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文学与电影十讲:在无限的世界里旅行 / 正文
点评
第十讲 望远镜让你看到遥远的事物,却不是为了缩短你们的距离

文本望远镜:车厢邂逅与时间迷宫

本章是最后一讲,标题“文本望远镜”既和上周的“理论显微镜”形成对照,也是回应我们一开始的问题——阅读文学、观看电影,除了满足自身喜好外,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之前讲过,以文学、电影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一般不会为你带来短期、实际的好处,即使从长远来看,也不太可能会帮助你在资本市场、社会竞争中取得世俗意义的成功。不是说你学到的知识不能拿来赚钱,而是这些知识本身——体验他人的生活、感悟人类的悲欢,甚至尝试去理解非人的世界,没法用性价比之类的标准来衡量;它更多是一种不计回报、不足为外人道的深层欲望和精神追求。所以我觉得望远镜是一个很贴切的意象,它让你看到遥远的事物却不一定是为了缩短你们彼此间的距离,远观而无须亵玩,所以观看时带有想象,研究中伴随欣赏。当然,你很难说服不理解的人去接受它的意义,但对此有所体悟的人不用说出来就都明白。有同学说,他就是纯粹喜欢看电影,电影给他带来了快乐,这难道不就是电影对他的作用和意义吗?这作为个人的答案固然不错,但要注意的是,上述句式里的“看电影”替换成“买包包”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命题还是成立的。生活在消费社会中,你所热爱的对象并不足以使你看起来与众不同,文学/电影只是诸多选项中的一者——不假思索地沉溺于文本可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窥视欲,并没有“诗与远方”包装起来的高尚感。消费的快乐和思考的快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前者近乎一种直接满足欲望的快感(让你爽),而后者是一种延迟满足,在更为曲折、更为高阶的批判反思中获得新的自由。

除此之外,望远镜只是文本诸多职能中的一种,这节课的重点是我们如何借由文学文本、电影文本进入到人类知识的其他领域。从横向上看,文本望远镜总是致力于拓宽我们自身经验的边界,帮助我们加深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从纵向上看,文本望远镜能够将我们拉升至经验以外的领域,帮助我们理解并欣赏一些针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沉思。没错,是欣赏而非解决。因为文学不可能为你解决一道数学难题,但却能助你领略数学的魅力。逻辑可以作用于自身,却不会欣赏自身的成就。所有这些去经验化的思维活动对文本的依赖程度都很低,可恰恰是文本(文学或电影的)才能为它们提供审美意义。

接下来我会从“车厢邂逅”与“时间迷宫”两个单元分别进行讲解,其实也就是在主题框架下对文学和电影的文本作比较阅读。由于是最后一讲,所以加入了一些我个人感兴趣的内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一 车厢邂逅:火车上的浪漫与犯罪

铁路火车自诞生之日就与文学、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面在讲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卢米埃尔兄弟《火车进站》(1895)的“神话”,“幻影之旅”作为早期的一种美学镜头可以凸显电影的视觉移动性,而铁路和电影其实都是现代性的发生装置——让同时作为乘客和观众的现代人在被动加速的状态下体验到时空的湮灭。

当火车在电影中出现时往往意喻一段旅程的开始,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寻父,其实也是寻找自我,比如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1935—2012)的《雾中风景》(1988)。姐弟二人为了寻找并不存在的父亲,反复搭上火车又被迫跳下,在这段过程中,他们见识到了雪夜中逃跑的新娘、奄奄一息的马匹、断了手指的巨手雕像,还有虚伪残暴的成年人,以及纯真美好却又令人心碎的少年。生命的旅途重在过程而非终点,知觉体验胜于逻辑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公路电影”对导演和观众都比较友好——你不会在观看这类影片时质疑旅途遭遇的合理性,因为火车这类现代交通工具本身就为叙事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

《东京物语》电影海报,1953年

一段旅程的开始同时意味着上一段旅程的结束,电影中的火车也常常承载着人的离别,比如费里尼的《浪荡儿》(1953),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1953)、《浮草》(1959)等。《浪荡儿》是小镇青年的经典叙事,青春就是要拿来无所事事地挥霍至荼䕷,不论怎么折腾或不甘平庸,总有一天你要么和周围妥协,要么就搭上火车离开这里。也许这趟自我强加的旅程终究还是会以回到起点而告终,但在当初的某个时刻你一定得离开——不一定是被外面的世界吸引,可能仅仅因为只有走出去才能确认曾经待在这里的意义。

至于小津安二郎,我实在无法想象如果把所有有关火车的镜头从他的作品中拿掉会是什么样子。小津的电影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家庭关系、人情伦常这些直接的内容,反而恰恰是在火车、车站这些非人的对象和场景那里折射出人之为人的界线以及界线外的无尽伤感。比如《东京物语》结尾京子未能去车站送别纪子,可她内心依然充满牵挂,时不时看手表推算火车开动的时刻,镜头从她凝望窗外的特写转向火车驶过的大场景,孩童的歌声犹在耳边,有情和无情虽然对比强烈,却也只是不同程度上的不尽如人意。或许这就是人生吧。《浮草》结尾驹十郎和寿美子这对相爱相杀、身如浮草的情人在车站重归于好,与其说是两人相互和解,倒不如说是车站这一场景还有即将出发、没入夜色的火车容纳了一切,同时也再次突出了小津电影中的一贯主题:人生不会如谁所愿,但每个人总会有自己的归宿。

同理,作为现代性的象征,火车成为文本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也为文学和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打开了叙事空间。在狄更斯的小说里,火车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是吞噬一切的怪兽,这可能和他本人经历过严重的火车出轨事故有关。老舍的《断魂枪》(1935)、朱西甯的《铁浆》(1963)都是将火车视作一种无法阻挡的祛魅工具,被它改变的过去永远过去了。一个现代人能够搭乘火车,除了有钱之外,还需要看懂铁路时刻表、规划行程。这其实也是一个时空转换的例子——将空间上的距离跨越转换成时间上的计算筹划。铁路时刻表为通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设置谜团、制造叙事张力的重要道具——既是侦探破案的工具,也是罪犯掩盖证据的帮凶,比如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恐怖谷》(1914)、《红桦庄探案》(1892),以及日本推理小说中松元清张(1909—1992)的《点与线》(1958)、西村京太郎(1930— )的《终点站杀人事件》(1981)。事实上,人一旦置身于火车中,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故事的开始。铁轨连接着作为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城市,但火车经过的地段几乎都在城市之外;车厢作为现代的公共空间,令诸多陌生人在一定时间内共处一室,而每个乘客都会利用相应的规章、设施来划分彼此的私人领地——车厢是对城乡、公私这种常见空间划分的悬置,不稳定的界线、潜藏的可能性,使得舒适与不安、浪漫与危机并存——剧情反转只是一瞬间的事。因此,火车车厢是对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交往经验的凝聚与放大。倘若旅途时间尚短,那么乘客之间还可以一言不发,偶有眼神交汇;但如果时间长到足以承载一个故事,那么其最极致的两种表达就是犯罪与艳遇。

