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汉代吴越平原的农业生产从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肯定是存在火耕水耨粗放耕作方式。《汉书》卷4《文帝纪》记前12年(前169年)诏:“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文帝时,长安政府尚无力直接顾及江淮以南地区,但吴越所在,野不加辟,自无例外。尽管缺乏具体史实作证,如前所述,可以确定,西汉中后期以来,它不再是广泛普遍实施火耕水耨了。当年,司马迁使用“或”字表述,很注意了叙事真实性的分寸。西汉末,会稽郡(主要是会稽北部)户口较多,是与当地农业收入较多密切攸关。西晋初,杜预疏称,“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晋书》卷26)。清楚表明火耕水耨适宜于新田草莱以及百姓常年居处距离甚远之地。这种耕作方式在我国南方曾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其实施范围是在日趋缩小。就吴越地区而言,先秦时吴越的疁田以至西汉前期,火耕水耨方式是颇为盛行或者说是占主导地位的耕作方式,随着北人一批批南来,农田水利的兴修,牛耕的日趋广泛,与之俱来的是生产大发展,古老的火耕水耨方式遂日趋势微而被人们扬弃了。
刊《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 《宋书》卷60《范泰传》(本文所引正史,均依中华书局点校本)。
[2]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正义》;《汉书》卷1上《高祖纪》。
[3] 班固所引二书原文,见《尚书正义》卷6《禹贡》,第148页;《周礼注疏》卷33《夏官职方氏》,第862页,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本,1980年。
[4]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学史》上册第七章,综合诸家言,认为《禹贡》、《周礼》均为战国时作品,《周礼》经西汉刘歆窜改,第186—18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三章《禹贡》“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代作品”,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一编第五章《周礼》,从其流传与内容看,肯定是刘歆伪造(商务印书馆,1982年)。
[5] 《汉书》卷1下《高祖纪》,六年(前201年),以故东阳郡(下邳)、鄣郡(丹阳)、吴郡(会稽)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十二年,立吴王刘濞。
[6] (汉)赵晔《吴越春秋》卷4《阖庐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参《后汉书》卷79下《赵晔传》。《四库总目》卷66,评《吴越春秋》,“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中华书局影印,1965年。
[7] (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2《越绝外传记吴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四库总目》卷66,评论《越绝书》,“其文纵横曼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中华书局影印,1965年)。
[8] 《国语》卷19《吴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9] 苏州博物馆:《苏州城东北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第18—20页。
[10]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第19—30页。
[11] 《越绝书》卷6《越绝外传纪策考》。
[12] 《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13] 粢即稷粟,
是祼大麦,稻粟连称即指稻。此处标点采农史专家游修龄说,见其所作《稻作史论集·稻作文字考》,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208—219页。
[14] 《国语》卷20《越语》;《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作“七年不收,国民家有三年之畜”。
[15]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云:“汉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又卷28下《地理志》:“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越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
[16]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汉书》卷95《两粤传》。
[17] 《后汉书》卷6《顺帝纪》;《续汉书·郡国志四》。
[18] 种植业要注意水利,上古已然,《史记》卷2《夏本纪》,禹多年在外治水,“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揭示了上古治水,已开置了原始灌溉工程有利种稻。春秋时,孔子对此便很赞赏,《论语集注》卷4《泰伯第八》记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朱熹注云:“沟洫,田间水道,以正疆界,备旱潦者也。”(中华书局,1983年,《四书章句集注》本)
[19] 《汉书》卷1下《高帝纪》,又卷2《惠帝纪》。
[20] 《史记》卷30《平准书》;《汉书》卷24下《食货志》。
[21] 《后汉书》卷32《樊准传》,按,征和元年事,《汉书》失记,此据安帝时樊准上疏引,章怀注引诏文,未记出处。
[22] 《汉书》卷99下《王莽传》。
[23] 《后汉书》卷76《任延传》,又卷77《樊晔传》,又卷41《第五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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