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跨墙进入东柏林的前一晚,我开了一个派对,将维兰德街127号公寓内各个房间之间的双重门都打开,并把我在西柏林认识的朋友全请了来。根据我的日记记载,当我终于上床睡觉时,已是1980年1月7日凌晨4点45分。6点过一刻,我便起床,将行李打点完毕,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和东德边防哨(“满脸是笑”),沿着白雪覆盖的菩提树下大道,经过亚历山大广场和申豪森大街,来到我的新家——东柏林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普伦茨劳贝格区埃里克维纳街24号。
档案中,线民舒尔特的报告特别提醒了我当时的居住状况。字打在拥挤的稿纸上,舒尔特写道:“房间不算大(尤其以陈旧的房屋而言),有一扇窗户直接面对大街。房间的门从里面开出,有安全锁,显然是最近才安装上去的。除了一张床铺以外,房间内还有一张桌子、一双椅子、一个大柜子,该住客——经我发现——大多用来储放书籍。报纸散在桌上(我注意到最上面有好几份‘星期天’[Sonntag],从标注等可看出是经过仔细阅读后闲置于桌上的)。除此以外,桌上还有几本字典。”舒尔特没有写出来的是——或许他已经太习惯了——房间内灯光昏暗、墙壁棕黄、地板上有咖啡色的污点、灯泡外是廉价的塑胶灯罩和屋外足以将人冻僵的冬寒。
在这个房间内,我居住了整整九个月,一直到1980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三十一周年的那一天,我离开了东柏林为止。那年东德,与往常一样,以军事游行来纪念建国周年,而西方,也与往年一样,无力地提出抗议,指称俄国违反了1945年四强所签订而至今仍在理论上有效的军事协定。我在前往观看游行的路上,遇见了一名愉快的美国黑人大兵,手上抱着一个纪念莫斯科奥运会的玩具熊,在亚历山大广场游荡着。当叽叽咕咕笑个不停的少年先锋队员把巧克力和花送给恩格斯侍卫部队时,我看见一名穿着卡其制服、戴着绿扁帽的英国军官,用一个携带式楼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忙着拍照记录下整个过程。随后,我看见恩格斯侍卫队,枪管上塞着民众送的康乃馨,操着大步离开广场。
历史书上记载的1980年1月至10月,为东西冲突升级的时分。5月,西德不情不愿地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行动,以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很显然美国人的信息,并没有传达到那个抱着玩具熊、在东德大街上闲晃的大兵。8月底,波兰出现新一波的罢工,迫使副总理不得不与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内的罢工者签订协议,接受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新的工会取名为“团结工会”。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第二次冷战的开始”,虽然耸动,但是却忽略了一项事实:冷战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我的个人生活也开始直接进入大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我首先在东德、然后在团结工会革命期间进入波兰,公私交错。从绝对距离上来说,我在西柏林的宽敞公寓和我在东柏林的小窝之间还不到十里,但是心理上,两者的距离却似在好几千里以上。我不时地往西方跑,我的档案正确地记录下我每次跨越边界的日期和时间。另外,西柏林的朋友也会打电话过来,或到我东柏林的小窝拜访。
然而,我却发现自己在搬到东柏林不到十天以后,竟然认真地思考起来:“对与原来在西柏林生活时认识的人保持联络,不仅漠然,甚至……简直是积极逃避。为什么?我发现,他们大部分关心的事(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人类的尊严在公平、正义、和平之名下被矮化了、蹂躏了。重要的是有人只因为想要离开那个正好是他们出生地的国家,就被关进牢中,而且一关好几年。重要的是阿富汗现在发生的事情。”过了几个月,艾琳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才想起:“哦,那个世界,那个电话‘关系’,永远扯不完的‘关系’的世界。”
在东柏林,我还是想继续研究毕业论文的主题:第三帝国下的柏林。国安部档案中,有一份我在牛津时的导师蒂姆·梅森和托尼·尼古拉斯写给柏林英国办事处的信,要求替我这个在新文化协议成立后的第一名研究生妥为安排。蒂姆·梅森是一名非常能启发学生思考的老师。他在牛津所有历史学家中非常异类之处在于,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虽然他信仰的是非常不传统的、掺有英国帝国思想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因此,用国安部的尺度来衡量的话,他还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同路人,因为在我的档案中,他们对他的评估是“布尔乔亚一般民众”。蒂姆·梅森在圣彼得学院的办公室中,悬挂着两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海报,上面宣示着:“每个人都在谈天气——我们可不!”这基本上反映了蒂姆·梅森内心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于琐碎之中的不屑,更表达出他高度的认真,以及几乎让人痛心的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很不幸,几年以后,他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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