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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 15 章

文特写道:“我当然记得你和你发表的文章,我那时还想,你总有一天会转到这个话题上。”但他随即表示自己爱莫能助。按照信中的说法,他不愿帮我的原因纯粹是因为他想保留隐私,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或职业操守。他说哪怕他不和我谈话,我也能“合理客观”地评价事实。他还说:“不同的阶段会带来不同的认识。至少今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事,而十五年前,或者说在1989至1990年的大转折时期,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文特请求我尊重他的想法,他还突然以秘密警察的惯用语气,劝我打消联系他的念头。最后,他祝我能在国安部研究上大获成功。

接着我从维斯玛和柏林的居民登记处,得到一份电脑打印稿,上面写着文特在柏林的地址。我再次写信,请他至少解释一下回信中的几句话,比如“今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事”。信中我重复了我在上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如果他不愿和我见面,我就只能以手头文件为基础来描述他的工作,“历史学家永远不会满意,因为文件只能揭露部分真相。要想还原历史,当事人的观点不可或缺,”我写道,“同样,出于慎重,我问你,用你的名字是否会影响你、你的家庭以及你们的工作?是不是我现在还无法预见这一切?”(这些话用德语表达出来似乎少了些不合适的味道。)

我知道他和妻子在工作上的难处,考虑到了他尚在读书的孩子(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跟朋友或朋友父母相处时的尴尬。我曾经与东德的朋友讨论是否应该在书中隐去前国安部军官的名字,但他们普遍不同意。隐去克雷奇将军的名字无疑是荒谬的,因为他是国安部的高层之一,而考尔富斯、弗里茨、黎瑟都是高级军官,他们官至上校,如今,他们不是退休就是即将退休,他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他们三人跟我谈话时都没有要求隐去姓名。但文特才四十五岁,职业生涯只走了一半。如果同事或上司读到本书,他或他妻子可能会在工作上遇到麻烦——就像黎瑟的名字见诸报端,他的妻子就差点丢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特的孩子可能还很小,一旦曝光,孩子可能会受到旁人的耻笑。当然,具体后果我不清楚。虽然较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如今的东德人对国安部不再那么偏激,了解也更多,但我必须对他有所体谅。

时隔三周,我给他去信,询问他是否收到我的来信。他回信说:“为了不失礼数,我在此确认,我收到了你在9月10日和26日写给我的信。”他重申:“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帮助你。你和我过去的同事谈过,你也很难碰到我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恼火。”他希望我能接受这一最终答复,彻底打消联系他的念头。他最后说:“就现在来看,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因为个人、家庭或工作的原因,担心你在书中写下我的姓名。你还是继续按你的方向研究吧。”我回复说,我十分遗憾,但尊重他的决定,并且答应本书出版后寄给他一本。

我确实觉得遗憾,不仅因为他与我的研究密切相关,更因为1981年至1982年的很多时间里,他透过线民监视我(如果黎瑟对秘密警察和被监视者的人数比例没有记错的话)。我觉得遗憾,还因为他与他的那些前辈有所不同。后者的职业生涯带有浓厚的战争色彩,战争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文特和我处于同一时代,只比我大三岁。和我一样,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因冷战而分裂的欧洲,不同的是,他对除东德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关于他的档案,枯燥无味,充满官僚气息,对他是如何踏上秘密警察道路的描述清晰明了,但如果他能当面和我对谈,也许他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或许他在读完本书后会改变想法,又或许依旧固执己见。

[1] 指东德政权垮台给东德带来的政治、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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