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秋起,我的档案尽是与波兰相关的事情。一纸国安部内部文件写明我将至波兰旅行。他们怎么会知道?报告中非常仔细地记录下我与一名驻波恩“反苏联俄裔移民杂志”编辑的谈话,内容是有关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KSS‘KOS’”的事情。他们是窃听了我的电话,还是那个编辑的电话?同一纸文件中,还提到另外一个情报来源说:“因波兰的情势发展,美国某不明单位已经派遣两队人马入驻西柏林‘魔鬼山’监听站[1]”。文件后面附上了我替《明镜周刊》写的有关波兰情势的文章。似乎就凭借着这些文章以及我与波兰“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关系,他们决定对我展开全面的调查。
当时,我已搬回西柏林。1980年10月7日,当恩格斯卫队结束阅兵,枪杆上插着康乃馨,行军离开现场的那一天,我正好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回到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公寓取回剩下的一些衣物、笔记,搬至西柏林的宽敞公寓之中。我继续在维兰德街居住了一年,为西德的一家出版社与读者写了一本有关东德的书。《明镜周刊》在1981年该书出版时,同步刊登了部分的书摘。在那一整年中,我其实真心关注的是在团结工会的革命浪潮下危机不断的波兰。
国安部对团结工会的“兴趣”甚至在我之上。当我在格但斯克造船厂与罢工工人在一起时,马可·沃尔夫上校同志正在华沙,非常急切地对他的同僚谈到波兰情报工作的状况。他们对他保证,波兰共产党绝对不会让工会独立的。沃尔夫飞回东柏林,打电话给外交部长,并报告他所获得的最新内部情报。外交部长对他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吗?”10月初,梅尔克部长告诉国家安全部的资深官员,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将攸关东德的生死。在基层方面,我从周边的线民的档案——从舒尔特到R太太——发现,每个人都要求询问一般人对团结工会的反应。整个国家安全部都动员起来,试图诊断出东德是否会罹患“波兰症”。
波兰本身已成了东德秘密警察的“作战区”。原来只有共产党阵营以外的区域才会被划为“作战区”,但是现在波兰所有的城市和柏林的一个特定“工作团”内,都有他们的“作战团体”。就是通过这个作战团体,他们在我访问波兰时,安排线民与我搭上线、取得联络的。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实际行动过程,但是在我的线民档案中发现不少在我的档案中不存在的材料。如果波兰有一天如德国一般,决定公开他们手上的秘密档案的话,我可能会挖掘到更多有关我的事情。
其他的档案中的材料,包括我从东柏林搭机至波兰之际,在机场内翻开我的行李所翻拍的各种私人资料,例如我的个人笔记、对波兰政治人物、地理情况的各种剪报,收到的名片,甚至连我随身携带的书本封面,以及我个人笔记本内的手写笔记,也没有放过。
在我个人笔记中,我凭着记忆,写下不同异议分子对言论自由的观点,并为它们取名为“就好像”(As If)原则。我想起一名当代波兰诗人理查德·克利尼斯基(Ryszard Krynicki),为波兰最勇敢、最具性格的异议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写的一首诗:
是的,的确,我们不知道当下活在这里时
你必须假装
你其实是活在另外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地方。
在抄录了这节短诗以后,我还加上了苏联异议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一名德国朋友加百列·贝格尔对那句诗的意见:“萨哈罗夫:日常行为,就假装你住在一个自由国家一般!贝格尔:就好像国安部不存在一般……”贝格尔曾因政治理由被东德监禁过一段时间。在这个国安部档案中,又给他们抓到一个小辫子。
我现在在牛津,翻开当时的那本笔记,发现在一个大雪纷飞的1月早上,我坐上一部巴士,匆忙通过柏林墙,来到东德的机场。“边境的黑雪。”然后:“海关的官员。详细阅读过我护照的每一页。一个信封内装了两千马克。他带着询问的眼光问我道:‘是你的吗?’”在此同时,正如我现在所知的,他们正赶忙拍下我行李内文件的内容。在笔记的下一篇记录中,我写道:“一名中年男子,在东德国营航空公司喷射机内。着羊毛短外套,脸上表情就像是那种典型日常生活一成不变的人。”
到华沙机场后,又是一番详细搜索。避开机场门口那些行径与海盗无异、坚持用西德马克或美元计价的计程车司机,我找到一部破旧的捷克制的国民计程车,蜿蜒穿过冰雪覆盖的灰色街道,来到我的老巢:欧罗佩斯基旅馆(Hotel Europejski)。欧罗佩斯基曾经是华沙最时髦的旅馆,但是当时已显得相当破败(我非常高兴获知,专门描写破败风物的大师格雷厄姆·格林也曾住过这里)。在旅馆内打了几通电话,发现电话线上有奇怪的杂音。接下来,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