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行旅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演进。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区别以及社会身份的差异,也使得古人的行旅方式表现出富于多样化的特征。
1.
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山海经·海外北经》记录了这样一则远古神话:“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位名叫“夸父”的神话英雄追逐太阳,终于追上了太阳,灼热干渴,于是饮于黄河和渭水,而河、渭不足饮,又欲北饮大泽,然而没有抵达目的地就渴死在途中,他所遗弃的手杖,化作了桃林。
通过传说中夸父的事迹,我们可以推想传说时代早期行旅生活的实况。夸父执杖奋行于大野的形象,反映步行是当时陆路行旅的基本形式。
远古先民们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完成了行旅方式的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即车辆的发明和畜力的开发。
根据《世本》所记录的远古传说,车辆由奚仲所发明。《说文解字·车部》也说:“车,舆轮之总名也,夏后时奚仲所造。”《管子·形势》也说到“奚仲之巧”。《左传·定公元年》又说,奚仲在夏代任“车正”之官。很可能车辆的最初出现早于奚仲。“服牛乘马”的最早记录,则见于《周易·系辞下》。大致在此之前,一切文明创造在陆路的传播,都是通过徒步行旅实现的。
即使在行旅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体现出历史性的显著进步之后,徒步行旅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作为社会行旅的主体形式,显示出重要的历史作用。甚至在比较先进的行旅方式显然已经相当普及之后,某些社会阶层仍旧只能徒步行旅。
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渊去世,颜渊的父亲因家境贫困,请求孔子卖掉他的乘车以置棺椁,遭到孔子的拒绝。孔子说:“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孔子强调自己如若“徒行”,则违背了“礼”。可见当时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出行必须乘车,已经形成礼制规范。《礼记·王制》说:“君子耆老不徒行。”则强调一种以年龄为界定的等级差别。
《列子·力命》中,有一段北宫子和西门子的有趣的对话。北宫子对西门子说,我与你同样居处于社会之中,而你却发迹而富贵。对比之下,我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粗米,“居则蓬室,出则徒行”;你却穿的是锦绣,吃的是粱肉,“居则连欐,出则结驷”。可见,当时“出则徒行”与“出则结驷”即行旅方式的差别,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盐铁论·取下》所说到的“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担步行者之劳也”,也就是乘好车、驱骏马,出行随从骑队的人,并不知道背负肩担、徒步行走者的辛劳,也强调了这种社会差别的显著。
唐代传奇中沈既济写的《任氏传》,说到游子郑六在长安陌中初识狐女任氏的经过:
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
虽然是调笑之语,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有乘”者与“徒行”者之间的等级差别。
战国时代的大论辩家苏秦,是以徒步行旅开始他游说列国的事业的。《战国策·秦策一》说他当初“羸縢履,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然而一旦他的主张得到君主响应,则拥有“饰车百乘”(《战国策·赵策二》)。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这样描述他成功时的显赫:“佩六国相印”,“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其声威拟于王者,甚至周天子也不得不有所敬畏,匆忙打扫道路,又派专人远迎慰劳。由“徒步”而暴发的类似情形,又可见《汉书·公孙弘传》所谓“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旧唐书·令狐楚牛僧孺萧俛李石列传》所谓“起徒步而升台鼎”,《明史·孔克仁传》所谓“汉高起徒步为万乘主”等。
在古代文献中,“步行”的形式往往受到特别的注意,正是因为对于上层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反常的行旅方式。
西汉名相蔡义起初任职大将军莫府,“家贫,常步行”(《汉书·蔡义传》)。汉宣帝时,盖宽饶身居司隶之要职,“子常步行自戍北边”(《汉书·盖宽饶传》)。东汉时期,李固少年时“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汉书·李固传》),被作为勤苦好学的典型事迹。杨震任涿郡太守时,据说“子孙常蔬食步行”(《后汉书·杨震传》)。《三国志·魏书·崔林传》又说,崔林被曹操任命为邬县地方行政长官时,“贫无车马,单步之官”,即步行前往任所就职。
