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社会阶层,由于经济地位、生活趣向、心理传统和文化水平存在着区别,他们行旅的动机和方式也都不同,因而,他们对于行旅生活的实际体验当然也表现出差异。
应当说,中国古代学人、吏人和商人的行旅活动,在他们的全部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了解他们各自对于行旅生活的不同体味,有益于认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方面的真实风貌。
1.
游学行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古代学人大多经历过远道寻师求学的艰辛。在当时比较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他们往往自己背负着行李、书籍和文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求师问学。史书中常常用所谓“千里负笈”来形容这样的行旅活动。
“笈”,是一种主要用以盛装书籍的竹编器具。《太平御览》卷七一一引《风俗记》说:“笈,学士所以负书,箱如冠籍箱也。”同卷所引谢承《后汉书》又具体说到了几位著名“学士”“负笈”就学的事迹:
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览群书,常负笈寻师,变易姓名。
苏章,字士成,北海人,负笈追师,不远万里。
方储,字圣明,负笈到三辅,无术不览。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兴办太学,汉明帝当政时,曾经亲自临众讲学,听讲者很多,甚至匈奴贵族子弟也前来洛阳在太学就读儒学经典。太学形势一时“济济乎,洋洋乎”,后来“游学增盛”,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余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为了求学而经历艰辛的行旅生活的。当时私家教学也形成风气。许多办私学的学者也吸引了万千来自远道的学人。任安在家中教授学生,“诸生自远而至”。张兴讲学,弟子自远而至者,仅著录在册的就将近万人。魏应教授徒众,“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而出身广汉郡梓潼县(今四川梓潼)的学者景鸾,据说“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当时,研读经学的学人,往往不远万里前往权威学者那里求教。政府修造的讲读之舍,吸引背负口粮远道就读者动辄以千百计。著名的学术大师开门讲学,正式注册的学生常常超过一万人。
《后汉书·李固传》说,李固虽然身为最高级的官僚“三公”的子弟,然而自幼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来潜心钻研儒学典籍,终于学有成就,于是“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贤注引《谢承书》曾经说到李固当初为了求学而不畏行旅艰辛的具体情形:
(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
《后汉书·杜乔传》李贤注引《续汉书》也说道,杜乔虽然是高官显宦的子弟,仍然经常步行担负书籍,远道寻师求教。《晋书·儒林列传·董景道》又说道,董景道“少而好学,千里追师”。《魏书·高允传》也说,高允幼年孤弱,然而有志于学,“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于是“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后来终于成为领导当时学术潮流的“一代伟器”。
《抱朴子·袪惑》写道:“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这种经过艰难行旅“追师”“游学”的情形,似乎已经被看作学业有成的必由之路。所谓“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宿”(白居易:《相和歌辞·短歌行二》),也成为学人勤奋刻苦的行为典范。
行旅生活和学术成就的关系,久已受到有识见的学者们的充分重视。他们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实践,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
汉代文史大家司马迁也是一位大游历家。他的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学名著《史记》,就是在千里行旅同时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作的。据《史记》中司马迁自述,他的游踪之远,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异的。我们看到,他行旅所至,遍及现今的十六个省区,当时汉文化所覆盖的各个地区,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北),曾经耕牧于河山之阳,二十岁时,即“南游江淮”,登会稽山,考察禹的遗迹,又在九嶷山勘查舜的葬地,浮沅江、湘江而下。继而又北涉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进行学术活动,体验孔子儒学遗风,在邹、峄(今山东邹城市)实践传统礼仪。后来曾经于鄱(今山东滕州市)、薛(今山东微山东北)、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遭遇过行旅挫折,接着又游历梁、楚(今豫东苏北)地区,然后回归长安(今陕西西安)。此后,又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到达今四川西昌、云南大理等地区。
司马迁像(孙承恩《集古像赞》)
《史记》其他部分仍多有涉及司马迁行旅活动的内容,例如《五帝本纪》记载,他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实地调查黄帝、尧、舜的史迹。《封禅书》又说,他曾经跟随汉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河渠书》也写道,他曾经南登庐山,考察大禹疏通九江的遗迹,又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山,临望五湖(今太湖)。在东方考察洛汭(今河洛地区)、大邳山(在今河南浚县)等地的水利形势,又行于淮水、泗水、济水和漯洛渠。西行蜀地之岷山及李冰经营的都江堰工程。又自龙门沿黄河北行,至于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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