移动的车厢是一种加速状态下的密闭空间,配合规划好的运行时刻表,非常适合拿来做犯罪场所。大家首先会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的著名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1934)及其多个影视改编版本。它其实是披着现代旅行外衣的古老复仇故事。侦探波洛之所以能成功破案,不仅是因为他在排查嫌疑人线索时显露出敏锐的洞察力和绝佳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一般人针对火车旅行的思维定式。毕竟这个故事最出人意料之处是同一节车厢内的十二位乘客,表面上互不相识,背地里却共同参与了复仇计划。当你乘坐地铁、高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周围的陌生乘客其实在联合起来演戏欺骗你?就算你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我想你也会很快打消掉,不是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可能,而是它发生的几率太低不足以摧毁你对世界的预设,更不值得为此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小说和电影创作就不需要顾虑这些,它抓住陌生人向你展示的信息和内在的不对称这一点大做文章。和你同乘的室友凭空消失而所有人都说从未见过她,对面的美女向你施以援手但其实是想利用你的间谍,你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陌生男子开始交谈居然就引发了一桩谋杀案,这些是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的电影讲述的车厢故事。《火车怪客》(1951)的英文原名“Strangers on a Train”直译过来其实就是“火车上的陌生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陌生人都会将你卷入谋杀,令你惹上麻烦,但你也有可能从他那里听到一个犯罪故事。托尔斯泰晚年创作过一部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1889),题目取自贝多芬的同名乐曲,就是乘客在车厢里听陌生人讲述他因为怀疑妻子与钢琴师出轨,陷入嫉妒和愤恨中最终将妻子谋杀的故事。叙事的过程伴随着火车沿途行止、列车员的进出时不时地中断,好像也产生了类似于乐曲的节奏感。精妙的叙事结构是托翁的拿手好戏:一开始你遇见车厢中有个神经质的陌生绅士,几番波折后终于愿意和你倾吐,随着他的故事讲述到高潮,先前的奇怪举止也都得到了解释——正处在车厢中的叙述者告诉你他害怕坐火车,坐火车令他不寒而栗,因为正是在车厢中他陷入狂想无法自拔,萌生了杀妻的念头:

我一走进火车车厢,就开始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态。坐在火车上的这八个小时旅程,对于我简直太可怕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是因为我坐进车厢以后,自己就觉得仿佛已经到了家呢,还是因为铁路对于人有一种刺激作用,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坐进车厢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象了,它开始一刻不停地、栩栩如生地向我描绘激起我的妒忌心的那一幅幅画面,而且一幅比一幅下流,都是关于我不在家时家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她怎样对我不忠实的情景。我注视着这些画面,我被愤恨、恼怒以及因为自己被人侮辱而感到的一种特别狂热的感情煎熬着。我摆脱不了它们。我不能不看它们,我抹不掉它们,也不能不一再想象到它们。而且,这些画面的逼真似乎在证明我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确有其事的。有一个魔鬼,仿佛故意与我作对似的,使我产生了一些最可怕的想法。

在托尔斯泰笔下,车厢是有魔力的,它的移动状态、它的模糊界限,都是对工作、家庭这些日常社会关系的一种逃避,车厢中的旅客身份与其作为人生过客的本质在此阶段重合,好像人只有在这里才会直面自身,陷入情绪和欲望的深渊。这或许就是托尔斯泰喜欢借助铁路火车来书写婚姻与家庭、反思爱情与幸福的原因。而他本人素来与妻子不合,在临终之前执意离家出走,最终死在一座小火车站里,好像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既然讲到托尔斯泰,那么我们就转向车厢邂逅在文学电影中的另一主题——艳遇,文学史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安娜·卡列尼娜和佛伦斯基在火车上的相遇。在从圣彼得堡去莫斯科的一次火车旅行中,安娜邂逅了佛伦斯基,尽管只有一面之缘,佛伦斯基却深深地迷恋上了安娜。两人的感情在一次舞会上急速升温,为了斩断这日常生活之外的浪漫与不安,安娜立即从莫斯科乘车返家,在归程的车厢中,读着小说,思绪联翩,怀疑起自己的生活,居然于途中再次“巧遇”佛伦斯基,以至于抵达圣彼得堡车站后,丈夫卡列宁的模样令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惊异甚至厌恶。无法压抑爱意的安娜抛家弃子与佛伦斯基走在一起,这为社会所不容,两人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终于有一天,安娜从莫斯科乘车前往佛伦斯基的庄园,想见情人却不得,于绝望沮丧中面对着迎面而来的火车从月台上纵身跳下,“为了惩罚他,也为了摆脱所有人和我自己”。

所有《安娜·卡列尼娜》的电影改编都稍欠了一点味道,因为电影可以呈现——也乐意去呈现——宴会中男女共舞、女主跳轨自杀这些极具视觉张力的场面,却很难传达出为何经过了一段铁路旅程,在移动的车厢中待了几天,人的心态、想法就会发生改变。安娜从莫斯科回到圣彼得堡,本来是要搭乘火车逃离诱惑、回归责任,可当她下车时却发现家庭和婚姻是如此陌生。一个浅薄的解释就是她在中途的车站“巧遇”追过来的佛伦斯基,风雪漫飞的车站上出现了那个执着于自己的美男子,女人再也抵御不了此种浪漫——最新版本的电影就是这样拍的。但这其实是对安娜的一种误解,也抹杀了原著的复杂性。仔细读文本就会发现,旅途中的安娜在佛伦斯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窗外刮着暴风雪,行进的列车颠簸不停,卧铺车厢内各种嘈杂和骚乱,而安娜则在昏暗的烛光下读着一本英国小说。她对书中的人物产生认同,又借由对他们的批判回看自己的生活,因为“她自己想要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了”。在托尔斯泰的描述中,车厢再次施展起了魔力:

萨莫赫瓦罗夫(Alexander Nikolayevich Samokhvalov)为《安娜·卡列尼娜》绘制的插图,1953年

她感到自己的神经好像绕在旋转着的弦轴上的弦,越拉越紧。她感到她的眼睛越张越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搐着,身体内有个东西在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半明半暗的灯光里以其稀有的鲜明使她不胜惊异。瞬息即逝的疑惑不断地涌上心头,她弄不清火车是在向前开,还是往后倒退,后者完全停住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努什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椅子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有个东西却想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

不论那个想拉她过去的东西是佛伦斯基,是爱情抑或欲望,还是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与渴望,是听从还是拒绝,其实完全由安娜自己决定。换言之,她是自由的。

我觉得这里其实点出了这个人物的本质特征。从安娜阅读他人的生活到尝试去过自己的生活这一车厢中的转变开始,之后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决定的:与佛伦斯基陷入热恋,想与卡列宁离婚,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离家出走,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为了惩罚情人而投身于火车车轮之下。这不是一个可怜女人爱上渣男被抛弃的悲剧故事,安娜为自己对佛伦斯基的爱做出了巨大牺牲,唯独没有丧失自身的主体性,那是始终忠实于自我的激情。

