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车厢邂逅相关文本的梳理,是为了向大家说明,铁路火车的出现为文学与电影提供了新的题材和叙事模型,而文学和电影中的铁路火车其实也能帮助我们去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以及现代性经验的特征——遭遇陌生人。
一方面,在上述文本中,火车不再是故事可有可无的背景舞台,而是生产叙事、决定其发展走向的装置;它不需要去援引其他理由,光凭自身就能为叙事赋予合法性。当车厢邂逅的经验成为文本叙事的主题时,决定故事始末、情节走向的除了铁路时刻表、行车线路、移动和速度,还有车厢内与你不期而遇的诸多陌生人。因为车厢合理化了与陌生人的邂逅,这就为小说作者、电影导演免去了很多逻辑上的难题;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后面无论发生多么出人意料的转折,其实也已在情理之中。倘若变换一下空间场景,比如你在自己家里撞上陌生人,这也会出人意料,但不在情理之中,所以创作者必须为读者提供解释,否则就会破坏叙事的连贯性。或者我们想象另外一种身份,比如宝玉和黛玉相逢是必然的,但安娜和佛伦斯基、杰西和席琳的邂逅则是偶然的,因为后者首先是火车上的乘客,对他们而言没有命中注定的相遇,如果你在阅读或者观影中获得了“命中注定”的感受,恰恰说明故事是成功的,文本将偶然包装成了必然。
另一方面,车厢社会也是对现代性处境的凝聚,与人类亲密关系的转变、社会中的抽象信任等问题息息相关。陌生人本来就是难以界定的存在,让你感觉既近又远,无法一劳永逸地判断是敌是友,这就为各种反转埋下了伏笔。但真正让你感受到反转的,还是缘于移动车厢提供的密闭空间与加速状态:前者让乘客暂时摆脱了日常身份的束缚,重新扮演为原子化的个体;后者要求所有个体必须尽快识别彼此、建立关系,且加速状态下的人际交往更接近于角色扮演游戏。艳遇、骗局抑或什么都没有,这全是速度的产物。其实仔细想想,只要时间足够久,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能让你真正感到惊讶。
现代社会中,有限个体在加速状态下和陌生人打交道,必然存在信息的缺乏与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对要相信的东西有所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现代人的信任所授予的对象不再是另一个具体个人——那样太花时间,而是技术、器物以及制度——比如夹杂着车厢空间、乘客规范、铁路系统、旅行经验的“抽象信任”(Abstract trust)。人们之所以会上当受骗、期许落空,并非像表面上那样是被陌生人骗取了信任,而是“抽象信任”的习惯让你以为所在的车厢、所处的社会总是在按照规则和制度运转,可靠有效,这才是你会错意的原因所在。然而作为单纯个体的你没法怪罪铁路火车,也没法改变制度关系,只能时刻告诫自己压抑欲望,提防陌生人——就像他人正在提防你一样。
二 时间迷宫:以有限想象无限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单元——时间迷宫。我本来打算和大家聊一聊文学与电影中的“戏中戏、梦中梦”这样一种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手法,但后来发现这太过庞大和复杂,我也无法驾驭。我们之前的课程其实也接触到了“戏中戏、梦中梦”的不同案例,比如哈姆雷特听了父亲亡魂的控诉,特意安排人马演了一场类似情节的戏剧取名为《捕鼠器》来测试叔父和母后的反应;《福尔摩斯二世》中的电影放映员在现实中受人诬陷,借助梦境进入影像世界中充当起福尔摩斯式的侦探角色,查明真相,逮捕罪犯,最终回到现实世界中也为自己洗刷了冤屈。“戏中戏、梦中梦”可以是一种叙事隐喻,通过内在故事来揭示或反讽外在故事;也可以是一种推进手法,以故事套故事进入到新的时空体中。
因为“戏中戏、梦中梦”其实是对戏、梦自身的二分,这又涉及真实与虚假、实在与表征这样的古老问题,你会因此而质疑自我是否存在、世界是否真实。比如《黑客帝国》(1999)中尼奥服下了孟菲斯给的红色药丸,发现自己之前的生活不过是机器制造的梦境,一个通俗的“缸中之脑”故事。戏中之戏同时映射着此身所处的外在世界,在破除自我执念、领悟诸行无常的意义上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中国文学传统中,从庄周梦蝶到南柯太守都传递着同样的教诲。同理,既然人生如戏如梦,那么拍摄电影和观看电影其实就是在制造及解读“戏中戏、梦中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1932—1984)的《日以作夜》(1973)是对此最为精彩的说明。这部影片就是“电影的电影”,包含了导演对电影的热爱,我特别喜欢里面导演的三场梦境。然而在比较了这些文本之后,我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戏中戏、梦中梦”如何通过叙事营造出无限时间的幻觉,即以有限想象无限——对无法触及、不可能实现之物只能是想象和思考。所以这一讲我请大家去阅读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以及观看克里斯多夫·诺兰的《盗梦空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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