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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的安危

《元典章新集·刑部·防盗》说到当时以水上盗劫行旅为营生手段者,已经形成“结党成群”的力量:

(江淮地区)濒江靠海,水面阔达,内有船户十万余户,其间逃役结党成群,以揽载为由,中途将客杀死,劫夺财物。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及《醒世恒言》卷三六《蔡瑞虹忍辱报仇》、《西游记》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等,都以“舟人盗劫财物”、杀害搭乘其船的客人的凶案展开故事。而《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所记述的水上盗劫行旅的案情,则是专门的盗船劫夺江湖商舶。故事说,谢家富商,“家有巨产”,以舟载货,“往来吴楚之间”,“忽然一日,舟行至鄱阳湖口,遇着几只江洋大盗的船,各执器械,团团围住”,随后“跳过船来”,“众人一起动手,排头杀去”,“众盗席卷舟中财宝金帛一空,将死尸尽抛在湖中,弃船而去”。

清人袁枚《香山同知彭君小传》写道:“扬帆竟行,行百余里,遇盗船二只。”清人黄培芳《赎人行》诗也有“海上盗船动盈百,东南西北候过客”的诗句。盗船的横行,使正常的行旅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盗劫行旅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以整个社会的纷乱扰攘、动荡不安为背景的。据说,一般每逢乱世,往往“莠民乘机劫夺,行旅相戒裹足”(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二《致刘次白抚部鸿翱书》)。显然,对行旅生活产生扼杀性效应的,其实并不是个别的盗匪,而是混乱无序的社会局势和愚鲁落后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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