《后汉书·邓禹传》说,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中,邓禹“嬴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后汉书·徐稺传》记载,徐稺曾经为太尉黄琼所任用,尚未到职,而黄琼去世归葬,徐稺于是由南昌“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旧唐书·忠义列传下·王义方》记载,王义方由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前往京师,“中路逢徒步者”,自云其父病重于颍上,急于前往探视,但苦于“徒步不前,计无所出”,王义方于是解下自己乘车所系驾的马送给他。《宋史·范镇传》写道,范镇的哥哥去世,听说有遗腹子流落在外,范镇于是“徒步求之两蜀间,二年乃得之”。
我们应当看到,徒步行旅生活尽管充满艰难辛劳,然而在古代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行旅方式。历史上较大规模的行旅活动,如远征、行役、迁流、罪徙等,大多都以步行为主。或许正因为如此,步兵又称作徒甲、徒兵、徒卒,役人又称作徒士、徒役、徒夫,罪囚又称作徒孥、徒囚、徒隶。这些称谓中所谓“徒”,可能最初大多有《说文解字·辵部》“徒,步行也”的意义。
《文选》卷二六谢灵运《七里濑》诗写道:“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说明“徒旅”的艰险和辛劳。杜甫的《铁堂峡》诗也以“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形容交通道路条件的险恶对于徒步行旅的严重影响。通过《醒世恒言》卷一〇《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有关记述,可以看到徒步行旅的具体情形:话说刘德在河西务镇上开酒店,这里“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然而在交通条件如此优越的情况下,仍然有以徒步形式跋涉于漫长行途的旅人。一个严寒之日,刘公走到门首看雪,“只见远远一人背着包裹,同个小厮迎风冒雪而来。看看至近,那人扑的一交,跌在雪里,挣扎不起。”仔细看时,“却是六十来岁的老儿,行缠绞脚,八搭麻鞋,身上衣服甚是褴褛。”迎入店中相问,方知是京师龙虎卫军士,“原籍山东济宁。今要回去取讨军庄盘缠,不想下起雪来”。刘公问道:“济宁离此尚远,如何不寻个脚力,却受这般辛苦?”答道:“老汉是个穷军,那里雇得起脚力!只得慢慢地捱去罢了。”这篇小说又写到刘奇船行遇难,幸有刘公营救,后来伤愈告辞回乡的情形。“刘奇道:‘今日告过公公,明早就走。’刘公道:‘既如此,待我去觅个便船与你。’刘奇道:‘水路风波险恶,且乏盘缠,还从陆路行罢。’刘公道:‘陆路脚力之费,数倍于舟,且又劳碌。’刘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刘公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远路?’刘奇道:‘公公,常言说得好,有银用银,无银用力。小子这样穷人,还怕得什么辛苦!’”后来刘公赠予他一头小驴,“当下将包裹竹箱都装在生(牲)口身上,作别起身。”与此类似的徒步行旅的形式,《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也写道:“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望延安府来。”
不过,尽管徒步行旅多困苦艰辛,然而我们通过古代文献遗存又可以体味到古人徒步行旅的另一种感受。例如,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诗有“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的诗句,贾岛的《送贺兰上人》诗也写道:“远道擎空钵,深山踏落花。”又如温庭筠《商山早行》诗所谓“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以及梅尧臣《鲁山山行》诗所谓“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等,都表现出对徒步行旅所独有的特殊意趣的欣赏。
2.
骑乘形式
战国时期,已经多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史记·张仪列传》)的军事强国。《孙膑兵法·八阵》说道:“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交通条件便利则多使用车兵,交通条件困厄则多使用骑兵。骑兵的兴起,标志着交通事业的重大进步。因战争的刺激而实现的骑乘形式的普及,对于改善行旅条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项羽被刘邦军围困于垓下,陷于四面楚歌的绝境时,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是项羽时常骑乘的著名战马。乌江亭长迎其东渡,项羽因“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拒绝登船,并对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史记·项羽本纪》)自己甘愿苦战而死,却令战马得救。这一故事,可以生动地说明骑乘形式当时在军旅生活中的意义。
刘琰《骑马游山图》
汉代民间骑乘已经相当普及。据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甚至骑乘母马的人往往受到排斥而不允许参加社交聚会(《史记·平准书》)。我们通过《乐府诗集》卷二一所收录的反映长途行旅生活的《出塞》诗中,可以看到汉代以后远行骑马,已经相当普遍。例如:
背山看故垒,系马识余蒲。(王褒)
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塞鸿。(杨素)