这也不是一个已婚的出轨女人在责任和欲望之间陷入沉沦的道德批判,上流社会偷偷摸摸的风流韵事数不胜数,但大家都懂得这种事不要说出来,更不要去为此而挑战社会规则、家庭伦理。可安娜就是这样做了,甚至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仅此就足以让整个社会愤怒,而作为男人的佛伦斯基则几乎没受到什么指责。男人抛开家庭追逐梦想常常被视为一种浪漫,而女人如此做就是大逆不道。

但女人也可以是自由的,无关其妻子抑或母亲的身份;一个自由的女人充满魅力,一个自由的女人令人恐惧,这点对托尔斯泰也不例外。按照他的说教,爱情不能仅仅是情欲之爱,不能弃家庭及社会责任于不顾,否则就会陷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迷障,而自我中心主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与作为正面教材的列文、基蒂那对相反,安娜恰恰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女性,即使贯彻这一点要以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为代价。当她在卧轨前的那一刻爆发出“所有人都在自欺、一切皆是虚伪”的内心呐喊时,我认为她更多的是在说自己。

过去的读者喜欢、同情安娜的比较多,现在则相反,大多数阐释者对安娜持批判、驳责的态度,甚至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这也暗合了时代趣味的变迁。但请注意,不论你怎样解读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人物形象,都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或者最终的答案。当安娜作为一个自由而自我的女性被成功塑造出来后,就摆脱了作者的掌控和读者的阐释——所有这些最终映像出的正是阅读者自己的欲望。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执着批判何尝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呢?每当我看见有阐释者孜孜不倦地寻找证据去证明安娜是一个不道德的坏女人,不值得被人喜爱时,我总有些语塞——他当然可以这样阐释,但完全把力气用错了地方。难道那些喜爱安娜、对包法利夫人产生共情的读者,没看出她们的缺点,意识不到这些问题吗?说到底,能够去欣赏、去憎恨、去理解一个沉溺于自身而无法自拔的自我者,从来都只是另一个忠实于自身的自我。

最后一点,佛伦斯基是安娜爱欲的对象,但让她意识到爱欲的自由却是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以及搭乘火车旅行的契机。她被车轮碾过,临死之际,托翁是这样描述的:

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安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说她最终活成了自己读过的书中人物,这足以让我们这些文学阅读者产生共情——可安娜本来不就是书中的人物吗?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人物是爱玛·包法利,虽然同样是徘徊于书籍与现实、欲望与日常之间,但她与自由选择没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不甘平庸却又注定平庸的现代变体,和《山月记》中的陇西李征如出一辙。由阅读书籍勾引起对另一种生活的欲望的例子,还有但丁《神曲》中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法就此再深入展开。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纳博科夫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解读。他在《俄罗斯文学讲稿》(1981)里仔细研究了安娜所乘的卧铺车厢,探讨了不同车厢的型号、当时的空间布局、人们一般在车厢里做些什么、被轧死的铁路工和安娜的噩梦等,甚至还专门绘制了一幅车厢内部示意图来说明。我觉得这也是纳博科夫最精彩的一个文本分析案例。

安娜和佛伦斯基的车厢邂逅没有太多对话环节,但我们知道,艳遇能够成功大多源于结识的二人在火车上聊得非常投机,比如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1960— )的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1995)。一对陌生男女在车厢中相遇,偶然打开话匣,借着共同的吐槽彼此相互吸引,于是在维也纳下车度过了浪漫一日。作为经典的文艺爱情片,导演用了很多跟拍镜头和正反打,帮观众融入男女主角喋喋不休的对话中。虽然这给了电影一些写实的气质,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属于文艺青年的现代童话:车厢邂逅很快就建立起信任,几乎无涉任何警惕与防备;杰西是幸运的,他在茫茫人海中觅到了唯一的灵魂伴侣——美丽率真的席琳。

可车厢中美丽的陌生女人也可能是对你图谋不轨的骗子,这更是小说电影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张恨水193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平沪通车》。银行家胡子云携带十几万元巨款,从北平乘坐刚开通的直达火车回上海。不料在餐车上邂逅了一位年轻貌美但未买到卧铺票的摩登女郎,交谈之中得知她叫柳絮春,还是自己远房亲戚的朋友。胡子云见色起意,盛情邀她去他的包厢歇息,两人度过了风流一夜,甚至第二天晚上依旧如故。然而当胡子云一觉醒来快到上海站时,发现皮箱里的巨款不翼而飞,那位叫柳絮春的女子也早已在苏州站下车。数年后,穷困潦倒的胡子云再次坐火车经过苏州时,见一位极像柳絮春的摩登女郎提着皮包匆匆而过,不禁陷入疯狂,为继续前行的列车所抛弃。我在《铁路现代性》一书中曾详细分析过这篇小说,主要的论点是认为它不只是一个包含传统道德说教的言情故事(男人好色、女人危险),车厢邂逅从艳遇到骗局的演进恰恰揭示出了现代社会交往规则、信任体系的一些重要特质——这是一个有关现代性的寓言。车厢中的陌生女性,浪漫与危险并存,这一书写/拍摄模式背后指涉的是:当女人出现在现代公共空间之中,这意味着她更易于被接近,同时也更不易被你掌控——她是自由的。

还有最后一种车厢邂逅,陌生男女在列车上相遇,开始建立某种联系,一起去经历冒险,或者被迫成为隐秘的“共犯”,就在情绪升温,似乎要有点什么事情出现的时候,一切突然戛然而止,火车到站,彼此各奔东西,如同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你在列车上邂逅灵魂伴侣或犯罪分子的概率都是比较低的,更普遍的情况是它成为你波澜不惊的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很快被遗忘,你连对方的样子也记不清。波兰导演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Jerzy Kawalerowicz,1922—2007)的《夜行列车》(1959)讲述的就是无果而终的艳遇和有惊无险的犯罪——暧昧与猜忌、浪漫与不安、有情与无情这些车厢邂逅常见的反转要素在这部影片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影片的摄影非常出色,尤其是后半段成功营造出密闭空间内人与人的不信任,到高潮处转向室外走向一场人民的大追捕。有论者说这映射了波兰特殊时期的压抑和裂痕。我不熟悉波兰的历史,但我觉得这并非某种社会特有的产物。事实上我看这段的时候,脑中浮现出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教诲——“人对人是狼”,即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会变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战争。这并非因为人天性是自私、邪恶的,也不是说人际关系就纯粹是虚伪的;而是自然状态下的不确定因素,使你没法真正去相信一个与自己不同的陌生人。人和人之间之所以会充满敌意,不是谁的内心险恶,而是因为信任的缺失才导致了对他人的不安与对未知的恐惧,这才是“他人即地狱”的真谛。

按照霍布斯的说法,社会得以确立并且正常运转,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人会和自己一样遵守规则、承担义务。倘若没有像政府这样在我和他人之外的第三者提供政治权威,那么这种相信就无法建立起来——单方面对他人心存期许是不理智、不安全的。所以霍布斯的结论是,不论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不论权威是以什么方式确立的,有要比没有好。影片中面临危机的密闭车厢,正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彻底释放;所有乘客都从停驶的列车中下来,在旷野中争先恐后地去追捕杀妻疑犯,不是因为他们了解案情真相,也不是因为他们多么痛恨疑犯,而是因为他们渴望恢复正常的秩序——通过参与正义的表演,以求过上一种卸下防备、停止敌意的生活。

