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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生活百味

各个社会阶层,由于经济地位、生活趣向、心理传统和文化水平存在着区别,他们行旅的动机和方式也都不同,因而,他们对于行旅生活的实际体验当然也表现出差异。

应当说,中国古代学人、吏人和商人的行旅活动,在他们的全部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了解他们各自对于行旅生活的不同体味,有益于认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方面的真实风貌。

1.

游学行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古代学人大多经历过远道寻师求学的艰辛。在当时比较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他们往往自己背负着行李、书籍和文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求师问学。史书中常常用所谓“千里负笈”来形容这样的行旅活动。

“笈”,是一种主要用以盛装书籍的竹编器具。《太平御览》卷七一一引《风俗记》说:“笈,学士所以负书,箱如冠籍箱也。”同卷所引谢承《后汉书》又具体说到了几位著名“学士”“负笈”就学的事迹:

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览群书,常负笈寻师,变易姓名。

苏章,字士成,北海人,负笈追师,不远万里。

方储,字圣明,负笈到三辅,无术不览。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兴办太学,汉明帝当政时,曾经亲自临众讲学,听讲者很多,甚至匈奴贵族子弟也前来洛阳在太学就读儒学经典。太学形势一时“济济乎,洋洋乎”,后来“游学增盛”,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余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为了求学而经历艰辛的行旅生活的。当时私家教学也形成风气。许多办私学的学者也吸引了万千来自远道的学人。任安在家中教授学生,“诸生自远而至”。张兴讲学,弟子自远而至者,仅著录在册的就将近万人。魏应教授徒众,“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而出身广汉郡梓潼县(今四川梓潼)的学者景鸾,据说“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当时,研读经学的学人,往往不远万里前往权威学者那里求教。政府修造的讲读之舍,吸引背负口粮远道就读者动辄以千百计。著名的学术大师开门讲学,正式注册的学生常常超过一万人。

《后汉书·李固传》说,李固虽然身为最高级的官僚“三公”的子弟,然而自幼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来潜心钻研儒学典籍,终于学有成就,于是“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贤注引《谢承书》曾经说到李固当初为了求学而不畏行旅艰辛的具体情形:

(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

《后汉书·杜乔传》李贤注引《续汉书》也说道,杜乔虽然是高官显宦的子弟,仍然经常步行担负书籍,远道寻师求教。《晋书·儒林列传·董景道》又说道,董景道“少而好学,千里追师”。《魏书·高允传》也说,高允幼年孤弱,然而有志于学,“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于是“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后来终于成为领导当时学术潮流的“一代伟器”。

《抱朴子·袪惑》写道:“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这种经过艰难行旅“追师”“游学”的情形,似乎已经被看作学业有成的必由之路。所谓“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宿”(白居易:《相和歌辞·短歌行二》),也成为学人勤奋刻苦的行为典范。

行旅生活和学术成就的关系,久已受到有识见的学者们的充分重视。他们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实践,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

汉代文史大家司马迁也是一位大游历家。他的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学名著《史记》,就是在千里行旅同时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作的。据《史记》中司马迁自述,他的游踪之远,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异的。我们看到,他行旅所至,遍及现今的十六个省区,当时汉文化所覆盖的各个地区,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北),曾经耕牧于河山之阳,二十岁时,即“南游江淮”,登会稽山,考察禹的遗迹,又在九嶷山勘查舜的葬地,浮沅江、湘江而下。继而又北涉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进行学术活动,体验孔子儒学遗风,在邹、峄(今山东邹城市)实践传统礼仪。后来曾经于鄱(今山东滕州市)、薛(今山东微山东北)、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遭遇过行旅挫折,接着又游历梁、楚(今豫东苏北)地区,然后回归长安(今陕西西安)。此后,又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到达今四川西昌、云南大理等地区。

司马迁像(孙承恩《集古像赞》)

