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更常为人所知的是其俗称“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战性个人管制”,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国人似乎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精确定义,就连情报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会有这么古怪的辞典)。此类管制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而关于加顿艾什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就是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 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 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斯塔西”如此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不如。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维稳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Erich Mielke]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管理。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然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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