转蓬随马足,飞霜落剑端。(薛道衡)
懔懔边风急,萧萧征马烦。(虞世基)
侠客重恩光,骢马饰金装。(张易之)
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王昌龄)
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马戴)
又如卷七二所收录白居易的《生别离》诗:“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重嘶行人出。”以及张籍的《别离曲》:“行人结束出门去,马蹄几时踏门路。”也都可以说明同样的事实。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学者,是通过多年艰辛劳碌的行旅实践,来从事社会调查、总结历史经验、进行学术研究、发起政治批判的。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介绍顾炎武生平贡献时所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骡,大约也兼用以骑乘和驮负。
行旅生活中以骡作为骑乘对象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汉武帝时代的著名方士李少君,据说死后百余日,又曾骑青骡行游于河东郡蒲坂地方。 李贺《马诗》于是有“少君骑海上,人见是青骡”的名句。据《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引《三国典略》记载,魏晋时期,已有人“乘骡游于公卿门,略无惭色”,而兵争诸战例中,也可以看到战败遁走,“弃马山谷,乘骡而去”的故事。南朝人评判书法风格,已经有“书如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南史·王僧虔传》)的说法,可见当时民间骑骡行旅已经相当普遍。《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引《神仙传》记载了蓟子训到京师,诸贵人慕名求见,而子训乘骡离去的传说。据说,“诸贵人皆逐之,问人,云:‘适去东陌上乘骡者是。’乃各走马逐之,望见子训骡徐行,而名马逐之不及。”《太平广记》卷一三引《神仙传》又说到成仙公“乘白骡西行”的故事,据说“时人谓先生乘骡于武昌冈,乃改为‘骡冈’”,其地在桂阳郡西十里。同书卷四三六引记录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故事的《开天传信记》一书,也说道,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后来白骡无疾而死,玄宗“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乘骡行旅故事往往和神异怪诞的传说相联系,似乎说明骑骡与骑马相比,毕竟还不是民间最为习见的行旅方式。
苏轼《申王画马图》诗有“青骡蜀栈西超忽”句,原注:“明皇乘青骡入蜀。”元稹《望云骓马歌》诗又曾写道:“玄宗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骡来幸蜀。”似乎骑骡行旅是出于无奈。《魏书·眭夸传》曾记述,名士眭夸入京都,“时乘一骡,更无兼骑”。《宋史·文苑列传一·郑起》也说,郑起家贫,常乘骡,有一天出近郊送客,有人揖请说:“请策马令进。”郑起答道:“此骡也,不当过呼耳。”呼骡为马,是明显的虚美过实之辞。可见长期以来,骡在人们的观念中,其价值是低于马的,乘骡者的地位似乎一般也不如乘马者尊贵。不过,陆游有“日驰三百一乌骡”的诗句,似乎骑骡行旅可以实现较高的效率,他又曾以所谓“山路乌骡稳”肯定骑骡行山路的优越。或许唐玄宗骑骡入蜀,也有更为看重其实用的特点。
《旧唐书·吴元济传》记载,吴元济军阀集团割据申(今河南信阳)、蔡(今河南汝南),与中央政府对抗。当地少马,而普遍畜骡,于是“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旧唐书·刘沔传》也记述说,刘沔“骁锐善骑射”,而以同“骡军”接战时“冒刃陷坚”,战功最为突出。金宣宗在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曾下令“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金史·宣宗纪上》)。可见,“骡”经过战争考验,被看作较为理想的骑乘用畜,逐渐成为军旅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写道:“只见门口一个人,骑了一匹骡子,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鲍文卿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家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爷,你几时过江来的?’邵管家道:‘特过江来寻鲍师父。’”“邵管家叫跟骡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骡子打发回去。”大致类似的可以说明民间通行骑骡行旅方式的例证,还能够举出许多。
有关汉代社会生活的史籍中已经可以看到时人骑驴的记载 。魏晋时代,阮籍被任命为东平相,据说是“骑驴到郡”上任的(《晋书·阮籍传》)。东平国在今山东东平。洛阳至东平的距离,以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长达460公里左右,可见“骑驴”这种方式,当时已经开始应用于长途行旅中。据《魏书·常景传》记载,东魏孝静帝天平初年,曾诏令收百官马,于是尚书丞郎以下如果不是陪从皇帝者都不得不乘驴。《全唐诗话》写道,唐懿宗咸通年间,由于进士车服多僭逾制度,严令禁止骑马,于是当时场中不下千人,“皆跨长耳”,有人遂作诗嘲讽道:“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