《史记》其他部分仍多有涉及司马迁行旅活动的内容,例如《五帝本纪》记载,他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实地调查黄帝、尧、舜的史迹。《封禅书》又说,他曾经跟随汉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河渠书》也写道,他曾经南登庐山,考察大禹疏通九江的遗迹,又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山,临望五湖(今太湖)。在东方考察洛汭(今河洛地区)、大邳山(在今河南浚县)等地的水利形势,又行于淮水、泗水、济水和漯洛渠。西行蜀地之岷山及李冰经营的都江堰工程。又自龙门沿黄河北行,至于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

此外,我们又可以看到,司马迁曾经亲临考察过齐(《齐太公世家》)、鲁(《孔子世家》)、江南(《龟策列传》)、淮阴(《淮阴侯列传》)、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薛(《孟尝君列传》)以及大梁故城(《魏世家》《魏公子列传》),又曾经登箕山,瞻仰传说中的许由冢(《伯夷列传》),到楚地,踏勘所谓春申君故城(《春申君列传》),往长沙,临视屈原自沉之处(《屈原贾生列传》),又抵达北边,考察了蒙恬为秦王朝修筑的长城亭障(《蒙恬列传》)。

可以看到,司马迁行旅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对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是对时代人文精神的体验。应当说,正是通过这样的行旅历程,他才一步步接近了历史的真相,一步步攀登上文化的高峰。

明代大旅行家徐弘祖和他的《徐霞客游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从二十二岁开始游历各地名山大川、奇峰险峪,历时三十余年。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他只有四川没有行历,足迹遍及现今的十九个省区。他总结自己的行旅见闻而写成的《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行旅札记,也被看作一部地学百科全书。其中对于石灰岩溶蚀地貌的系统记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这种地貌的研究考察的记录。他对于地方历史民俗的调查成果,也被记载在这部书中。《徐霞客游记》的原稿大部分已经散失,今本四十余万字,据说只有他当时日记总篇幅的1/6。钱谦益的《徐霞客传》写道,他出行时,随身只跟从一个奴仆,或者一位僧人,手携一杖,带一副襆被,可以忍饥数日,能够徒步连续行走数百里。登凌绝壁,穿行丛林,“攀援上下,悬度绠汲,捷如青猿,健如黄犊。以崟岩为床席,以溪涧为饮沐”,以山中猿猴为伴侣。平时沉默寡言,然而“与之论山经,辨水脉,搜讨形胜,则划然心开”,平时旅途之中,“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壁枯树,然松拾穗,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画,虽才笔之士,无以加也”。

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行旅实践中,然而也正是行旅生活使得他的才智得以焕发,使得他的生命放射出科学的光辉。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是一位通过行旅生活成就大学问的学界伟人。他曾经这样谈到行旅对于学业的作用:“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如果不幸而困居在穷僻之域,又没有车马之资,仍然应当博学审问,但是对于书中是非的真切认识,大概只能得十之五六。如果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成为孤陋闭塞的“面墙之士”,即使道德修养达到贤良的高度,最终也“无济于天下”(《与人书一》)。这种重视以交往增长学问的见解,体现出具有崭新价值的学术思想。他有“仲尼一旅人,栖栖去齐卫”(《寄弟纾及友人江南》)的诗句,竟然从一位“旅人”的角度认定“圣人”孔子的文化地位。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这样写道,亭林先生(顾炎武)出游时,往往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险隘关塞之处,就请教老兵退卒,询问其往日战事的曲折。有时有与平日所闻不相符合的情形,就广求书籍认真进行核证。他的重要学术名著如《日知录》等,大多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行旅中的调查而写成的。

学人行旅“载书自随”,已经形成一种行为惯例。如杜甫诗所谓“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秋日夔州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以及顾炎武诗所谓“常把《汉书》挂牛角”(《蓟门送子德归关中》)等,都说到这样的事实。

他们就是这样,一方面通过行旅生活丰富了自身的精神世界,增益了文化积累,另一方面,又以足履游历与心灵游历的结合,使行旅生活本身也具有了浓郁的文化韵味。

2.

