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中期起,瓦利茨基与欧美学界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关系。1966年和1973年,他获福特基金会资助,两度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访学,1969年起先后任教于哥本哈根大学、斯坦福大学、日内瓦大学和澳洲国立大学等高校,1977—1978年任华盛顿威尔逊中心访问学者,1986—1999年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在欧美斯拉夫学界30余年的执教和研究生涯,使他对西方的斯拉夫学,尤其是西方学者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有广泛把握,这为他写作这部《俄国思想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书注释中给出的众多最新英文研究文献就是一个证明。在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研究中,有一位英国学者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瓦利茨基在牛津访学时与伯林相遇,他参加了伯林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举办的俄国思想史研讨班。此时的伯林正在专心研究俄国思想史,尤其是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于赫尔岑的研究,他后来出版的名著《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1978),其主要内容大约就酝酿于这一时期。不难想象,与伯林的相处可以为瓦利茨基提供一个多么宝贵的学习和借鉴的机会。瓦利茨基在本书篇幅不长的英文版序言中两次提及伯林:“我的第一站是牛津,在那里我遇见以赛亚·伯林爵士,他对我的想法表现出真正兴趣,并积极鼓励我承担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的详尽专著。”(x)“1966—1967学年,我参加了以赛亚·伯林爵士的俄国思想史研讨班,并写成我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那本书。”(xi)瓦利茨基在伯林的建议和启发下写成的两本书,即《资本主义之争:俄国民粹派的社会哲学》(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1969)和《斯拉夫派之争:19世纪俄国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乌托邦历史》(The Slavophile Controversy: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Utopia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Thought,1975)均在牛津大学出版了英文版,这不仅为瓦利茨基之后关于俄国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使他成为西方学界广为人知的俄国思想史研究专家。
然而,瓦利茨基首先是一位波兰学者,他的著作自然首先是遵循“波兰传统”(Polish tradition)的。他在本书英文版序言的开头就写道:“我十分感激此书背后的这一波兰传统。尽管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即波兰人似乎对俄国的一切均抱有敌意,但是,甚至在被分裂的波兰也仍有一些学者和作家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心怀感激,甚至赞赏有加,他们认为其任务即在俄国和波兰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或更具雄心,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构建思想桥梁。”(ix)所谓“波兰传统”其实有两种不同含义:一是瓦利茨基在这里提到的波兰人对俄国抱有的“敌意”。1772—1795年间,俄国曾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在整个19世纪,波兰的大部分国土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疆域,波兰实际上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为争取民族自治和国家独立,波兰人进行过悲壮的抗争,波兰人也由此与俄国人结下世仇;另一方面,波兰知识分子又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思想传统“心怀感激”,波兰与俄国同属斯拉夫文化圈,两国的知识分子心有灵犀,在19世纪的思想运动中往往携手同进,不分彼此,所以,作者在这部《俄国思想史》中也提及了多位波兰思想家及其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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