《夜行列车》剧照,1959年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抓捕疑犯这一高潮结束后,镜头缓慢地注视着默默走回车厢的人群,他们又恢复到若无其事的状态。在这一刻,作为观众的我们意识到:就像男女主角曾被怀疑一样,每个陌生的他者都是潜在的疑犯,自觉参与追捕正是为了拼命洗刷自己的嫌疑。怀疑他人的同时又要向他人证明自己,这不就是现代人生活的全部吗?这一幕其实也预示了最后的结局:参与追捕的乘客跑得再远,终究还是要回到火车上;男女主角之间的暧昧浓到爆裂,可这场还未开始的恋情只能留在车厢里。当男人对靠在自己肩上的女人非常冷静地说出“我的妻子在站台上等我”时,我们再次领略了对陌生他者心怀期许是件多么有风险的事——决定我们关系走向、情感归宿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铁轨的里程、列车的运动以及碰上哪种陌生人的运气。

这部电影也让我联想到张爱玲的《封锁》(1944)和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的《南方高速》(1966)这两篇短篇小说。因为空袭警报而搁浅的电车和突如其来的高速大堵车催生了邂逅陌生人的暧昧情愫,就在情节要有新进展之际,电车恢复正常,高速可以通行,人们匆匆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故事也就无疾而终,像是没发生过一样。上述三个例子的场景、描写的细节以及个人风格皆有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把握住了某种现代性体验的内核。

以上对车厢邂逅相关文本的梳理,是为了向大家说明,铁路火车的出现为文学与电影提供了新的题材和叙事模型,而文学和电影中的铁路火车其实也能帮助我们去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以及现代性经验的特征——遭遇陌生人。

一方面,在上述文本中,火车不再是故事可有可无的背景舞台,而是生产叙事、决定其发展走向的装置;它不需要去援引其他理由,光凭自身就能为叙事赋予合法性。当车厢邂逅的经验成为文本叙事的主题时,决定故事始末、情节走向的除了铁路时刻表、行车线路、移动和速度,还有车厢内与你不期而遇的诸多陌生人。因为车厢合理化了与陌生人的邂逅,这就为小说作者、电影导演免去了很多逻辑上的难题;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后面无论发生多么出人意料的转折,其实也已在情理之中。倘若变换一下空间场景,比如你在自己家里撞上陌生人,这也会出人意料,但不在情理之中,所以创作者必须为读者提供解释,否则就会破坏叙事的连贯性。或者我们想象另外一种身份,比如宝玉和黛玉相逢是必然的,但安娜和佛伦斯基、杰西和席琳的邂逅则是偶然的,因为后者首先是火车上的乘客,对他们而言没有命中注定的相遇,如果你在阅读或者观影中获得了“命中注定”的感受,恰恰说明故事是成功的,文本将偶然包装成了必然。

另一方面,车厢社会也是对现代性处境的凝聚,与人类亲密关系的转变、社会中的抽象信任等问题息息相关。陌生人本来就是难以界定的存在,让你感觉既近又远,无法一劳永逸地判断是敌是友,这就为各种反转埋下了伏笔。但真正让你感受到反转的,还是缘于移动车厢提供的密闭空间与加速状态:前者让乘客暂时摆脱了日常身份的束缚,重新扮演为原子化的个体;后者要求所有个体必须尽快识别彼此、建立关系,且加速状态下的人际交往更接近于角色扮演游戏。艳遇、骗局抑或什么都没有,这全是速度的产物。其实仔细想想,只要时间足够久,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能让你真正感到惊讶。

现代社会中,有限个体在加速状态下和陌生人打交道,必然存在信息的缺乏与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对要相信的东西有所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现代人的信任所授予的对象不再是另一个具体个人——那样太花时间,而是技术、器物以及制度——比如夹杂着车厢空间、乘客规范、铁路系统、旅行经验的“抽象信任”(Abstract trust)。人们之所以会上当受骗、期许落空,并非像表面上那样是被陌生人骗取了信任,而是“抽象信任”的习惯让你以为所在的车厢、所处的社会总是在按照规则和制度运转,可靠有效,这才是你会错意的原因所在。然而作为单纯个体的你没法怪罪铁路火车,也没法改变制度关系,只能时刻告诫自己压抑欲望,提防陌生人——就像他人正在提防你一样。

二 时间迷宫:以有限想象无限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单元——时间迷宫。我本来打算和大家聊一聊文学与电影中的“戏中戏、梦中梦”这样一种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手法,但后来发现这太过庞大和复杂,我也无法驾驭。我们之前的课程其实也接触到了“戏中戏、梦中梦”的不同案例,比如哈姆雷特听了父亲亡魂的控诉,特意安排人马演了一场类似情节的戏剧取名为《捕鼠器》来测试叔父和母后的反应;《福尔摩斯二世》中的电影放映员在现实中受人诬陷,借助梦境进入影像世界中充当起福尔摩斯式的侦探角色,查明真相,逮捕罪犯,最终回到现实世界中也为自己洗刷了冤屈。“戏中戏、梦中梦”可以是一种叙事隐喻,通过内在故事来揭示或反讽外在故事;也可以是一种推进手法,以故事套故事进入到新的时空体中。

因为“戏中戏、梦中梦”其实是对戏、梦自身的二分,这又涉及真实与虚假、实在与表征这样的古老问题,你会因此而质疑自我是否存在、世界是否真实。比如《黑客帝国》(1999)中尼奥服下了孟菲斯给的红色药丸,发现自己之前的生活不过是机器制造的梦境,一个通俗的“缸中之脑”故事。戏中之戏同时映射着此身所处的外在世界,在破除自我执念、领悟诸行无常的意义上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中国文学传统中,从庄周梦蝶到南柯太守都传递着同样的教诲。同理,既然人生如戏如梦,那么拍摄电影和观看电影其实就是在制造及解读“戏中戏、梦中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1932—1984)的《日以作夜》(1973)是对此最为精彩的说明。这部影片就是“电影的电影”,包含了导演对电影的热爱,我特别喜欢里面导演的三场梦境。然而在比较了这些文本之后,我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戏中戏、梦中梦”如何通过叙事营造出无限时间的幻觉,即以有限想象无限——对无法触及、不可能实现之物只能是想象和思考。所以这一讲我请大家去阅读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以及观看克里斯多夫·诺兰的《盗梦空间》(2010)。

首先请大家注意,这两个文本对无限的想象是由叙述演绎出来的,不同于一种单纯的世界观设定。后者往往直接宣称主人公被困在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段内循环往复、无法逃脱,比如《土拨鼠之日》(1993)、《恐怖游轮》(2009)这样的电影;又或者构造一本书,没有开始、没有结尾但可以永无止境地翻阅,又或翻到一半需要读者回到开头重新开始,比如博尔赫斯的《沙之书》(1975)、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1979)——重点不在于为何要这样设定,也无须解释无限达成的机制,而是去观赏设定后的冒险历程以及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纯粹的重复、自我同一也可以被定义为无限,因为与自身等同当然在每时每刻都是真的,但它永远也只能和自身等同,既不能出乎其外也无法入乎其内。我想象一本无始无终的书令其作为无限的隐喻,和我在阅读一本书时感受到对无限的演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小径分岔的花园》和《盗梦空间》借“梦中梦、戏中戏”指涉的无限并非是一种设定,而是叙述的延展,而这一延展本身又是对最终抵达同一的推迟。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设定的无限、纯粹的循环往复是x=x,而“梦中梦、戏中戏”表达的无限则像是一个递归函数F(x)=i*F(x-1),它首先会对自己进行层级区分,再进行运算、启程出发,但最终会返回自身及前一个函数的结果上。