旅宦生涯:区区牛马走,趋驰名利牵

从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体确立之后,官僚政治作为中国社会主体构架长期不再动摇。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要“经理宇内”“远迩同度”(《史记·秦始皇本纪》),当然要依靠吏制的完备。

自秦汉时期起,中央政府已经注重从各地选用人才从事国家行政的管理,地方官吏也往往由最高统治集团任免。官员的调任迁转,不仅相对较为频繁,而且常常辗转千里,历程辽远。史籍中所见官僚履历,大多历任数职,转仕于各地。这样的情形对于文化结构的形式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曾经指出的,“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了全国文化的统一性” 。

对于从政人员本人来说,这样的形势则使得行旅自然成为他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内容之一。

汉代官员已经有自称“牛马走”的习用文语。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开篇即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文选》李善注解释说,“走,犹仆也”,“自谦之辞也”。有的学者以为,“牛马走”应当就是“先马走”。钱锺书先生指出,“先马走”,犹如后世所谓“马前走卒”,“即同书札中自谦之称‘下走’‘仆’耳” 。“牛马走”“先马走”,都强调其奔波劳碌。事实上,如牛马一般为君王驱役,千里奔走,不避风尘,是在专制帝国各级行政机构中服务的官员们生活方式的基本特色之一。所谓“自怜牛马走”(〔唐〕李宣远:《近无西耗》),“仆仆牛马走”(《明史·文苑列传三·何良俊》)等文句,都反映出他们对这种生活特征的自我意识。

明末人范景文出身吴桥(今河北吴桥),登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后,授东昌(今山东聊城)推官,崇祯年间,除任为京官,至于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又曾经“巡抚河南”,“起南京右都御史”。在明末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曾经率兵“勤王”,在涿州及昌平、通州一带驻守练兵。又“屡遣兵戍池河(今安徽池河)、浦口(今江苏江浦),援庐州(今安徽合肥),扼滁阳(今安徽滁州附近)”(《明史·范景文传》)。他在《北吴歌和王退如使君序》曾经写道:“一行作吏,日事远游,到家反似客。”这种说法,应当是基本如实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吏生活的现实的。

白居易曾经以“昔为烟霄侣,今作泥涂吏”(《感秋怀微之》)的诗句,对比为吏前后由潇洒悠闲到辛苦奔忙的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泥涂吏”一语,可以比较真切地体现官吏行旅生活的艰辛。对于这种生活隐怀惆怅之心的表露,又见于所谓“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以及所谓“分散骨肉恋,趋驰名利牵。一奔尘埃马,一泛风波船”(《寄江南兄弟》)等。这位著名诗人为官四十多年,先后为七位皇帝服务,除长期在长安任职外,又先后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杭州(今浙江杭州)、苏州(今江苏苏州)、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冯翊(今陕西大荔)以及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担任地方官职。

游宦生涯的苦辛滋味,还发生于对于其行旅过程的严格的时限要求。宋人晁补之《初望庐山》诗写道:“宦程正迫西风急,未是庐山伫足人。”明人高叔嗣的《再过紫岩寺》诗也写道:“宦味同鸡肋,官程任马蹄。”所谓“宦程”“官程”的规定,使得吏人不得不疾行急驶,“挥汗红尘中,但随马蹄翻”(苏轼:《孙巨源》)。

官吏一旦踏上从政的行旅之路,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在所谓“宦辙一朝分,相望万里阻”(〔清〕赵翼:《树斋述庵奉使秦邮别后却寄》)的情况下,暂时相对冷却对于故土和亲族的情思。不过,这种心理转化却极其艰难,以致在他们的行旅生活中,“宦情”与“乡思”始终相互交织萦绕,形成如同所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那样的心理矛盾。例如,我们在许多兼为吏人的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

宦情抖擞随尘去,乡思销磨逐日无。(白居易:《答州民》)

宦情薄似纸,乡思急于弦。(白居易:《忆洛中所居》)