《费汉源山水画式·骑驴诸式》
《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说,有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据说“饮之香美而醉”,可以“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因其“远至”,当时人称之为“骑驴酒”。由“远相饷馈”的美酒以“骑驴”为名,可以推知“骑驴”或许当时是民间行旅“远至”的主要形式。
《太平广记》卷七七引《开天传信记》说到这样一个故事,罗思远善隐形之法,帝从其习受,却不肯无保留地传授其要领。帝怒,令力士“裹以油幞,置于油榨下,压杀而埋瘗之”,然而不数日有宫廷使者从蜀道回京,竟又路逢罗思远骑驴而行,且笑道:帝王开玩笑何以竟如此残虐啊!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新唐书·方技列传·罗思远》。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写道:“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又《闻惠子过东溪》诗:“惠子白驴瘦,归溪唯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又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鸣。”都是骑驴行旅的例证。更为典型的实例,当然又可以举出人们所熟知的陆游的名作《剑门道中遇微雨》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钱锺书先生在评析这一名诗时曾经指出,“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上韦左丞丈》自说‘骑驴三十载’,唐以后流传他们两人的骑驴图(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三六,《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施国祁《遗山诗集笺注》卷十二);此外像贾岛骑驴赋诗的故事、郑綮的‘诗思在驴子上’的名言(《唐诗纪事》卷四〇、卷六五),等等,也仿佛使驴子变为诗人特有的坐骑” 。这是极敏锐的发现。此外,贾岛的《送友人之南陵》诗也写道:“少年跃马同心使,免得诗中道跨驴。”同样反映诗人以驴子为坐骑的事实。然而羞于“诗中道跨驴”的心理,或许可以说明“跨驴”在一般情况下属于社会下层人们的行旅方式。
《景德传灯录》卷二一《福州升山白龙院道希禅师》有“骑驴觅驴”的比喻:“问:‘如何是正真道?’师曰:‘骑驴觅驴。’”卷二八《洛京菏泽神会大师》也借此批评忘其本有而各处寻求的世间俗尚:“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禅宗学说平易近人,引证贴近生活,借“骑驴觅驴”为喻,说明“骑驴”在当时现实生活中是比较普遍的出行方式。
“骑驴觅驴”,又写作“骑牛觅牛”。《景德传灯录》卷九《福州大安禅师》:“师即造于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骑牛觅牛。’”骑牛远行的史例,我们可以看到两汉之际刘秀参与反对王莽的起义,“骑牛与俱,杀新野尉后乃得马”的事迹(《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也就是说,光武帝刘秀由起事于宛(今河南南阳),又至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转击长聚,直到与新野(今河南新野)尉的部队会战,竟然是经常骑在牛背上。《旧唐书·隐逸列传·史德义》:“或骑牛带瓢,出入郊郭廛市。”《旧唐书·李密传》也说到“乘一黄牛,被以蒲鞯”的情形。骑牛行旅固然并不普遍,但仍是一种不宜忽视的社会生活现象。《太平御览》卷八九八引《魏略》说,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时苗被委任为寿春县令,“乘牸牛”赴任所就职。时苗无论从洛阳启程还是从钜鹿启程,行途都有千里之遥。
《太平御览》卷九〇〇引刘义庆《幽明录》:“护军琅琊王华,有一牛,甚快。常乘之。”又引《岭表录异》说,琼州(今海南)不产驴马,当地人多骑黄牛,“亦饰以鞍鞯,加之衔勒,可骑者即自小习其步骤,亦甚有稳快者”。牛行之稳,人所周知,然而其行可以“快”,今人已经难以想象。估计“牛”所以用于行旅,可能大多还是因为“驴马”缺乏。
骆驼很早就为西北丝路行旅者所骑用。《山海经·北山经》说,虢山,“其兽多橐驼”。郭璞注:“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负千斤,知水泉所在也。”“橐驼”,也就是骆驼。唐代墓葬出土的唐三彩“骑驼”俑,可以作为人们在西北荒漠中骑乘骆驼行旅的文物实证。
3.
篮舆伊轧
传说大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奔走四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行旅经历了多种形式:“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 。”(《史记·夏本纪》)“
