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情与理
就李商隐个人成长经历来看,按一般人之常情来推断,他这一生与令狐父子的关系太深了。无论就个人学问之积累、经济之维持、社会之见识、仕途之开展,都可以说依赖于令狐巨大的不可或缺的支援。这是人生的支援,不能轻率地说一句“帮助”就算完。令狐楚逝世后,李商隐悲痛万分,在《奠相国令狐公文》中说:“古有从死,今无奈何!”在《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一诗中写下“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之句。这里的“从死”,让人想到秦穆公下葬时为其殉葬的“三良”。还有“百生”“九死”之语,可见当时商隐伤绝至此。一个自少年就“佣书贩舂”(《祭裴氏姊文》)、生活极为困窘的诗人,跟从了一个官位与文名俱为显赫的人物,而对方又是这样喜爱他、看重他,不让其陷入事务,只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成长,“委曲款言,绸缪顾遇。”(《上令狐相公状一》)“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奠相国令狐公文》)并且在后来又替他置办行资,资助进京赴考,一手提携进入仕途。这种人生知遇,在任何人来说都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因此我们也就理解令狐楚之死,对李商隐构成了怎样的震动。
此一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让他不可接受,一时恓惶茫然。好像神使鬼差,后来他进入李党人物幕府,并迎娶主人小女为妻,一切也就发生了重要改变。“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这些历史记载当无多少差池。由此可见,王茂元与宰相李德裕有一种知遇关系,他们与牛党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等人结下仇怨。这就成为后来诗人一连串坎坷的最好注解。进入李党人物幕府并成为幕主东床,当是一种命运的关节。无论就政治还是人事情理方面,李商隐此举动作幅度实在有些大,需要用令人信服和可以接受的理由,对令狐绹做出解释和说明。就现存所有文字记载来看,令狐绹对他始终未曾谅解,商隐与令狐之间伤创不浅。它引起的是连锁反应,不仅是令狐绹,整个牛党都以共同缘由和相似视角来看待李商隐。这对诗人来说构成了极其不利的从仕环境。解铃还须系铃人,唯一能够得解的关键环节,仍然是令狐绹。但在这里他却求告无门,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绝境。
以后来人的眼光和视角来看这段公案,压倒性的论说几乎都站在诗人一边。是的,诗人不仅是弱者,而且还是才华灼目者,一个怀才不遇者。我们的历史总是为弱者鸣不平,为才华开绿灯。当年的人事细节早就埋没在时间的屑末之中,没有人去发掘。涉及情感之类的问题,又是最为难言的,往往只有当事人才有权言说。就此来讲,后人的道德判断通常还是显得草率了许多。
李商隐面对牛李两党,其情感的重心显然在岳父王茂元一方,即李德裕一方,这可以从他的许多诗章和论说中发现。这里可作参考的有《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旧将军》《李卫公》《漫成五章·四》《海客》等。而令狐父子属于牛党,各有派属。就党争双方来说,最后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由上而下的群体;而凡是群体就必定芜杂,泥沙俱下;仅就个体而言,又绝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即便是极为不堪的群体中,也会有十分卓越者。有人不止一次为诗人辩解,指出诗人当时人微言轻,所以对于党争而言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令狐绹也就应该完全忽略这一点,不必计较,相反要怜惜旧谊,给予爱护和提携,不然就是心胸狭窄。人们普遍认为诗人后半生之坎坷,要由令狐绹负起责任。这听来似有道理,但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在政治派系的搏杀中,真的可以忽略那些地位卑微的人?大概一切远没有这样简单,答案恐怕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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