文章塑造而成。
随着俄国革命情绪的高涨,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激进阵营思想领袖的作用愈显重要。他的住处是革命活动家(其中包括尼古拉·舍尔古诺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尼古拉·乌京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两兄弟)的聚会场所,大学生们来拜访他,与他商讨他们的政治示威活动。据米哈伊尔·斯列普佐夫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革命者的“土地与自由社”表现出极大兴趣,该组织得到过他的指点。甚至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好友齐格蒙特·谢拉科夫斯基组建的波兰军官革命协会也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该协会成员之一雅罗斯拉夫·达勃罗夫斯基后任巴黎公社总司令,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由于种种不明原因,这份写于农奴解放法令颁布前夕的宣言并未发表。或许是发生在别兹德纳村的农民起义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意识到,之前的农奴已经明白他们被骗走了部分土地;或许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在缺乏有组织革命运动的情形下,这份宣言只会引起无纪律的骚乱,其矛头会指向整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而不仅仅是地主阶级。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熟悉地下斗争方法,是掩盖其踪迹的专家,因此我们对他与革命组织的关联知之甚少,也的确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土地与自由社”成员。然而我们知道,他与《好心人致敬老爷的农民》这篇宣言有关,这篇宣言历数了农奴解放法案的种种缺点。 他似乎也是秘密期刊《大罗斯人》的主要灵感源泉,该刊呼吁社会上受过教育的各阶层掌控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
沙皇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拔除他们眼中的这根芒刺,他们终于高兴地在他们截获的赫尔岑书信中找到了合适借口,这封信似乎提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与伦敦俄国侨民圈接触的证据。1862年7月,他被逮捕并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然而,在他家中并未搜到任何有罪文件,希望他在监狱里精神崩溃的计划也未能如愿,因此,控方不得不利用间接证据,利用伪造的文件和证词。审判持续近两年,尽管证据不足,车尔尼雪夫斯基仍被判处十四年苦役,终身流放至西伯利亚。皇帝确认了此判决,但将苦役刑期减至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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