”,《史记·河渠书》写作“桥”,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轿子。《尸子》记述此事,又有“山行乘樏”的说法,“樏”的形式,大约是承坐行人的粗略编系的网络。相同的史事,《汉书·沟洫志》写作“山行则梮”。三国时期学者韦昭是这样理解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制的:“梮,木器,如今舆床,人举以行也。”这种认为其形制与当时“人举以行”的所谓“舆床”相近的观点,是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的。《汉书·严助传》所谓“舆轿而隃领”,也就是借此以翻越山岭的做法,体现出山地行旅的一种特殊形式。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年代最早的“轿”的实物,出土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据从事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记述,出土器物中有“肩舆三乘”,“出于随葬坑东南、西北和西南角”。“舆身、舆顶以及舆杆、抬杠都很完整,造型大方,结构复杂”,舆底铺竹席,“顶盖和四周可能有帷幔设施”,其中一件舆杆全长4.84米,底盘面积1.26平方米。 大概制作时首先考虑到乘用的舒适。
“肩舆”又写作“肩舁”,江南多以竹材制作,于是民间又称之为“篮舆”。
《晋书·孝友列传·孙晷》说,吴国富春人孙晷因为当地“车道既少,动经山川”,他的父亲因舟行风波险恶而畏难,于是“每行乘篮舆,(孙)晷躬自扶侍”。《宋书·隐逸列传·陶潜》记载陶渊明的事迹,也说到他曾经前往庐山,因为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抬“篮舆”而行。白居易的《东归》诗也记述了在长途行旅中应用这种交通工具的具体感受:
翩翩平肩舁,中有醉老夫。
膝上展诗卷,竿头悬酒壶。
食宿无定程,仆马多缓驱。
临水歇半日,望山倾一盂。
藉草坐嵬峨,攀花行踟蹰。
风将景共暖,体与心同舒。
始悟有营者,居家如在途。
方知无系者,在道如安居。
前夕宿三堂,今且游申湖。
残春三百里,送我归东都。
原注:“三堂在虢”“申湖在陕”。虢州在今河南灵宝,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他的另一首《途中作》诗也写道:“早起上肩舁,一杯平旦醉。晚憩下肩舁,一觉残春睡。”可以想见,诗人乘此远行,一路平舒,水媚山好,风暖酒香,行旅生活具有何等闲逸的情趣。当然,这种“行踟蹰”而“无定程”的行旅方式,具有明显的悠游玩乐的性质,是难以要求其速度和效率的。
陈与义的《初识茶花》诗则描绘了乘轿行旅时沿途风景之美好:
伊轧篮舆不受催,湖南秋色更佳哉。
青裙玉面初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高宗时民俗改变,“曾不乘车,别坐担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唐肃宗时,据说原本“巴蜀妇人所用”的“兜笼”在京城开始普及,因为有“易于担负”的特点,似乎已呈现“代于车舆”的趋势。所谓“担子”和“兜笼”,其实都是形制不同的“轿”。宋人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四《公主出降》,说到当时京城汴梁曾经出现了一种极其豪华的“担子”(也称檐子):
檐子约高五尺许,深八尺,阔四尺许,内容六人,四维垂绣额珠帘,白藤间花。匡箱之外,两壁出栏槛,皆缕金花装雕木人物神仙。出队两竿十二人,竿前后皆设绿丝绦,金鱼勾子勾定。
这种“担子”当然不适宜应用于长途行旅。《宋史·舆服志二》说,过去制度禁止官员乘坐“舆担”,“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可见“乘轿”是在道路险阻的情况下极其普遍的行旅方式。
“兜笼”后来又称“竹兜”,是一种有座无厢的简易竹轿。《剪灯余话·洞天花烛记》:“果有竹兜子一乘,俟道左。”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五“郑端清世子”条也写道:“每出,坐竹兜,四人舁之。”
“轿”最适用于山地行旅,尽管道路险阻,可以“高下历千岑”,稳便而平安。宋人杨万里《过白沙竹枝歌》:“绝壁临江千尺余,上头一径过肩舆。舟人仰看胆俱破,为问行人知得无。”真实描绘了轿行千尺绝壁的惊险情景。可是,这却是要以抬轿人的劳苦艰辛作为代价的。范成大《小扶 》诗写道:“悬崖破栈不可玩,舆丁挟我如腾狙。”明人姚士粦《见只篇》卷上也写到乘轿于长安商州道路上行历险山的情形:“七盘十二䋫最险峻,行旅每以长絙前引篮舆,白云袅袅,时从马足间出。舆人指点其下,可望辋川。”
还有形制较一般的“轿”,更为轻便的、专门用以攀行山路的所谓“山舆”“山轿”。宋人王柏《长啸山游记》:“黎明假山舆,上丹山。”杨万里《再入城宿张氏庄早起进退格》诗也写道:“山轿已十里,谯门才四更。”至于在山势比较陡峭的路段使用绳索牵挽“山舆”“山轿”的方式,可能曾经被普遍应用。清人俞樾有《纤夫行》诗,记述了山路行旅的见闻:
顽青钝碧起迎面,高可千盘宽一线。
舆丁欲上愁迁延,乃仿船家例用纤。
他在《春在堂随笔》卷四中又说到这种行旅方式:“山路崎岖,舆行必以纤夫挽之。”
《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也说到所谓“山轿”:“小喽啰抬过七乘山轿,七个人都上轿子,一径投南山水寨里来。”《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一回记述老残等人游泰山的故事,描写当地“山轿”形式的文字尤为具体:“次日黎明,女眷先起梳头洗脸。雇了五肩山轿。泰安的山轿像个圈椅一样,就是没有四条腿。底下一块板子,用四根绳子吊着,当个脚踏子。短短的两根轿杠,杠头上拴一根挺厚挺宽的皮条,比那轿车上驾骡子的皮条稍为软和些。轿夫前后两名,后头的一名先趱到皮条底下,将轿子抬起一头来,人好坐上去。然后前头的一个轿夫再趱进皮条去,这轿子就抬起来了。”“轿”的形制,大概各地多有不同。泰山山轿结构可能也有独特之处。然而形式简易、重量轻、轿杠短,很可能是用于山路行旅的“轿”的共同特征。
林庭珪《五百罗汉之罗汉乘轿图》
4.
