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入巴黎的移民情况也是一样的。众所周知,自从路易十四殡天之后,法国的贵族更多地在巴黎生活;但即使在太阳王 时代,这些人也没有彻底离开巴黎,而是把它当成避难所,用以逃避虚文矫饰的凡尔赛宫廷生活。他们的回归并不足以扭转巴黎的人口由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而日渐减少的趋势。根据路易·亨利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合情合理地说,和伦敦一样,巴黎也通过吸纳移民来补充自身的人口;这些移民年轻而且单身,原籍距离巴黎至少两天的路途;而且和英国的情况相同,促使他们离乡背井的并非饥荒或者战乱(这些情况后来才出现),他们离开家园,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因而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伦敦是一个大城市,其增长的人口至少有一半是从外地迁入的举目无亲的年轻人。巴黎也差不多,它比伦敦小,但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城市来说规模相当庞大;在全国人口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它的人口缓慢增长;它所补充和增加的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同一类迁入的移民。
因而,在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构成中,一类特殊的陌生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单身的他或她切断了过去的社会关系,来到一座相当遥远的城市。实际上,在谈到他们所在城市的人口状况时,18世纪20年代的伦敦人或巴黎人通常用“大杂烩”“难以捉摸”“值得怀疑”和“尚未定型”来形容这些外来人。在笛福 笔下,由于出现了很多外地来的人,伦敦“人满为患”,因此政府部门和管理条例面临着新的挑战。他找不到任何词语来描绘这些新来的人,只能称他们为“各色人等的大杂烩”。除了“爱尔兰游民”之外,这些人之中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社会秩序。而且由于他们毫无组织,笛福还预言曾经涌入这座城市的他们将会被冲刷出去:“依鄙人愚见,今日之伦敦虽曰人满为患,然则汇聚此地之盲流,其来固若洚水之喷涌,其去亦将如退洪之猛洩。”
马里沃的《玛丽安妮的生活》和《暴富的乡巴佬》 也同样将巴黎视为一个流动的陌生人汇聚的城市。在这两本小说中,马里沃将巴黎描述为一个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够“通过”的地方,因为整座城市已经充满了“不知底细的”移民。对原来的巴黎人来说,他们越来越难以了解“交谈对象的真实人品”。
1900年的纽约人或波士顿人对外来的陌生人也有一番描述,让我们来将它和上述形象进行比较。在美国的城市,人们刻板地用种族来看待陌生人;如果某个陌生人被归为劣等种族,那么他将会被视为下等人或者危险人物,从而遭到本地人的排斥。但在笛福或马里沃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刻板的归类;他们所熟悉的陌生人城市并不能从种族、经济或者民族上加以区分(伦敦的爱尔兰人除外)。移民通常孤身而非举家迁徙,这一事实使得他们的“底细”更加不为人所知。
人们常常把伦敦形容为一个大“wen”。现在这个词有超级大都市的意思,但在18世纪初期,它的含义却并不美好;当时它的含义是一个流出各种脓液的肿瘤。人们也用“不知底细”等来形容城里新出现的人群,但这个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隐藏在那些较为文雅的词汇之后的憎恶。这些人彼此之间如何打交道?他们孤身只影,甚至尚未成年便来到他乡异里,也跟外国来的移民不同,身上缺乏那种一目了然的陌生性。他们将依赖什么条件来判断彼此的交往?人们应付这种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时,将会用上什么样的知识?过去有何种类似的经验可供参考?
当我们用“人口增长”来描述这两个城市时,这个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些中立的数字。它指明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事实。由于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它的居民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他们住哪里?
人们或许会以为这些人会分别住进城里不同的区域,每个城区都有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特征。这样区分陌生人就会变得容易一些。然而,自1670年之后,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这种社会生态学的进程常常中断和出现混乱的情况——讽刺的是,混乱恰恰是试图解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计划造成的。
从逻辑上来说,城市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安置增长的人口:扩大城市的面积,或者让同一个地方容纳更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城市的增长模式如此简单,即要么拓展空间,要么加大原有城区的人口密度。它也不仅仅是同时增加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的问题,因为人口增长并非“能够预测的”现象,人们无从用渐进的重新规划来容纳每一次人口增长。人口增长通常迫使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进行重组,我们必须把城市当作晶体,它的每一次重新合成都必须加入更多的构成这种晶体的物质。
如果走上17世纪40年代的巴黎或者1666年的大火之后的伦敦街头,我们将会吃惊地发现,一些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极其狭窄的空间聚集了非常多的人口。马路两旁密密麻麻地挨在一起的房子每间至多只有两三米宽,然后这些建筑群之间会突然出现一些巨大的开阔空间。实际上,如果我们来到巴黎城墙附近的新建筑或者伦敦城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无人地带,我们见到的将不会是建筑密度逐渐降低的情况,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断裂:从拥挤的街道变成几乎像农村一样零零落落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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