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自己从最高层着手。施勒特尔神父只打了一通电话,便找到了克雷奇将军的地址。但是克雷奇据说很不愿意谈话。他的地址在柏林外围的一个破旧小镇,正好是我原来的女朋友安德莉1980年时所居住的地方。他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其他联络方法,我决定跑一趟,一箭双雕地同时去拜访克雷奇和安德莉的旧居,看看她是否还居住在原地。
从柏林市区乘坐老式的地上有轨电车,一路摇摇晃晃,终于来到了一个尘灰飞扬、路面坑洞凹陷的小镇,沿着小路,来到一户木屋前,规模还不算小的花园,被铁栏杆包围住。我按电铃,克雷奇太太出现于铁门前。我说要找克雷奇先生,她很不情愿地让我进去。
克雷奇(退休)将军穿着园丁短裤,在花园中站了起来,手上还拿着一把耙子。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身材厚实,小腹非常突出,胡子修剪得很短,不够掩饰那相当严重的双层下巴。他的眼神中射出不安的光芒。
我自我介绍为牛津来的历史学家,他的部门曾经针对我做过一份OPK档案,我希望能与他讨论一下那档案的背景,包括档案本身、他的工作、冷战等等。
他迟疑了许久,然后同意两天后与我晤谈。
我转身离去前,顺便问他如何到达安德莉过去居住的地方。噢,那地方走路的话,还有相当一段路。我开车送你过去。
现在换我迟疑了,可是他说:“你知道,冷战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还可以送你一程!”并开出了他的大众小轿车,送了我一程。
安德莉搬了家,但是我还是设法在湖边一栋破旧大别墅的顶楼上,找到了她。她就像我还记得的模样,满头金发,满脸笑容,但是她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在柏林墙后养育成长,现在都已快要脱离青少年阶段了。事实上,她认为对一位单亲母亲而言,东柏林比西柏林更适合养育孩子。而且,她觉得1989年的政治改变来得正是时候,对她的儿女而言,时机相当好,使得他们在一个安全、有保障的环境中度过童年后,再尝到自由的滋味。
我们小心翼翼但精神愉快地回忆遥远的过去。“你还记得?”我告诉她有关我的档案,以及第一次坐在高克机构舒尔茨女士的仿造木桌前时曾在刹那间怀疑她的事情。那天晚上在普伦茨劳贝格区,她拉开窗帘,打开电灯。
她有一点震惊。不至于怀疑她也是国安部的人吧?是的,她记得那天晚上。实际上,她并不觉得曾经拉开窗帘,不过的确开了灯。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看你的脸。”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再度搭上有轨电车,去访问克雷奇将军。他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人造纤维运动服,在门口迎接我。我们掀开彩色的珠帘,走进那到处都是小装饰品的木屋中。有一面书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烹饪书。
他想要从头叙述他的故事,我没有意见。在他十五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显示他的年龄与“米夏拉”一样),他的父亲成为战俘,无法回家。他经过基本的学校训练,便到一家打铁铺当学徒。但是他一直渴望能够冒险。他还记得看过西德一本叫《打铁铺》(The Ironmonger)的杂志,是别人偷偷走私进东德、暗中流传在他们工厂内的。很偶然地,他获知一个赴南非工作的机会,他想了很久,几乎提出申请。从他的口气中,我觉得他是想对我说:“要是当时申请就好了!”然后,他又想到加入海军,不过他们——他们就是指共产党——把他送进了国家安全部。
他是在波茨坦接受的谍报人员训练。训练课程中,他们告诉他,英国的情报系统多么历史悠久,技巧多么高超,是帝国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特质,而且被列宁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训练结束后,他被分派到反情报组织中的“英国线”上工作。一名二十二岁、图林根出生的前打铁铺的小助手,就此踏上了追求谍报神话之路!不久,他被转至“美国线”上,然后,又被安置于负责西德的部门。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觉得有几分不敢置信的心情:小小的他,居然可以与曾担任希特勒东部军区情报头子、而后又为美国效力、此时又在阿登纳政府中负责同样工作的格伦(Gehlen)将军分庭抗礼。
不过,他在对抗格伦,尤其在抓双重间谍上,相当成功。每次抓住情报员,他都喜欢在审讯室隔壁亲自听取侦讯的情形。他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情报员。
为什么?
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钱,有一部分人是渴望冒险,然后还有他所谓的“意识形态”。“他们都说,为了自由而做。”
那些人下场如何?
噢,那当然是要在监狱中蹲很久了。
有被判死刑的吗?
是的,那也有,尤其在早年。不过,那些人都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
1976年,他成为整个主部门的领导人,得以紧密地与国家安全部合作,非常刺激的一段时间,尽管当时他遇上了一个大挫败,一名叫施蒂勒的国安部间谍先替西方刺探情报,然后又叛逃至西方。但1980年代开始,他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原来,他总喜欢离开国家安全部,到外面的莫斯科餐厅好好吃一顿午餐。由于东柏林的餐厅很少,永远拥挤,与人并桌是经常的事,然而,他发现旁边坐着的是美国游客。他喜欢鼓励他们说话,而他们却没有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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