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不是一个已婚的出轨女人在责任和欲望之间陷入沉沦的道德批判,上流社会偷偷摸摸的风流韵事数不胜数,但大家都懂得这种事不要说出来,更不要去为此而挑战社会规则、家庭伦理。可安娜就是这样做了,甚至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仅此就足以让整个社会愤怒,而作为男人的佛伦斯基则几乎没受到什么指责。男人抛开家庭追逐梦想常常被视为一种浪漫,而女人如此做就是大逆不道。
但女人也可以是自由的,无关其妻子抑或母亲的身份;一个自由的女人充满魅力,一个自由的女人令人恐惧,这点对托尔斯泰也不例外。按照他的说教,爱情不能仅仅是情欲之爱,不能弃家庭及社会责任于不顾,否则就会陷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迷障,而自我中心主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与作为正面教材的列文、基蒂那对相反,安娜恰恰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女性,即使贯彻这一点要以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为代价。当她在卧轨前的那一刻爆发出“所有人都在自欺、一切皆是虚伪”的内心呐喊时,我认为她更多的是在说自己。
过去的读者喜欢、同情安娜的比较多,现在则相反,大多数阐释者对安娜持批判、驳责的态度,甚至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这也暗合了时代趣味的变迁。但请注意,不论你怎样解读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人物形象,都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或者最终的答案。当安娜作为一个自由而自我的女性被成功塑造出来后,就摆脱了作者的掌控和读者的阐释——所有这些最终映像出的正是阅读者自己的欲望。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执着批判何尝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呢?每当我看见有阐释者孜孜不倦地寻找证据去证明安娜是一个不道德的坏女人,不值得被人喜爱时,我总有些语塞——他当然可以这样阐释,但完全把力气用错了地方。难道那些喜爱安娜、对包法利夫人产生共情的读者,没看出她们的缺点,意识不到这些问题吗?说到底,能够去欣赏、去憎恨、去理解一个沉溺于自身而无法自拔的自我者,从来都只是另一个忠实于自身的自我。
最后一点,佛伦斯基是安娜爱欲的对象,但让她意识到爱欲的自由却是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以及搭乘火车旅行的契机。她被车轮碾过,临死之际,托翁是这样描述的:
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安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说她最终活成了自己读过的书中人物,这足以让我们这些文学阅读者产生共情——可安娜本来不就是书中的人物吗?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人物是爱玛·包法利,虽然同样是徘徊于书籍与现实、欲望与日常之间,但她与自由选择没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不甘平庸却又注定平庸的现代变体,和《山月记》中的陇西李征如出一辙。由阅读书籍勾引起对另一种生活的欲望的例子,还有但丁《神曲》中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法就此再深入展开。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纳博科夫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解读。他在《俄罗斯文学讲稿》(1981)里仔细研究了安娜所乘的卧铺车厢,探讨了不同车厢的型号、当时的空间布局、人们一般在车厢里做些什么、被轧死的铁路工和安娜的噩梦等,甚至还专门绘制了一幅车厢内部示意图来说明。我觉得这也是纳博科夫最精彩的一个文本分析案例。
安娜和佛伦斯基的车厢邂逅没有太多对话环节,但我们知道,艳遇能够成功大多源于结识的二人在火车上聊得非常投机,比如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1960— )的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1995)。一对陌生男女在车厢中相遇,偶然打开话匣,借着共同的吐槽彼此相互吸引,于是在维也纳下车度过了浪漫一日。作为经典的文艺爱情片,导演用了很多跟拍镜头和正反打,帮观众融入男女主角喋喋不休的对话中。虽然这给了电影一些写实的气质,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属于文艺青年的现代童话:车厢邂逅很快就建立起信任,几乎无涉任何警惕与防备;杰西是幸运的,他在茫茫人海中觅到了唯一的灵魂伴侣——美丽率真的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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