乘车行旅
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依韵和张中乐寺丞见赠》诗写道:“朝车走辚辚,暮车走碌碌。黄埃蔽车轮,赤日烁车屋。”真切描绘了乘车行旅的情景。
乘坐车辆行旅,是一种可以使旅人减少劳困,而且效率也比较高的行旅方式。
乘车行旅的形式起源相当早。传说时代的帝王黄帝,后来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的名字就叫“轩辕”。“轩辕”的本意,是指车辀,也就是车辕。这说明从非常古远的时代起,车辆的作用已经受到重视。夏禹千里奔走,“陆行乘车”,可能是最早的乘坐车辆行旅的历史记录。
周穆王是著名的喜好远游的君王。《史记·秦本纪》说,秦人的祖先造父为周穆王驾车,系用骏骥之驷,游历西方极远之地,“乐而忘归”,后来因徐偃王在东方发起叛乱,于是“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同一史事,《史记·赵世家》又写作:“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于是“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西晋初年,在汲郡一座战国时期魏王的陵墓中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典籍。其中比较完整地留传至今的只有一部,就是《穆天子传》。《穆天子传》一书较为具体地记述了周穆王西行的传说。据说,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之后,又继续远行,到达大旷原。他西行的极点,许多学者认为至于吉尔吉斯草原,有人甚至以为已经抵达欧洲中部。
早期用于行旅的车辆,其形式和质量除了力图满足这种所谓“日行千里”的行驶速度的要求而外,还特别注重使行旅生活尽可能地安全与舒适。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两具铜车马,可以体现当时制作这种用于长途行旅的交通工具的最高水平。其中2号铜车马的车型十分引人注目,车舆分隔为前后二室,这是截至目前考古资料中仅见的一例。这部车的车辕长246厘米,按比例推算则实际辕长可达492厘米。而殷周车辆辕长多在3米以下 ,春秋时期车辕一般长度在3米左右,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战车遗迹,车辕最长也不过396厘米。与所谓“庳车不便马”(《史记·循吏列传》)的道理相应,增长车辕,才能够系驾更高大的马种,同样的马,车辕较长,也更有利于马足驰骋,同时在高速行驶时可以减弱由系马跃进所引起的颠簸震动的幅度。而且以车轴为杠杆的支点,车辆前部与后部的重量不可能相差太大,因此辕长总与车舆进深成正比。辕长增加,作为乘车,又可以为乘者提供较大的活动空间。许多研究者分析秦陵2号铜车的形制时,把这种车型与古籍文献中所说到的所谓“辒辌车”相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辒辌车”,有时又写作“辒凉车”或者“辒车”“辌车”,大约是一种车厢空间可以容旅人安卧的乘车。《说文解字·车部》写道:“辒,卧车也。”又说:“辌,卧车也。”唐代学者颜师古为《汉书·霍光传》作注释时,也说道:“‘辒辌’,本‘安车’也,可以卧息。”此外,民间较为普及的上有帷盖的“辎车”,据说用于远程行旅时也可以作为卧车。
“可以卧息”的乘车的出现,为便利长途行旅生活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商人往往“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纵驰大队车骑,往来各地,牟取商业利润。某些巨富甚至因为拥有“轺车百乘,牛车千两(辆)”,社会地位得与贵族相当。他们所谓“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史记·货殖列传》)的以车辆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经济活动,当然是与行旅生活相联系的。
曹操的《苦寒行》写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描绘了乘车在山路上艰难行进的情形。李白《北上行》所谓“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也记述了大体相同的情状。元好问就驱车山行,也有“轧轧旃车转石槽”“微服行人细路高”(《石岭关书所见》),“石磴盘盘积如铁”“又见单车下太行”(《天井关》)等诗句。可见驰车历远,是极其普遍的行旅生活方式。
随着交往活动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进,民间又出现了雇车行旅的形式。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写道,王爵护送兄弟王禄棺柩回乡,“去雇起一辆车来,车户唤名李旺,车上载着棺木,满贮着行李,自己与王惠短拨着牲口骑了,相傍而行。”后来李旺窃银潜逃,“店家道:‘客人,这车户那里雇的?’王惠道:‘是省下雇来的北地里回头车子。’”这种所谓“车户”,就是以私车服务于民间行旅活动的专职人员。这样的人,有时又称为“车家”“车客”。《水浒传》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矮脚虎王英“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第五十六回《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徐宁道:‘既然如此,这张一又走不动,都上车子坐地,只叫车客驾车了行。’”
《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说,卢俊义相信吴用的卦辞,以为“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又有心“做些买卖,观看外方景致”,于是决意出行。“讨了十辆太平车子,唤了十个脚夫,四五十曳车头口,把行李装上车子,行货拴缚完备”,终于出发。这里所说的“脚夫”,又称为“车脚”。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写道:“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