宦情薄似秋蝉翼,乡思多于春蚕丝。(陆游:《宿武连县驿》)

使得宦游之人旅情最为愁苦凄怆的,自然是因过失或犯罪而受到贬谪放逐的遭遇。面对这种境遇,即使豪放旷达如李白,也曾经留下极其伤感的诗句。在流放途中路经三峡时,他曾作《上三峡》诗,其中写道:“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所谓“青天无到时”“不觉鬓成丝”所表露的沉痛的绝望,与他另一次出三峡时“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得意神情,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此外,又如所谓“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赠别郑判官》),也体现出即使再坚强的个性,一旦流落为贬黜之吏、流迁之徒,经历这种特殊的行旅生活,也难免骏骨销铄、壮心摧折。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刑部侍郎韩愈因谏止遣使往凤翔迎佛骨事,贬任潮州刺史。他在行经秦岭蓝桥河谷地的蓝关(或说即峣关)时,曾经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一篇谪臣行旅诗的代表作。有人认为,诗中自陈“不肯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之意”,并没有“怨怼”,也没有“悲伤”(〔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〇)。然而刚刚行至秦岭山区,就已有“雪拥蓝关”、骨收“瘴江”诸句,仍明显表现出一种沉郁忧悒的心情。韩愈于此继续前行一二日路程,又作《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诗,写到在武关以西路遇流放途中的吐蕃战俘,说他们配流“地近”,不必“惨然”,相比之下,“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如果说其心情绝无“悲伤”,恐怕是不尽客观的。

长期以来,正如所谓“衰疲远谪,人皆知其难堪;亲爱生离,闻者为之太息”(〔宋〕吕惠卿:《建宁军节度使谢表》),贬谪远僻之地,久已成为社会公认的最为凄楚苦痛的事情。

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写道,岳阳“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而“览物之情”,各自有异。“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谪行罪迁之人临山川景物,自然多有“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情感的滋生,实不必待“霪雨”“阴风”。范仲淹又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其实,“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一般是行进在升迁途中的官僚们怡然自得的自然情态。行旅生活中其骄盈之心的流露,也并非一定要面对“春和景明”“渔歌互答”的情景。

3.

游贾事业:周流天下,无所不至

旧时经商人家常贴这样的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即把“生意兴隆”同通达“四海”“三江”相联系。

以经商为生计的贾人,确实是以最旺盛的精力和最饱满的热情往来于行旅之途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为趋利、逐利而辛苦奔忙的世态民情,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商人的活动。

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已经出现“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从而取得经济成功的商贾。由于当时政府为恢复经济所实行的特殊的政策,“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些“富商大贾”不仅取得影响社会经济的实力,而且实际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社会风习的方向。“抑商”政策往往与“禁奢侈”相联系,原因正在这里。尽管政府一次次推行打击商人的政策,他们仍然以顽强的意志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就行旅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汉书·食货志上》)的行旅活动,对于民间所谓“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王符:《潜夫论·浮侈》)等社会现象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前导性的作用。

“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体现出这一社会阶层中人们的特殊性格,以及他们对于行旅生活的特殊态度。

元稹的《估客乐》诗写到他们追逐市利而出行不辞远、离别不厌久的生活习性:“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为了转贩求利,行旅几乎无所不至:“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

长江行船(明崇祯刊本《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插图)

唐代诗人张籍的《贾客乐》诗,又说到商贾行旅生活较为具体的内容: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

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

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

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

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满湘渚。

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

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

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

这种行旅生活虽然往往可以和暴利相联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其“辛苦”的程度可能并不减于其他行业,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则又是许多人难以承当的。刘驾《贾客词》中的有关内容,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

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

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贾人晓夜启程,还说出发已晚,黑暗中行进于高山捷径,为赶行程而不避险僻。不幸遇“寇盗”袭击,“猛兽”追赶。于是“金玉”损失净尽,行囊委弃于路。故乡的家中虽然有大宅娇妻,而旅人已经成为“白骨”,再也寻觅不到回归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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