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1860年代激进民主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被称为“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тво”,这个单词只能译成“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这个术语当然也指俄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60年代这场运动的代表也干脆被称为“启蒙者”(enlighteners/просветители)。普列汉诺夫强调过1860年代“启蒙运动”与18世纪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联系。对列宁而言,1860年代的启蒙运动主要是一种支持资产阶级进步、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民主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共同看法,即把1860年代俄国启蒙运动与18世纪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普列汉诺夫注意到了这种理性主义的理论弱点,列宁则强调其进步作用和反封建作用。
俄国1860年代“启蒙运动”与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之间的相似也可追溯至哲学态度(即“人性”与各种封建“迷信”的对立),追溯至这场运动的哲学风格,这种风格是蓄意批判的,富有攻击性的,总是希望强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两者间的对比。“启蒙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他们中的一员尼古拉·舍尔古诺夫所言:
转引自《弗·伊·列宁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政治思想》(V. I. Lenin i russkaia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aia mysl’ XIX—nachala XX veka)(列宁格勒,1969),第42页。1860年代是我们的精神非同寻常的高涨期,我们的思想力量不曾有过的紧张期,我们的批判思想不曾有过的发展期……在当时,批判思想渗透进了每一个知识领域,触及了每一个社会现象。大地和天穹,天堂和地狱,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问题,农民的木屋和贵族的大厦——所有这些都经受了批判性思想的审查和检视……我们在1860年代经历的思想革命,其规模并不亚于法国自18世纪中期所经历的思想革命。
第一节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唯物主义
生平
新近出版了三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英文专著,即兰德尔:《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F. B. Randall, N. G. Chernyshevskii)(纽约,1967);沃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及其新闻事业》(W. F. Woehrlin, Chernyshevskii: The Man and the Journalist)(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1);佩雷拉:《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与学说》(N. G. Pereira, The Thought and Teachings of N. G. Černyševskii)(海牙,1975)。“1860年代”的关键人物无疑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 。他是萨拉托夫城圣谢尔吉教堂一位神父的儿子,他本想子承父业,但自神学院毕业后他并未继续学习神学,而是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在大学期间,他立即开始研读在公共图书馆里无法读到的禁书。1848年革命时,他贪婪地阅读法国和德国的报纸,以便了解最新情况。亚历山大·哈内科夫(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之一)使他了解到傅立叶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带着其特有的追根究底气质,车尔尼雪夫斯基饱览了傅立叶、圣西门、卡贝、勒鲁、孔西代朗、蒲鲁东和勃朗等人的主要著作。他的文学艺术观是在别林斯基的显著影响下形成的。对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人是炮兵学校的俄国文学教师伊里纳尔赫·维坚斯基,他俩常在维坚斯基家中促膝长谈。维坚斯基曾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朋友,因此他也象征着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之间的别样关联。
见车尔尼雪夫斯基1848—1850年间日记(Diary)。起先,车尔尼雪夫斯基试图将其基督教信仰与“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激进的共和派与山岳派的思想”调和在一起,例如在1848年,他曾为被判处死刑的失败革命者的灵魂祈祷。后来,在圣西门主义者以及皮埃尔·勒鲁的影响下,他试图将乌托邦社会主义与“新基督教”概念,与“新弥赛亚、新宗教和新世界”等概念联系起来。再往后,他生出新的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耶稣基督采用的方法或许并不正确。”如果耶稣能发明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一种类似perpetuum mobile(永动机)的装置,这应该更为有用,能使人类从终日操劳,如何获取面包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此类言论表明,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基督教并非源于一种超验的经验,而是源于对神的人间王国的热情信仰。这种信仰极易经历一个世俗化过程,人们在费尔巴哈之后已得出结论,即神学的秘密就是人类学,自这一结论再简单地迈进一步,便可将神的人间王国解释为一个解放人类、让人类充分掌控自己命运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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