其次要说明的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和《盗梦空间》作为两个大热文本不乏各式各样的阐释: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1988)中称博尔赫斯的每篇作品都包含有宇宙的某种属性——无限、不可数、或永恒或现在或周期性的时间等,并将《小径分岔的花园》作为无限的平行宇宙予以解读;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有篇散文就叫《博尔赫斯与我的影响焦虑》(2005),重点提及了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构造——困于迷宫之中本身就意味着无限重复已走过的路;而《盗梦空间》这部电影就很适合拿来当作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批判的文本范例,大家可以参照看看戴锦华教授的影评。

但目前所有涉及“无限”的阐释都令我感到不满意:或是把无限这件事想得太过简单,以为确认了花园的谜底是时间,而博尔赫斯的时间观是多维、偶然、交叉、非线性的就能自动得出无限的概念——多维时空、平行宇宙和无限是两码事;或是根本就没理解“戏中戏、梦中梦”的嵌套叙事对无限的营造,反而聚焦于迷宫、书籍、戒指、陀螺这样的具体意象,大谈所谓的时间玄学——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营造出一座寄予无限的时间迷宫呢?我的理解是,它必须要有“戏中戏、梦中梦”这样的分层叙事结构,最重要的是,这种分层分类其实是由叙事的自我指涉性质引起的——在自身之外言说自身的同时又为自身所言说。说白了,只有当“戏中戏、梦中梦”这样的叙事借助于自我指涉悖论时,我们才能以有限想象无限,进而领略这种想象的奇妙与瑰丽。

《小径分岔的花园》从一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档案证言开始,借此营造出某种历史的真实。可随着对这份证言的阅读,你会发现它其实讲的是一个解谜式的间谍/侦探故事。主人公余准博士表面上是青岛大学的英语教师,但暗地里还有两个身份线索——为德国工作的间谍,同时也是清代云南总督彭 的曾孙。间谍故事总是有逃亡/追捕的戏份,余准意识到自己的间谍身份已经暴露——他的接洽人鲁纳伯格已被英国特工马登上尉逮捕或杀害,所以他要赶在马登上尉抓住他之前将掌握的信息传递给柏林方面。余准搭乘火车前往阿什格罗夫村,进入小径分岔的花园,拜访一位名叫艾伯特的汉学家。艾伯特博士醉心于研究彭的遗产,因为余准的这位祖先辞去了高官厚禄,据说费了无数心血写了一部比《红楼梦》还要复杂的小说,并且建造了一座谁也走不出的迷宫。余准与艾伯特博士探讨传说中彭 建造的迷宫究竟为何物,由此带出了对时间问题的思考。请注意,这个间谍/侦探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文本分析的隐喻,他们两人对迷宫的推理和探讨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在未来要做的事情已经为过去的文本所指涉了。小说最后,余准因谋杀艾伯特博士而被逮捕,柏林方面从报纸上获得了这一消息并破解了余所传递的信息——他们对一座名叫艾伯特的城市进行了轰炸。

博尔赫斯小说集《迷宫》英文版封面,1962年

小说中所谓的“迷宫”究竟是什么呢?从文本的字面意义看,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

A. 余准前去拜访艾伯特博士时进入的那个迷宫似的花园,需要在每个交叉路口都往左拐。

B. 传说中彭 建造了一座象牙微雕的迷宫。

C. 传说中彭 创作了一部看似未完成的、自相矛盾的小说。

D. 艾伯特博士的理论,迷宫是象征性的,B和C是一回事——微雕和小说只是谜面,谜底是时间,更准确地讲,是永远分岔、通向无数未来的时间……

一般而言,大家到这一步都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满足于“永远分岔、通向无数未来”这样一种有关时间的诗意象征。可仔细想一想,上述迷宫真的具有“无限”的意义吗?A、B和C都较容易排除,问题是D,由无数分岔的时间织成的网络是一座无限的迷宫吗?或者说要想建构无限的迷宫,是否还需要其他条件?

通常而言,所有迷宫都可归为两类范式:一类是一笔画型,从外面抵达迷宫中心只有一条路径可走,答案是唯一的(Aunicursal labyrinth);另一类是多笔画型,从入口到迷宫终点的途径不止一条,因为在每个分支路口做出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答案是开放的(A multicursal maze)。艾柯还有篇文章叫《从树到迷宫》(2014),里面就把所有迷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的希腊式迷宫,一条路走到黑,因为迷宫本身和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是同一的;第二类是中世纪的迷宫,基本上是一个试错程序,因为存在死路,所以在某个节点上你得二选一,最终试出正确的走法——现实空间中大多数迷宫都属于此类;第三类就是网络状的迷宫,没有中心,没有边界,没有终点,每一个节点都可能与另一个节点相连,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勒兹的“根茎”(Rhizome)意象。但根茎迷宫已然不是需要空间上区隔、逻辑上推理的传统迷宫,更像是理论和修辞意义上的隐喻集成——只有理论上的“根茎”能够无限,正如只有尚未实现之处才有无数的可能性。根茎迷宫达致无限的条件是自身处于永远持续的“生成”状态:每个节点都和其他节点相连,它们相互指涉的同时也是自我重复。

换言之,无限不可能在宇宙的时空中找到——很大很复杂但不是无限,无限只能体现为某种符号表征的循环往复。博尔赫斯绝对明白这一点,所以小说里借艾伯特博士之口说出以下观点:“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这样看来,所谓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其实也就是通向无数的过去与现在。所谓无数不同的可能只是博尔赫斯在这篇小说里设置的谜面,就像他之前暗示过的,猜谜语时谜底不能出现在谜面,你只能用迂回的手法去找出真正的答案,而不是单纯接受表面上的说辞。

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这段广为引用的文字常常被用来说明博尔赫斯的时间是非线性的、变化的、具有多种形态、拥有无限可能等。凡是此种解释,我认为都是误读,阐释者肯定也感到有某种说不出来的矛盾之处,所以才一再用“玄学”来加以掩饰。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阐释者混淆了艾伯特博士对时间的理解和文本自身对时间的呈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事件在时间中的变化和事件随着时间而变化这两种情况。上述这段引文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的变化及诸多可能,相反,时间是不变的,像一个稳固的叙事框架一样;时间之矢永远向前,时间序列里的每个时刻都在经历未来/现在/过去的变化,并且彼此矛盾——这恰恰和哲学家麦克塔加(J. M. E. McTaggart,1866—1925)有关时间非实在性的论证不谋而合。问题从来不是在不同的时间内“你”和“我”的相遇会有怎样不同的结果,而是在所有时间内“你”和“我”的在与不在、遇和不遇、是敌是友全都相互指涉;在后一种时间里,我们借由循环达致无限,这同时意味着事件不同的结果只是暂时的表象,它们最终会走向彼此同时也是返回自身。

