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瓦利茨基:《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Rosyjska filozofia i myśl społeczna od Oświecenia do marksizmu)(华沙,1973)。瓦利茨基在为本书波兰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提及,“本书是作者对俄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18年研究之结果”,如此推算,他走近俄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时间应在1955年,当时他刚从华沙大学毕业不久。1959年,瓦利茨基出版他的第一部专著《个人与历史: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Osobowość a historia: Studia z dziejów literatury i myśli rosyjskiej)。之后,他笔耕不辍,相继写出多部专著,如《在保守主义乌托邦圈子里:俄国斯拉夫派的构成和转变》[W kręgu konserwatywnej utopii: Struktura i przemiany rosyjskiego słowianofilstwa,(1964)],英文版题为《斯拉夫派之争:19世纪俄国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乌托邦历史》(1975),以及《资本主义之争:俄国民粹派的社会哲学》(1969)。1973年,瓦利茨基写成这部《俄国思想史》的波兰语母本,其波兰语原题为《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 ,此书于1979年被译成英文,题目也改为《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这部英译本一炮打响,奠定了瓦利茨基在世界斯拉夫学界的著名俄国思想史家之地位。此后,他还撰写了多部与俄国思想史相关的专著,如《哲学与浪漫民族主义:以波兰为例》(Philosophy and Romantic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Poland,1982)、《俄国自由派的法哲学》(Legal Philosophies of Russian Liberalism,1987)、《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王国之飞跃: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Utopia,1995)、《俄国、天主教与波兰问题》(Rosja, katolicyzm i sprawa polska,2002)。在瓦利茨基一生的学术写作中,这部《俄国思想史》占据一个中心位置,是他精力最旺盛时期的学术产出,他之前关于俄国思想史的三个个案研究,即个人与历史、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和资本主义之争,为他这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在此书之后出版的著作,所讨论的问题也大多是此书所涉及的话题之延续。晚年,他又对这部《俄国思想史》进行修订和扩充,以《俄国思想史纲:从启蒙运动到宗教哲学复兴》(Zarys myśli rosyjskiej od Oświecenia do Renesansu religijno-filozoficznego,2005)为题出版。如此一来,这部《俄国思想史》的写作也就成了贯穿瓦利茨基整个学术生涯的一项事业。
仅从这部《俄国思想史》的波兰文原题,即《从启蒙时期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哲学和社会思想》,便不难看出,瓦利茨基在对俄国思想史进行梳理时偏重的是哲学和社会思想。瓦利茨基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华沙大学社会学系和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工作,时间长达20余年,这显然给了他在哲学与社会学之间做勾连的便利,甚至使他养成了将两者合二为一的学术习惯。在此书波兰文版序言的一开头,作者便对此书中“对哲学的讨论为何与对社会思想的讨论有如此密切的关联”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在作者看来,理论哲学很难被强制性地纳入国家框架,因为它讨论的大多为普遍问题,而非具有民族特征的具体问题,而历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理论哲学中的历史决定因素和社会功能,亦即哲学的实践因素,他们更注重揭示思想与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亦即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哲学基础。在俄国,“另有几个很好的理由支持将社会思想纳入哲学史”,即哲学出现得较晚,官方的思想控制,以及俄国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的迫切关注。俄国知识分子向来更注重思考如何解决与哲学相关的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历史、宗教等现实问题,而非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理论问题。比如,瓦利茨基在书中提及,民粹派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在专制制度存在、社会不平等消失之前,“致力于‘纯哲学’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是对人民神圣事业的背叛”。面对俄国思想的这样一种实况和特征,瓦利茨基自然会在他的《俄国思想史》中更多地论及实践哲学层面,而在实践哲学层面,他更关注的是俄国思想家们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和“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这两个概念也时常出现在此书所列出的小标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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