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小津安二郎,我实在无法想象如果把所有有关火车的镜头从他的作品中拿掉会是什么样子。小津的电影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家庭关系、人情伦常这些直接的内容,反而恰恰是在火车、车站这些非人的对象和场景那里折射出人之为人的界线以及界线外的无尽伤感。比如《东京物语》结尾京子未能去车站送别纪子,可她内心依然充满牵挂,时不时看手表推算火车开动的时刻,镜头从她凝望窗外的特写转向火车驶过的大场景,孩童的歌声犹在耳边,有情和无情虽然对比强烈,却也只是不同程度上的不尽如人意。或许这就是人生吧。《浮草》结尾驹十郎和寿美子这对相爱相杀、身如浮草的情人在车站重归于好,与其说是两人相互和解,倒不如说是车站这一场景还有即将出发、没入夜色的火车容纳了一切,同时也再次突出了小津电影中的一贯主题:人生不会如谁所愿,但每个人总会有自己的归宿。
同理,作为现代性的象征,火车成为文本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也为文学和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打开了叙事空间。在狄更斯的小说里,火车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是吞噬一切的怪兽,这可能和他本人经历过严重的火车出轨事故有关。老舍的《断魂枪》(1935)、朱西甯的《铁浆》(1963)都是将火车视作一种无法阻挡的祛魅工具,被它改变的过去永远过去了。一个现代人能够搭乘火车,除了有钱之外,还需要看懂铁路时刻表、规划行程。这其实也是一个时空转换的例子——将空间上的距离跨越转换成时间上的计算筹划。铁路时刻表为通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设置谜团、制造叙事张力的重要道具——既是侦探破案的工具,也是罪犯掩盖证据的帮凶,比如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恐怖谷》(1914)、《红桦庄探案》(1892),以及日本推理小说中松元清张(1909—1992)的《点与线》(1958)、西村京太郎(1930— )的《终点站杀人事件》(1981)。事实上,人一旦置身于火车中,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故事的开始。铁轨连接着作为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城市,但火车经过的地段几乎都在城市之外;车厢作为现代的公共空间,令诸多陌生人在一定时间内共处一室,而每个乘客都会利用相应的规章、设施来划分彼此的私人领地——车厢是对城乡、公私这种常见空间划分的悬置,不稳定的界线、潜藏的可能性,使得舒适与不安、浪漫与危机并存——剧情反转只是一瞬间的事。因此,火车车厢是对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交往经验的凝聚与放大。倘若旅途时间尚短,那么乘客之间还可以一言不发,偶有眼神交汇;但如果时间长到足以承载一个故事,那么其最极致的两种表达就是犯罪与艳遇。
移动的车厢是一种加速状态下的密闭空间,配合规划好的运行时刻表,非常适合拿来做犯罪场所。大家首先会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的著名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1934)及其多个影视改编版本。它其实是披着现代旅行外衣的古老复仇故事。侦探波洛之所以能成功破案,不仅是因为他在排查嫌疑人线索时显露出敏锐的洞察力和绝佳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一般人针对火车旅行的思维定式。毕竟这个故事最出人意料之处是同一节车厢内的十二位乘客,表面上互不相识,背地里却共同参与了复仇计划。当你乘坐地铁、高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周围的陌生乘客其实在联合起来演戏欺骗你?就算你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我想你也会很快打消掉,不是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可能,而是它发生的几率太低不足以摧毁你对世界的预设,更不值得为此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小说和电影创作就不需要顾虑这些,它抓住陌生人向你展示的信息和内在的不对称这一点大做文章。和你同乘的室友凭空消失而所有人都说从未见过她,对面的美女向你施以援手但其实是想利用你的间谍,你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陌生男子开始交谈居然就引发了一桩谋杀案,这些是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的电影讲述的车厢故事。《火车怪客》(1951)的英文原名“Strangers on a Train”直译过来其实就是“火车上的陌生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陌生人都会将你卷入谋杀,令你惹上麻烦,但你也有可能从他那里听到一个犯罪故事。托尔斯泰晚年创作过一部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1889),题目取自贝多芬的同名乐曲,就是乘客在车厢里听陌生人讲述他因为怀疑妻子与钢琴师出轨,陷入嫉妒和愤恨中最终将妻子谋杀的故事。叙事的过程伴随着火车沿途行止、列车员的进出时不时地中断,好像也产生了类似于乐曲的节奏感。精妙的叙事结构是托翁的拿手好戏:一开始你遇见车厢中有个神经质的陌生绅士,几番波折后终于愿意和你倾吐,随着他的故事讲述到高潮,先前的奇怪举止也都得到了解释——正处在车厢中的叙述者告诉你他害怕坐火车,坐火车令他不寒而栗,因为正是在车厢中他陷入狂想无法自拔,萌生了杀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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