如果大家了解时间的A理论与B理论的区分,就会发现我讲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A理论就是从属性的角度去理解时间,因为时间要求变化,而变化要求过去、现在、未来这一属性,但该属性是矛盾的,所以时间不具有实在性。B理论则是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时间,所有的事件都可以用“早于”“晚于”“同时于”来表达,故而我们不需要解释变化,时间的变化也不需要设定“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属性——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A理论是事件在时间中变化,时间之矢永远向前,但这并不能保证无限;B理论是事件随着时间而变化,时间是无时态的永恒,这在逻辑上能够确保无限。所以《小径分岔的花园》其实是A理论为谜面,B理论为谜底。艾伯特博士最后说出:“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他所揭示的正是现在和过去的真理——尽管人们对将来有不同的期许,但在所有的相遇事件中,艾伯特、彭 以及方君面临的都是一样的结局。不同的结局、其他的可能,之所以能被我们设想,恰恰在于其没有实现。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将下面两项加入“迷宫”答案的备选列表中:

E. 余准与艾伯特、外国人与彭 、方君与不速之客(彭 小说中的人物)形成一组相互指涉的循环。

F. 彭 创作的小说与《小径分岔的花园》文本自身,余准和艾伯特有关“迷宫”的研究与我们对小说文本的解读,都是发生在不同层级上的相互指涉叙述。

前面A、B、C、D的时间迷宫只是“无限”这一谜语的谜面,E和F才是帮助我们找到谜底的关键。我们所能设想的无限其实是由叙述悖论引发的无穷后退,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这种对无限概念的理解其实渊源已久,文艺复兴的先驱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就将其表述为“有学识的无知”——越是在自我反思中意识到自身有限视角的无知,反而越能接近无限视角的真理。也就是说,真正的无限不能从时空经验和数学直观中得出,它只能是基于矛盾叙述的自我认识问题,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以及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有关文艺复兴的思想史著作都对此有深入探讨。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何大多物理学家都痛恨无限这个概念——不少量子物理学家认为时间并非世界基本面的构成部分,只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有用幻觉,反倒是哲学家、数学家以及文学家对其予以了足够重视。

电影《盗梦空间》对无限迷宫的想象也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影片设定的不同层次的梦境——直接显现的建筑迷宫;另一个是诸层梦境之间的组合关系——间接潜藏的叙述迷宫。前者出现在阿瑟向阿里阿德涅讲解如何建筑梦境的地方,梦中的世界是非欧几何的空间,比如著名的彭罗斯阶梯,一个始终向上或向下但却封闭循环的阶梯。阿里阿德涅询问她该建多大的梦中空间才够用,阿瑟的回答是,问题不在于空间的大小,而是其结构越复杂越好——像迷宫一样,才能帮助他们躲避梦中潜意识的侦查。最复杂的迷宫就是以有限的构造给你无限的错觉,所以不是无边无际地向外扩散,而是自我指涉的封闭循环,这样才能将你永远困在梦中。这当然也是一种设定,电影设定的意义就在于你要接受它,去问为什么、如何做到都是没意义的,所以这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后者是指整个电影文本在“梦中梦”的设计中具有自我指涉性,这必然会导致无穷后退。大多数观众纠结于主角柯布最后是回到了现实还是仍被困于梦境,这并非是观众接受不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而是无法忍受似是而非的悖论以及对悖论的推迟评价。大家竞相争论最后转动的陀螺是否停了下来,或认为起提示作用的不是陀螺而是柯布手上戴的戒指,或以他的两个孩子的反应来推断他们家人最终实现了团聚。不过请大家注意,你不能用规则设定好的东西去证明规则自身的有效性。这些解读其实都是在系统内部做循环证明,尽管从系统的外部看是真的,但却无法被证明——是真的与可证是两码事。所以我们要考察的不是这些叙述内部的隐喻猜谜,不是意识形态批评,也不涉及叙述之外导演、演员为了抚慰观众而给出的权威说明,而是“梦中梦、戏中戏”的叙述引入自我指涉悖论后为影像剪辑带来的新意涵。

《盗梦空间》剧照,2010年

电影中的梦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梦,它是对意识领域的分层再现,并且不为做梦者所独有——可共享、可控制,意识(记忆)与无意识(遗忘)之间的拉锯战标志着入梦的程度。每一层梦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叙事设定,大故事套小故事,同时彼此指涉。叙述的最外层是影片中的现实,柯布及其团队进入商人之子罗伯特的梦中,要给他植入一个想法,我们姑且将这层叙述记为梦n。这虽然是罗伯特的梦,但由于众人的意识相连,柯布等人要清醒地侵入罗伯特的潜意识,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在罗伯特的梦中带着罗伯特的自我意识继续做梦。第一层梦境是城市街道上的追逐戏(梦1),第二层梦境是酒店房间内的打斗戏(梦2),第三层梦境是雪原堡垒中的枪战戏(梦3)。这三重梦境的建造者分别对应柯布团队中的约瑟夫、阿瑟和埃姆斯,但它们其实又是罗伯特之梦的自我分层。这就已经满足了递归的条件,所以电影根本没有必要去设置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梦境等,而是直接给出了一个“迷失域”(Limbo)——在这里你会因为遗忘而陷入无止境的时间循环,只有死亡能帮你重新回到现实,记为梦n-1——它和现实构成了“梦中梦”的上下两极。

全片最精彩之处就是将交叉剪辑发挥到极致,以此来呈现相互叠加的三重梦境。有些评论人对此不以为意,认为诺兰只是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故事变了花样讲出来,每一层梦境其实就是老套的好莱坞叙事——追逐、打斗、枪战,只不过垂直叠加的呈现为通常历时排列的叙事带来了新鲜感。这种看法非常遗憾地错失了自我指涉潜藏的无限意涵。我们说,要想达致无限,不在于你有多少新的主题,也不在于你有多么宽广的空间、多么悠长的时间,而是要让命题、句子和叙述能够自我指涉。在此基础上,叙述就可以不停地自我分层。这使整个叙述在结构上看起来是大故事套小故事,但其实大故事、小故事以及它们共同构成的故事都是同一个。电影在视觉效果、场景营造上的成功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前者——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梦中梦”,却容易忘记后者的真相,甚至会心生抵触——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城市追逐、酒店打斗、雪原枪战这三个事件或者发生于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或者发生于同一空间的不同时间,永远不可能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毋宁说,它们怎么会是同一件事呢?因为我们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永远无法从经验上去理解自我指涉的循环;不管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多么无聊重复,但每一天就是不同的每一天,过去了不会再来。所以请大家暂且悬置经验和常识,而是从叙述和逻辑的角度来思考,搞清楚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这部电影中的交叉剪辑要比通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蕴含更丰富的意味,能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交叉剪辑,一般是将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正在发生的几个独立的事件穿插剪辑并于最后一刻形成交汇,起到增强电影戏剧性或是激发观众情绪的作用。正如连续性剪辑有赖于我们对运动变化的直觉,交叉剪辑的成功源于我们对同时性的假定——以现实为参照,城市追逐、酒店打斗、雪原枪战这三个不同地点的独立事件可以同时发生。连续性的中断被影像镜头的组合并列隐藏,通过强调不同事件的独立性,来达到以影像接续的历时性指代同时性的效果。

