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行旅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演进。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区别以及社会身份的差异,也使得古人的行旅方式表现出富于多样化的特征。
1.
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山海经·海外北经》记录了这样一则远古神话:“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位名叫“夸父”的神话英雄追逐太阳,终于追上了太阳,灼热干渴,于是饮于黄河和渭水,而河、渭不足饮,又欲北饮大泽,然而没有抵达目的地就渴死在途中,他所遗弃的手杖,化作了桃林。
通过传说中夸父的事迹,我们可以推想传说时代早期行旅生活的实况。夸父执杖奋行于大野的形象,反映步行是当时陆路行旅的基本形式。
远古先民们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完成了行旅方式的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即车辆的发明和畜力的开发。
根据《世本》所记录的远古传说,车辆由奚仲所发明。《说文解字·车部》也说:“车,舆轮之总名也,夏后时奚仲所造。”《管子·形势》也说到“奚仲之巧”。《左传·定公元年》又说,奚仲在夏代任“车正”之官。很可能车辆的最初出现早于奚仲。“服牛乘马”的最早记录,则见于《周易·系辞下》。大致在此之前,一切文明创造在陆路的传播,都是通过徒步行旅实现的。
即使在行旅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体现出历史性的显著进步之后,徒步行旅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作为社会行旅的主体形式,显示出重要的历史作用。甚至在比较先进的行旅方式显然已经相当普及之后,某些社会阶层仍旧只能徒步行旅。
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渊去世,颜渊的父亲因家境贫困,请求孔子卖掉他的乘车以置棺椁,遭到孔子的拒绝。孔子说:“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孔子强调自己如若“徒行”,则违背了“礼”。可见当时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出行必须乘车,已经形成礼制规范。《礼记·王制》说:“君子耆老不徒行。”则强调一种以年龄为界定的等级差别。
《列子·力命》中,有一段北宫子和西门子的有趣的对话。北宫子对西门子说,我与你同样居处于社会之中,而你却发迹而富贵。对比之下,我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粗米,“居则蓬室,出则徒行”;你却穿的是锦绣,吃的是粱肉,“居则连欐,出则结驷”。可见,当时“出则徒行”与“出则结驷”即行旅方式的差别,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盐铁论·取下》所说到的“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担步行者之劳也”,也就是乘好车、驱骏马,出行随从骑队的人,并不知道背负肩担、徒步行走者的辛劳,也强调了这种社会差别的显著。
唐代传奇中沈既济写的《任氏传》,说到游子郑六在长安陌中初识狐女任氏的经过:
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
虽然是调笑之语,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有乘”者与“徒行”者之间的等级差别。
战国时代的大论辩家苏秦,是以徒步行旅开始他游说列国的事业的。《战国策·秦策一》说他当初“羸縢履,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然而一旦他的主张得到君主响应,则拥有“饰车百乘”(《战国策·赵策二》)。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这样描述他成功时的显赫:“佩六国相印”,“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其声威拟于王者,甚至周天子也不得不有所敬畏,匆忙打扫道路,又派专人远迎慰劳。由“徒步”而暴发的类似情形,又可见《汉书·公孙弘传》所谓“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旧唐书·令狐楚牛僧孺萧俛李石列传》所谓“起徒步而升台鼎”,《明史·孔克仁传》所谓“汉高起徒步为万乘主”等。
在古代文献中,“步行”的形式往往受到特别的注意,正是因为对于上层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反常的行旅方式。
西汉名相蔡义起初任职大将军莫府,“家贫,常步行”(《汉书·蔡义传》)。汉宣帝时,盖宽饶身居司隶之要职,“子常步行自戍北边”(《汉书·盖宽饶传》)。东汉时期,李固少年时“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汉书·李固传》),被作为勤苦好学的典型事迹。杨震任涿郡太守时,据说“子孙常蔬食步行”(《后汉书·杨震传》)。《三国志·魏书·崔林传》又说,崔林被曹操任命为邬县地方行政长官时,“贫无车马,单步之官”,即步行前往任所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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