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世明言》卷一九《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到乘舟航行突遇暴风的险恶境遇:“水手一齐把船撑动,刚刚才要撑入浦子口,只见那风从西北角上吹将来。初时扬尘,次后拔木,一江绿水,都乌黑了。那浪掀天括地,鬼哭神号,惊怕杀人。这阵大风不知坏了多少船只,直颠狂到日落时方息。”《醒世恒言》卷一〇《刘小官雌雄兄弟》也描述了一起水上行旅横遭风浪袭击,以致船毁人亡的事故:“时值深秋,大风大雨,下了半月有余,那运河内的水,暴涨有十来丈高下,犹如百沸汤一般,又紧又急。往来的船只,坏了无数。一日午后,刘方在店中收拾,只听得人声鼎沸。他只道有什么火发,忙来观看,见岸上人捱挤不开,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看时,却是上流头一只大客船,被风打坏,淌将下来,船上之人,飘溺已去大半。余下的抱桅攀舵,呼号哀泣,只叫‘救人!’”呼救之时,仍“一个个落水”。
从危船上被救起的“刘小官”后来要回故土时,不忘“水路风波险恶”,执意坚持“还从陆上行罢”,说明行旅交通事故对于行旅之人心理造成的深刻印痕。不过,有时又因为行旅需要又使得人们不能顾及种种危难的严重威胁,往往仍然轻身犯难,冒险远行,于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代代行旅者勇于历险的精神,使交通的发展不断达到新的水平。
2.
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记载,许靖等人曾经“浮涉沧海,南至交州”,一路极尽艰辛,“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行旅者“大半”死于途中,似乎并不是由于风暴摧毁乘船,而是因长期“漂薄风波,绝粮茹草”,以致成为“饿殍”的。
由于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不能得到保障,以至“穷寒路次”(〔北齐〕颜之推:《还冤记》),“贫旅无资”(〔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义解三·慧远》),往往中断以至终止行程。而所谓“忧郁生疾,疾困乃死”(《管子·内业》),也经常成为行旅者遗恨客冢的原因。
《荀子·君道》说:“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能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君主难免巡行游玩的享乐生活,也难免疾病死亡的意外灾祸。《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远使匈奴,流落大漠北海长达十九年,随从者大多“物故”,和他一起归还中原的只有九人。所谓“物故”,也就是死去。
居延汉简中也有关于远行戍卒“行道物故”的记录。
《宋史·朱台符传》所谓“卒于舟次”,则是在乘船行旅的过程中逝世。
所谓“客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客葬”(韩愈:《祭石君文》)、“客窆”(《新唐书·褚遂良传》)等,也都以同样的事实体现出古代行旅生活沉郁阴暗的一面。
客死他乡者的墓牌,曾经称作“远乡牌”,以示与正常死亡有所不同。例如,杂剧《萨真人夜断碧桃花》第四折:“若不是萨真人显出神通大,则我这墓顶上签钉远乡牌。”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第四折:“行一步如上吓魂台,我死后墓顶头谁定远乡牌?”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第二折:“哎哟!儿也,你可只落的定一面远乡牌。”又如杂剧《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三折:“但占着龙虎榜,谁思量这远乡牌。”“哀也波哉,西风动客怀,空着我流落在天涯外。”客魂被迫漂泊异乡,被看作行旅者莫大的悲哀。
“疾病物故”,是行旅者在途中不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后汉书·独行列传·王忳》说,王忳由广汉前往京师,在途中客舍见到一位身患重病的书生,出于怜悯之心予以照料看护。书生对他说,我应当往赴洛阳,然而病重,命在须臾,腰下有黄金十斤,情愿相赠,请求死后予以安葬。王忳用一斤黄金为他营办了后事,剩余的部分全数埋藏在棺木之下。死者的父亲后来前往迎丧,“余金俱存”。
情节与此相类似的,又有关于“君子济”的故事。据《水经注·河水三》记载:
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
贾人猝死的原因,郦道元记述时没有说明,我们推测,很可能是由于突发的暴病。
杜甫诗所谓“楚隔乾坤远,难招病客魂”(《寄高适》),所谓“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赤谷》)等,都体现出行旅生活中的这种忧患,使行人旅客的心理笼罩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旅途中偶染微恙,也往往使得步履维艰的行旅生活难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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