但《盗梦空间》中的交叉剪辑因为自指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时空的重要性丧失了——它们本来就是叙述分层的具象化,城市、酒店、雪原只是以视觉直观的方式强化了这一点,也让我们更容易进入每一层叙事。三个事件从一开始就相互影响,比如梦1中的汽车坠落诱发了梦2中的失重状态——从梦1到梦2角度,它们是相继发生的;但就梦n而言(你可以把罗伯特之梦看作元叙事),这些都是在自身内部同时进行,判定谁先谁后、谁是因谁是果没有意义,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比如不同层次的时间换算以及动作场景对元叙事的梦n而言就没有意义。所以最终的交汇点只是同一件事的自我完结——三个事件与它们共同构筑的事件其实都是同一件事。这样的话,我们之前提过的递归函数F(x)=i*F(x-1),或梦(n)=i*梦(n-1)就又出现了。如果这样的重组设置还不能满足你对“新意”的要求,那么文学、艺术中几乎就没创新可言了。博尔赫斯在诺顿文学讲座中曾提到过,诗歌的隐喻、故事的情节看似繁杂众多,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几个基本的模式,然而仅此就足够通过重组、排列演绎出无穷无尽的变化。由此可见,诺兰的电影和博尔赫斯的小说确实存在某种亲缘性。

一旦采用了这种自我指涉的分层叙述,也会引起不受控制的反噬,在影片中体现为有限的设定遭到破坏,即现实本身受到无法停止的怀疑,需要不断地求证来获得安全感。因为自指的叙述嵌套结构是没有限度的,无限的直觉不可能被还原为有限的形式系统,这就和电影中为“梦中梦”设立的上限(迷失域)及下限(现实)相互冲突。作为一层叙事设定,现实完全可以被带入梦n之中,不会受到任何特殊对待。观众之所以痴迷于确证柯布最终是否返回到现实,不是因为那个旋转的陀螺象征了什么美国梦的精神创伤,而是恰恰反映出我们对现实作为终止“梦中梦”界线的不信任——它难道不会也是嵌套结构中的一层梦境吗?谁能证明我们真的可以走出无限循环?如果在迷失域中死亡其实是回到现实,那么在现实中死亡人又会去向哪里——何以必然是烟消云散、无处可去呢?倘若梦中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只在于一只转动的陀螺是否会停下来,这样的区别又有多大意义?如果我换一种说法,不让真实/虚假这类言辞影响你的情感和判断,只是告诉你:现在有两个世界可供选择,其中一个转动的陀螺会停下来,另一个则永远不会停,除此之外,两个世界对你来说完全一样,请问你还会像先前那样抗拒后一个选项吗?

就算我们承认柯布最终回到了现实(大家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可他回到的是什么样的现实?与我们的现实一样吗?没错,一个显而易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他回到的是电影中的现实,一个由文本建构的现实,是观众眼中的一层梦境。令我们感到心安的并非是回归现实,而是对无穷后退的回避——人们沉迷于破译隐喻、解读文本是为了能用电影本身设立的规则来回避电影中的循环往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悖论吗?观众希望柯布能够回到现实,不只是为了成全他与家人团聚,更是在帮助我们确认自己身处于真正的现实之中并且没被卷入无穷后退的循环。陀螺之于柯布和《盗梦空间》之于我们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要前者尚未停止运转,后者就只能永远摇摆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犹如一个不可判定的命题,既不能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

我们可以借机来了解一下所谓的自我指涉悖论。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1908—2000)将所有悖论分作三类:第一类叫“真实悖论”(Veridical paradox),虽然推理出的结果看似非常荒谬,但其实是对的,所以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悖论;第二类叫“虚假悖论”(Falsidical paradox),之所以得到了一个荒谬的结果是因为推理过程中存在错误,比如芝诺为反对运动而提出的悖论“阿基里斯与乌龟”“飞矢不动”等,其实都可以用康托尔(Georg Cantor,1845—1918)提出的无穷集合理论来解决,所以也不是真正的悖论。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悖论呢?第三类“悖论”(Antinomies),就是理性自身的矛盾,在合乎理性的推理过程中得出了不合理的、自相矛盾的结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悖论都是自相关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指涉性质。

比如最古老的“说谎者悖论”(Liar paradox)——“我所说的都是谎言”,将其简化为P“本句话为假”。如果P为真,且它言说的正是自身,所以本句话P为假;同时,如果P为假,因为它言说的是自身,即本句话P为假,它反倒又为真了。仅仅当其为假时,其才是真;仅仅当其为真时,其才是假——悖论于焉成形。

柏拉图的型相论也存在悖论的风险,就是《巴门尼德篇》中衍生出的“第三者悖论”(Third Man Argument)。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柏拉图认为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或具有美这一性质,是因为它们模仿或分享了美的型相,而美的型相(或理念)相较于任何美的事物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最美的。这样问题就来了。

P1:鲜花是美的,美女是美的。

P2:鲜花、美女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们模仿了美的型相,记为美1。

P3:鲜花是美的,美女是美的,美的型相(美1)也是美的。

P4:鲜花、美女、美的型相(美1)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们模仿了美的型相的型相,记为美2。

……

如此重复,以至无穷。

《堂吉诃德》中也有一个类似的“说谎者悖论”。桑丘任海岛总督时断过一个“过桥”奇案:根据法令,誓言为真的人可以被放行过桥;说假话的人要被送上桥对面的绞刑架。现在有个人跑来说,他发誓自己要死在对面的绞刑架上。那么根据法令,究竟是该判他绞刑还是放他过桥呢?你猜桑丘是怎么断案的呢?他说,把这人处死他就该活,让他活着过桥他又该死,既然让他活、让他死的理由一样,那就放他活着。因为他的主人堂吉诃德告诫过他,当法律不能判断时,就该心存宽厚。这其实就是以我们世俗的智慧来规避悖论,搁置认识论上的难题,遵从伦理和价值的引导。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就是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的罗素悖论(Russell's paradox),其通俗版本的“理发师悖论”是这样表述的——

假设某村庄有一位男性理发师,他把村里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另一类是自己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基于此,他为自己的理发店定下了一条规矩:

“本人只给村中那些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剃须。”

那么按照规矩,这位理发师能给自己刮胡子吗?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胡子,他就属于“自己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那他就应该给自己剃须;但如果他真的给自己刮胡子,他又属于“自己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因此,他就不该给自己剃须。无论怎样,这位理发师似乎都会违反自己定下的规矩。

从较为形式化的角度来表述:假设所有的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合——集合的集合,记作S。S中的所有元素(集合)又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一切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记作S1;另一类是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记作S2。由于任何一个元素或者属于某个集合,或者不属于某个集合,那么S2是否属于自身呢?如果S2是属于自身的元素,根据S2的定义其必定是一个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故S2不属于自身;如果S2是不属于自身的元素,则S2又具有了属于S2的资格,所以S2属于自身。

