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当他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国家安全部就会打电话来问他到哪里去了。有一次,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左右,他告诉梅尔克他去听一个资深党工的演讲,了解目前政治发展情况及党的路线等等。
“他有没有告诉你,”梅尔克对他大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
“没有,”克雷奇回答,“他没有说到这一点。”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
在1980年代中,许多西方分析家、政治家、企业家都以为东德是苏联阵营中最稳定、繁荣的国家之际,秘密警察头子却告诉他的反情报工作领导人说,国家非常腐败。显然他们的情报比较正确。
当梅尔克说“腐败”时,他指的是东德的现金债务已经到达异常严重的地步吗?
是的,但这并非全部。政治上也出了问题。他们看到了东德总书记昂纳克其实是在幻想,而且他们看到对西方开放和保存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克雷奇便在这段时间,每当《明镜周刊》刊登出一些新的和东德相关的消息,或当有人跑进西方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的时候,便会接到梅尔克愤怒的电话。而他会告诉部长:你要我怎么预防这种事?我们已经签了所有的国际协定,承诺要改进与西方的关系,改进西方记者的工作环境、行动的自由、并尊重他们的人权。不失为从颠覆的一面,对冷战和缓的一个最有力礼赞。
在最后几年中,他为工作极度忧心。1990年10月,他便可达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但是,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而他们便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
在克雷奇说完他的故事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把我视为间谍?
嗯,其实很简单,克雷奇说。就像他前面所说的,从第一天进入间谍学校开始,他们就知道英国秘密情报组织的恐怖与厉害。然后,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便再也找不到英国间谍了。Ⅱ/9组的官员大为恐慌。当然,他们知道英国大使馆里面的SIS官员是谁,随时监视他们,摄影记录所有他们与异议分子之间的会晤情形。但是他们手下的情报员在哪里呢?
因此,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有半点像的英国人出现时,就立刻开始侦察,他有无做间谍的可能?他们总是抱着希望,但是最后终究失望了。
是因为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太聪明了,还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情报员,以至于国安部连一个都没有抓到?
应该是后者,克雷奇认为。
我告诉克雷奇,从他说话中,我几乎忘记国安部是一个平常人闻之色变的组织。他难道从来没有害怕过吗?
“害怕!”他惊叹道。两手向空中一掷,便便大腹在滑稽气氛中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当然不会!一点也不怕。一般人从来不害怕,他们感到安全,感激还来不及呢!“从上到下的人都感谢我们。”而且他还刻意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每年在他们部的周年庆祝会上第一个赶来道贺的,都是东德的傀儡基督教民主党(两德统一后并入赫尔穆特·科尔的全德意志基督教民主党)。然而,基督教民主党正是统一后第一个谴责国安部的党派!事实上,国安部一直属于执政党之下。梅尔克对于这一点非常小心翼翼。他每一件事都向党主席昂纳克请示,而且所有的重要决定都要昂纳克点头以后才办。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让他个人觉得很罪恶的。“不,”他说,“我做的是我分内的事。”那熟悉的自我辩护说辞:我不过是在做我分内的工作,完成我的责任,遵守我该遵守的命令。不,他不觉得有任何罪恶感,不过他对1980年代发生的事,对昂纳克的傲慢、拙于改革,也并不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如果报纸有任何可信度的话,这种情形在你的国家也是一样的。你们对皇室多所批评,但是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它!”
我从个人档案中得知,格哈德·考尔富斯,1933年生于苏台德地区。在他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去从军,一直到1947年他十四岁时,才从战俘营中被放出来。在战争期间,他居住在被德国人占领的苏台德,念的是纳粹学校。战争结束后,他逃至苏联占领的区域,原先想找一份店员的工作,但通过自由德意志青年团,进入了国家安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晋升为少校,成为Ⅱ/9(第二处第九组)的负责人。
在家庭生活中,档案中记载:1971年,他的八岁女儿收到一份从西德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条巧克力,糖果、奶酪、白糖、茶叶、儿童牙刷、肥皂,都是紧急配给的东西,好像是要救济一般!内部警铃大响,国家安全部展开了一项正式调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原来他们一家人至保加利亚度假时,他的女儿与一名西德的小女孩交上了朋友。“虽然考尔富斯少校同志尽力阻止他们交往,但是孩子故意到其他地方去洗澡,并且相会。其间,考尔富斯少校同志的女儿将家中地址给了对方。”结论:这线索很可能会被西方情报组织利用。如果包裹继续寄达的话,应该先送至国家安全部接受检查再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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