所谓“太平车子”,是当时民间普遍用以长途载运的车辆,又见于《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梁中书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拨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三日内便要起身去。’”《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二说到这种车辆的特点:重大粗陋,以牛牵挽,每天的行程不能达到三十里,稍有雨雪的天气,就停步不前,因而俗语称之为“太平车”。《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也说,“东京般载车,大者曰‘太平’”,有厢板而无篷盖。车板前有长二三尺许的两根辕木伸出,“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鞭驾之”。车前往往列有骡驴二十余头,或者系用五七头牛牵曳。夜行悬挂铁铃,行进时发出声响,可以使迎面来车及时避让。车后也系有骡驴两头,驶下陡坡时,使反向用力,可以令车辆缓行以保证安全。
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太平车”的具体形式。驾车的人持鞭把辕,然而步行。这或许就是他们有时又被称为“车脚”“脚夫”“车脚夫”的缘故。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有“北方大车”条,在记载其运载方式的同时,特别说到“管车者”们行旅生活艰苦而粗犷的特点:
北方大车可载四五千斤,用牛骡十数驾之。管车者仅一主一仆,叱咤之声,牛骡听命惟谨。凡车必带数铎,铎声闻数里之外,其地乃荒凉空野故耳。盖防其来车相遇,则预先为避,不然恐有突冲之虞耳。终夜劳苦,殊不类人,雪霜泥泞,尤艰苦异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轴,必须修整乃可行,濡滞有旬日。然其人皆无赖之徒,每挟猥娼同处于车箱之下,藉地而寝,其不足恤如此。
这种车辆当时在民间可能曾经十分普及。
清代公案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二回《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中仍然说到所谓“太平车”:“老爷一辆太平车,太太一辆河南棚车,其余家人都是半装半坐的大车。”当然,这里所说的“太平车”是指专用客车,显然已经与宋代的同名车辆应用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了。又如《老残游记》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街上迎面来了一辆小车,半边装行李,半边坐人。”这种车辆,与《儿女英雄传》所谓“半装半坐的大车”,应当属于一类。
事实上,那种套系十数头乃至二十余头牲畜的超级载运车辆,后世已经不再常用。清人吴敏树《杂说》写道:“余曩归自都下,雇骡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辕骡弗良,将不利行。’”也是雇车行旅的例子,作为乘车牵引动力的,可能只是一头骡子。《老残游记》第七回又说道,“次日早起,老残出去雇了一辆骡车,将行李装好”,于是“动身上车,径往东昌府去了”。这里可能是也指系驾一头骡子的一般的乘车。然而,第四回《宫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则又写道,诸人“收拾行李,叫于家预备了几辆车子,大家坐了进去。赶到二更多天,才进了城”,而吴氏却收拾收拾,“选了一挂双套飞车,赶进城去。到了他父亲面前,号啕大哭。这时候不过一更多天,比他们父子三个,还早十几里地呢。”看来,当时系驾两头牲畜的乘车,已经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非同寻常的高速“飞车”了。
《老残游记》第二〇回《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又写道:“夜间托店家雇了长车”,“老残携同环翠并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妇天明开车,结伴江南去了。”所谓“长车”,显然是为远程客人服务,用于长途行旅的乘车。其车厢之宽敞,可以容纳五个人携带行李“结伴”同乘。而这种“长车”竟然几乎可以随时雇乘,说明当时以车辆营运的“车家”“车户”们为民间行旅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其八写道:“燕姬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驾骆驼。”系用骆驼,已经颇为稀见,而女子驾车,尤为少见。诗人所描写的,大约是塞上行旅生活中生动的—幕。
5.
舟筏行水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可以看到关于“行水”的内容。“行水”和一般的“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在《日书》甲种中,我们可以看到:“(交日)以祭门、行、行水,吉。”(4正二)“行”与“行水”是并列的两种行旅形式。又如在“星”题下,又有:“心,不可祠及行,凶。可以行水。”(72正一) 在这一天不可以“行”,却可以“行水”。此外,又可以看到所谓“船行”与“行”相并列的情形,例如:
丁卯不可以船行巾券97背二
六壬不可以船行巾券98背二
六庚不可以行巾券99背二
同样的内容,《日书》甲种中重见一次(128背),《日书》乙种中也有完全相同的内容(44二),可见“六庚不可以行”一句,并非偶然脱写“船”字。显然,所谓“行水”或者“船行”,是有别于陆路行旅的通行于江河湖海水域的水路行旅。