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所有这些悖论都源于当一个描述、一个句子、一个集合潜在地指向自身时,我们原先关于类或层级的区别就失效了,规则成了适用于自身的对象。悖论的出现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们或是益智的乐趣,或是无聊的把戏,但不值得为之烦恼——理发师要不要给自己刮胡子最终也只是他一个念头的事情。可对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来说,悖论引起的无穷后退令他们发狂——这意味着整个知识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上,理性面临着自身内部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们总是想穷尽一切手段来消除悖论。

对付悖论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区分阶层、设立限制,通过修订规则来避免悖论出现;二是推迟评价,不承认它是一个悖论,即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回给甲方。

第一种方法的代表是罗素的“类型论”(Theory of Type),认为集合并非可以无限制地构造,因为集合与元素具有不同的逻辑类型,我们必须划分层次进行限制。不同类型的意义亦会不同,对集合有效的命题就不适用于属于集合的元素。同理,语言也需要进行限制才能避免自我指涉的悖论,要点在于区分语句所指涉的“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和语句自身作为“元语言”(Metalanguage),适用于对象语言的规则不能拿来套用在元语言身上。

第二种方法则是以一种无穷后退来替代另一种无穷后退。对方抛出一句话P“本句话为假”,让你判断该命题的真假。你可以说:“没问题,但在此之前,你先告诉我你指的究竟是哪一个命题?”你会发现对方根本说不清楚,也解释不了自己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在对一个命题做出判断之前,我们首先得确定这个命题。句子P使我们陷入对其表述命题的无尽循环搜索中,无法停下。既然我们不能对命题做出判断(因为无法确定它),那么说谎者悖论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这种有点耍赖似的解法出现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我猜是因为维特根斯坦根本不觉得悖论有什么要紧,那不过是不同语言的规则混淆后产生的“有趣废话”——这也导致维氏对哥德尔(Kurt Gödel,1906—1978)的研究成果不以为然,天才无法欣赏天才实在令人遗憾。

较之于众多同行琢磨着如何消除、避免悖论,哥德尔奇迹般地利用了悖论,在形式推理中建构出了一个自我指涉的悖论结构,从而完成了数学史上最令人称奇的伟大证明。如果说悖论是在推理过程中,借由理性得出了不合理的结果,那么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则是在推理过程中,借由不合理之物重新获得了理性的答案。哥德尔于1931年证明并发表了这两条定理。

第一条定理是:任何足以包含初等数论及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系统中,皆存在不能被证明的真命题。这说明使用逻辑方法不可能得到所有的真命题,系统是不完备的。

第二条定理是上述定理的一个推论:任何足以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其一致性无法在系统内部得到证明。这说明系统是不一致的。

哥德尔定理的直接意义是告诉我们,任何包含自然数在内的数学系统中,都存在无法被证明的真命题,我们有关基础算数学的知识要么是不完备的,要么是不一致的。逻辑上的“真”与“可证明”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逻辑可以说明数学,但不能证明数学。数学也无法被还原为逻辑,其本质上对直觉的要求不可避免。或者说,是数学中有关无限的直觉——存在无限的自然数,无法被进一步还原成的有限形式系统给驱逐出去。逻辑旨在处理有限的事件,物理世界同样不相信无限的存在,只有在数学那里无限得以被认真对待并加以研究。所以我才强调当我们谈论“无限”时,要意识到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有同学回应说,他不懂哥德尔定理,但也知道这世界上肯定存在一些无法被证明的真理。请注意,在这位同学的表述中,“知道”一词真正的含义其实是“相信”,你持有这样一种信念——世界上存在无法被证明的真理,这缘于你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但你除了相信之外无法证明它。而哥德尔定理却是对类似信念的一种证明,它看上去就像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但事实上却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有效证明。我们在这里略去他的证明过程,只谈论与我们课程相关的其中两点。

第一,就是类似于“戏中戏、梦中梦”结构的哥德尔配数(Gödel numbering)。它是哥德尔发明的一种一语双关的替换方法,将不证自明的公理转换为可被计算(可证)的自然数,从而使系统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转换为系统内部的算术关系,对象命题(由递归函数组成的运算)同时也是元命题(逻辑推理)。这其实就是我们先前讲到的梦(n)=i*梦(n-1),或者“戏中戏”同时指涉着这出戏本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彭 创作的小说谈到了方君和不速之客,然而方君和不速之客的关系也意喻着艾伯特博士和余准当下的处境。

第二,哥德尔证明的核心策略奇特又简单——通过在形式系统中证明如下命题P来完成,命题P即“本命题不可证”。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来证明一个东西无法被证明,最后还被他证明成功了,想想这有多么刺激。要构造“本句话为假”“本命题不可证”这样的命题,必然涉及自我指涉,然而自我指涉引发的无穷后退在这里不再是种阻碍,反而是证明成立的关键。一旦我们在系统中得出了“本命题不可证”这一命题,我们就可以证明以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情形:

系统中存在一个真命题不可证,则此系统不完备;

系统中存在一个假命题可证,蕴含矛盾,则此系统不一致。

埃舍尔,《瀑布》(Waterfall),1961年

有关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最佳通俗解说,依旧是侯世达的那本《集异璧》(1979)。它自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以来,就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这一讲也算是其中的余波。侯世达发现,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1898—1972)的画作,以及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的“螃蟹卡农”(又称逆行卡农,BWV1079)均涉及自我指涉悖论,故而是以不同方式来表达关于无限的同一本质。到这里为止,我们终于可以把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诺兰的《盗梦空间》也放进这个名单里。然而,正如时间不能被化简为运动,数学无法被还原为逻辑一样,关于无限的想象也不应归结于对自指悖论的理论思考。倘若没有“梦中梦、戏中戏”的演绎,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自我同一、重复循环、周而复始的区别究竟在哪里。理论和数学可以思考无限却无法欣赏这一点——赋予思考以魅力的,正是建立在知觉文本上的审美特权。这也是我所谓的文学、电影文本除了针对自身的分析研究外,还可以帮助我们拓展视野,突破视角和经验的局限,进入人类知识的其他领域继而引发碰撞。以有限想象无限,向着超越性而敞开/反思自身,正是对文本望远镜功能的最佳说明。

参考文献及相关电影

·李思逸:《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第255—300页。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谢素台译:《安娜·卡列宁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许海燕译:《伊凡·伊里奇之死》(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第92页。

·[阿根廷]豪尔赫·刘易斯·博尔赫斯著,王永年译:《小径分岔的花园》(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Douglas R. Hofstadter,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Rebecca Goldstein, Incompleteness: The Proof and Paradox of Kurt Gödel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东京物语》(Tokyo Story),导演:小津安二郎,1953。

·《浮草》(Drifting Weeds),导演:小津安二郎,1959。

·《浪荡儿》(I vitelloni),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53。

·《夜行列车》(Pociąg),导演: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Jerzy Kawalerowicz),1959。

·《雾中风景》(Τοπίο στην ομίχλη),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1988。

·《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1995。

·《盗梦空间》(Inception),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2010。

本章共 14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