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陈寅恪《论韩愈》)比如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韩愈就抱有一种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非常认同韩愈所持之“道”,推崇韩文,在《梅溪王先生文集序》中,将韩愈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范仲淹并列为“五君子”,说“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另一方面又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作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朱子语类》)在宋代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大儒,在菲薄、轻慢韩愈的同时,却从他那里吸取和接受了许多可以利用的思想。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攻韩之徒。陈登原《韩愈评》指出韩愈是“文人无行”的典型代表,认为韩愈提倡“道统”,是“文人之卖弄,茫无归宿之夜郎自大而已”。周荫堂《韩白论》说:“韩的胸襟很狭隘,见解很肤浅,思想很粗糙,并且一味地想挂‘圣人’的招牌,他对于精邃玄奥的佛学,本不能了解,而却大肆攻击,认为异端邪说。”“他在政治上的活动,更现出他的患得患失,阿谀逢迎的心理。”周作人更是写有多篇辟韩之文,认为韩文“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风雨谈·关于家训》)甚至攻击起韩愈的长相:“他的尊容是红黑圆大,唇厚,眼小如猪,我从前猜疑他好吃猪肉,身胖喜睡,后来看什么书证明他确实如此。”进而指摘其人品:“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满口礼教,因谏佛骨谪官,立即上书哀鸣,登山怕下不来,号哭写遗嘱,这些行动正好配上那样的外表。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坏文章二》)
可见对韩愈及其诗文的否定者,不仅在古代,即便是到了现代,仍然大有人在。某些见解虽然可以讨论,但大都不够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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