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卷七二所收录白居易的《生别离》诗:“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重嘶行人出。”以及张籍的《别离曲》:“行人结束出门去,马蹄几时踏门路。”也都可以说明同样的事实。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学者,是通过多年艰辛劳碌的行旅实践,来从事社会调查、总结历史经验、进行学术研究、发起政治批判的。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介绍顾炎武生平贡献时所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骡,大约也兼用以骑乘和驮负。
行旅生活中以骡作为骑乘对象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汉武帝时代的著名方士李少君,据说死后百余日,又曾骑青骡行游于河东郡蒲坂地方。 李贺《马诗》于是有“少君骑海上,人见是青骡”的名句。据《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引《三国典略》记载,魏晋时期,已有人“乘骡游于公卿门,略无惭色”,而兵争诸战例中,也可以看到战败遁走,“弃马山谷,乘骡而去”的故事。南朝人评判书法风格,已经有“书如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南史·王僧虔传》)的说法,可见当时民间骑骡行旅已经相当普遍。《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引《神仙传》记载了蓟子训到京师,诸贵人慕名求见,而子训乘骡离去的传说。据说,“诸贵人皆逐之,问人,云:‘适去东陌上乘骡者是。’乃各走马逐之,望见子训骡徐行,而名马逐之不及。”《太平广记》卷一三引《神仙传》又说到成仙公“乘白骡西行”的故事,据说“时人谓先生乘骡于武昌冈,乃改为‘骡冈’”,其地在桂阳郡西十里。同书卷四三六引记录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故事的《开天传信记》一书,也说道,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后来白骡无疾而死,玄宗“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乘骡行旅故事往往和神异怪诞的传说相联系,似乎说明骑骡与骑马相比,毕竟还不是民间最为习见的行旅方式。
苏轼《申王画马图》诗有“青骡蜀栈西超忽”句,原注:“明皇乘青骡入蜀。”元稹《望云骓马歌》诗又曾写道:“玄宗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骡来幸蜀。”似乎骑骡行旅是出于无奈。《魏书·眭夸传》曾记述,名士眭夸入京都,“时乘一骡,更无兼骑”。《宋史·文苑列传一·郑起》也说,郑起家贫,常乘骡,有一天出近郊送客,有人揖请说:“请策马令进。”郑起答道:“此骡也,不当过呼耳。”呼骡为马,是明显的虚美过实之辞。可见长期以来,骡在人们的观念中,其价值是低于马的,乘骡者的地位似乎一般也不如乘马者尊贵。不过,陆游有“日驰三百一乌骡”的诗句,似乎骑骡行旅可以实现较高的效率,他又曾以所谓“山路乌骡稳”肯定骑骡行山路的优越。或许唐玄宗骑骡入蜀,也有更为看重其实用的特点。
《旧唐书·吴元济传》记载,吴元济军阀集团割据申(今河南信阳)、蔡(今河南汝南),与中央政府对抗。当地少马,而普遍畜骡,于是“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旧唐书·刘沔传》也记述说,刘沔“骁锐善骑射”,而以同“骡军”接战时“冒刃陷坚”,战功最为突出。金宣宗在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曾下令“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金史·宣宗纪上》)。可见,“骡”经过战争考验,被看作较为理想的骑乘用畜,逐渐成为军旅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写道:“只见门口一个人,骑了一匹骡子,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鲍文卿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家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爷,你几时过江来的?’邵管家道:‘特过江来寻鲍师父。’”“邵管家叫跟骡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骡子打发回去。”大致类似的可以说明民间通行骑骡行旅方式的例证,还能够举出许多。
有关汉代社会生活的史籍中已经可以看到时人骑驴的记载 。魏晋时代,阮籍被任命为东平相,据说是“骑驴到郡”上任的(《晋书·阮籍传》)。东平国在今山东东平。洛阳至东平的距离,以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长达460公里左右,可见“骑驴”这种方式,当时已经开始应用于长途行旅中。据《魏书·常景传》记载,东魏孝静帝天平初年,曾诏令收百官马,于是尚书丞郎以下如果不是陪从皇帝者都不得不乘驴。《全唐诗话》写道,唐懿宗咸通年间,由于进士车服多僭逾制度,严令禁止骑马,于是当时场中不下千人,“皆跨长耳”,有人遂作诗嘲讽道:“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
《费汉源山水画式·骑驴诸式》
《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说,有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据说“饮之香美而醉”,可以“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因其“远至”,当时人称之为“骑驴酒”。由“远相饷馈”的美酒以“骑驴”为名,可以推知“骑驴”或许当时是民间行旅“远至”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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