筏,是取竹木等物编制而成的简易的水上交通工具。四川新都出土的汉画像砖有江上行筏的画面。《北堂书钞》卷一三五引《东观汉记》说:“吴汉平成都,乘筏从江下。”这种航运工具长期被应用于民间行旅生活中。杜甫《奉送崔都水翁下峡》诗:“无数涪江筏,鸣桡总发时。”可知江筏往往结为大队顺流浮行。清人黄宗炎《屯溪至渔亭》诗也曾经写道:“竹筏清溪逆水牵,鱼游常在镜中天。”可见也有逆水行筏的情形。碧天晴日,清溪游鱼,乘筏行旅的幽致意趣,宛然呈现在诗句之中。查慎行《建溪棹歌词》其二:“问渡亭前齐阁棹,竹簰撑入武溪来。”又如《从屯溪坐竹筏至休宁县》诗:“江路西来尽,轻装称竹船。”也都说明这种行旅方式在水乡的普及。
佚名《风雨归舟图》
汉代学者刘向曾经这样说:“乘舆马不劳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绝江海。”(《说苑·谈丛》)又说:“游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说苑·尊贤》)显然,“乘船楫”,从很早以前起,就是与“乘舆马”相并列的最重要的行旅方式之一。
唐代诗人卢纶的《晚次鄂州》诗写道:“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描述了乘坐舟船水路行旅的感受。杜甫的诗作虽然有“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九日五首》其四)一类反映水行愁绪的悲郁之词,但是也有超越“秋色”“归心”传统情感定式的如所谓“春水船如天上坐”(《小寒食舟中作》)等较为明快乐观的名句。欧阳修《晚泊岳阳》诗也写到“系舟岳阳城下树”时的情形:“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意趣则尤为清逸。
乘舟水行比乘车陆行的优越之处,正如杜甫《放船》诗中所写到的:
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
……
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当然,另一方面,舟行又难免激流险滩,恶风巨浪。如同明人何景明《咏怀》其五所谓“江湖多风涛,舟楫不可保”。
郭璞的《江赋》说到水上航运的发达:“漂飞云,运艅艎,舳舻相属,万里连樯。溯洄沿流,或渔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极,穷东荒。”其中所谓“飞云”“艅艎”,都是舟船的名称。看来,当时水上行船,相当多数服务于以“商”为代表的行旅活动。尤其远赴交州、益州,甚至前往“南极”“东荒”的航行,一般来说不会是以“渔”为目的的。明代学者陆深的《江东竹枝词》写到水上行旅活动繁盛的情形:“滨口航船一字帮,棹歌和起自成腔。潮来上南潮落北,南到湖南北到江。”
所谓“航船”,宋明以来一般是指大体定期行驶的,多用以载运旅客的船舶。例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所说到的:“今浙西临流州县,凡载行旅之舟,谓之‘航船’。”
明清时代又曾经有专门运载单人旅客的航船,“一舟只载一人,不附他客,谓之‘单装’”。运费大致有确定的标准,由浔阳(今江西九江)到武昌大约用钱三贯,正如徐世溥《楚谣》中所说:“武昌只索钱三贯,双桨‘单装’任往还。”
反映舟船行旅生活情状的古人诗文,又可见于杨慎《竹枝词》“下水上风来往惯”“冷风寒雨宿天涯”等诗句。元人周巽《竹枝歌》也写道:“叠嶂连云气势高,江心巨石吼洪涛。怪底终年行路者,艰危如此不辞劳。”乘舟行旅尽管会有乘风逐浪的便利,可以“行无辙迹,止无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驰奔”,(〔晋〕枣据:《船赋》)然而又必须经历种种风涛“艰危”,特别当逆水逆风而行时,往往要用人力拉纤,才能艰难前进。清人赵翼《归途阻风》诗所谓“水撑两篙弯,岸挽一纤直”就说到这种情形。元人周巽所作《竹枝歌》中,又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滟滪堆前十二滩,滩声破胆落奔湍。巴人缓步牵江去,楚客齐歌行路难。”“百丈牵江江岸长,生愁险处是瞿塘。猿啼三声齐堕泪,路转九回空断肠。”在这种情况下,行旅之客往往“不敢端然坐,常随挽纤人”(〔清〕孙枝蔚:《黄河舟中》诗其四)。
《醒世恒言》卷二五《独孤生归途闹梦》比较详尽地描绘了乘坐“川船”经过三峡航道时行旅的“艰危”:“且说遐叔在路,晓行夜宿,整整的一个月,来到荆州地面。下了川船,从此一路都是上水。除非大顺风,方使得布帆。风略小些,便要扯着‘百丈’。你道怎么叫做‘百丈’?原来就是纤子。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用着一寸多宽的毛竹片子,将生漆绞着麻丝接成的,约有一百多丈,为此川中人叫做‘百丈’。在船头立个辘轳,将‘百丈’盘于其上。岸上扯的人,只听船中打鼓为号。遐叔看了,方才记得杜子美有诗道:‘百丈内江船。’又道:‘打鼓发船何处郎。’却就是这件东西。又走了十余日,才是黄牛峡……这峡中的水更溜,急切不能勾到。因此上有个俗谚云:‘朝见黄牛,暮见黄牛;朝朝暮暮,黄牛如故。’又走了十余日,才是瞿塘峡。这水一发急紧。峡中有座石山,叫做滟滪堆。四五月间水涨,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下水的船,一时不及回避,触着这堆,船便粉碎,尤为利害。遐叔见了这般险路,叹道:‘万里投人,尚未知失得如何,却先受许多惊恐!我娘子怎生知道?’原来巴东峡江一连三个:第一是瞿塘峡,第二是广阳峡,第三是巫峡。三峡之中,唯巫峡最长。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古木阴森,映蔽江面,止露得中间一线的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时分,方有光明透下。数百里内,岸上绝无人烟,惟闻猿声昼夜不断。因此有个俗谚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断客肠。’”
不仅漫长的“上水”行程,“人烟”断绝,“猿声”凄切,使行客不免“断肠”;江峡“险路”,浪涛“急紧”,尤其令旅人内心“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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