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江南地广人稀是汉代实施火耕水耨的重要前提与条件,其依据可能是《史记·货殖列传》所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但就西汉会稽郡县户口而言,如上所述,它是比同期司隶所属七郡以及黄淮海平原若干郡县的户口要少。但比梁国、巨鹿、常山、广平、信都、上谷、渔阳、山阳、泰山、琅邪、泗水、千乘、北海、东莱、高密等郡国平均户口数多。黄土高原所属凉州、并州乃至朔方所属诸郡县更是无一能与会稽郡县户口相比。若从东汉吴郡所属诸县户口平均数观察,它仅次于颍川、鲁国、清河、渤海、平原、南阳、零陵、长沙、巴郡、广汉、犍为等郡县,在全国是处于较前列的,更难以说吴郡是地广人稀。有的学者大概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把吴越平原排除在汉代火耕水耨的地域之外。如此处理,也未必一定合适。
再就楚越间而言,西汉会稽郡县户不仅比同期荆州江夏、南郡、长沙、桂阳、武陵、零陵诸郡县户口平均数高,也比同是扬州所属长江以南丹阳、豫章郡县户口平均数高。会稽郡人口密度,也比丹阳、豫章、武陵、长沙诸郡为高。可见,闽中地域以外的会稽郡县户口的人口密度仍是比较高的,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在汉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地固然可以称楚,但荆楚广阔地区并非都是越人的居地。因此,《汉书·地理志》记事已注意将楚地与江南分开并列,说“江南地广”,而不言“人稀”,小小的修正是符合社会实情的。
我们注意到,吴越平原地区早在战国时,越国以及楚国春申君黄歇在吴期间已注意兴修了少量水利工程 [18] ,使田地富饶,那就必然会吸引较多户口聚居,促进耕作方式发生某些变化。《史记》和《汉书》都使用“或火耕而水耨”,加“或”字表述,是对火耕水耨的实施范围予以适当制约,说明各地并非清一色都是火耕水耨。
西汉会稽郡户口较多,除了反映当地生产发展这一重要因素外,也可能与历史传统因素密切攸关。《国语》卷20《越语》,《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均记录越王勾践在位时,推行人口增殖政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毋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子二人,公与之饩”。与此同时,还配备了不少优抚与吸引人的政策,从而导致人多国富,由弱变强,最终一举灭吴,以会稽为根据地的越国政策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西汉初,高帝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十多年后,惠帝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19] 。东汉应劭注特地引用上述勾践令,说是“欲人民繁息也”。会稽郡自先秦以来因人口繁殖,基数较高,西汉政府奖励人口生殖当然是面向全国。会稽郡虽在江南僻远地区,人口数量的起跑点高,人口增殖也就较为显著了。
从西汉立国以至武帝元鼎之前近百年间,很难看到汉朝政府对吴越地域的生产有何关注或干预。元鼎二年(前115年)诏,既关注全国北方与南方先后发生的水灾,江南火耕水耨,又逢水灾,百姓重困,因拟从巴蜀运粮救济。此前未久,山东地域河灾严重,农作连年失收,武帝诏“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 [20] 。生长华北,富有种植经验的山东民众来到火耕水耨的江淮地区就食,朝廷允许他们就此定居,流民所至必是较为荒僻地区,要调整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只能是入乡随俗,至少在南下初期,亦应以火耕水耨为重,藉以适应南方湿热的自然环境。
元鼎以后30余年,武帝征和元年(前82年),又有水旱大灾,诏令尤困乏者,“徙置荆、扬熟郡……令百姓各安其所”,“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桑” [21] ,也就是再一次在江南安插北方徙民。
北人一批批地南来,必然会与南方本地居民出现矛盾碰撞,先进终将战胜落后,南方存在久远的落后耕作方式,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已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北来流民在适应新环境前提下,必将发挥其原有较为先进的耕作技巧,使江南大地的耕作方式酝酿产生新的变化。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即将赴任的荆州牧费兴宣布他拟订对付饥民的新政策:“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 [22] 他非常明确揭示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民众一般已是从事牛耕,让荆、扬饥民也同样采用牛耕,那就很难说江南大地还是广泛盛行火耕水耨的了。
更始元年(23年),南阳人任延为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在会稽避乱的流民只能依赖自己艰辛劳动为生,具体生产状况今已难明。会稽都尉所统士兵是“耕公田,以周穷急”,并不采用火耕水耨方式耕作。东汉光武帝初年,扬州牧樊晔“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教民耕田自然不会是沿用古老的火耕水耨方式。建武二十九年(53年),会稽郡守第五伦“晓告百姓……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百姓以安” [23] 。此虽为破除以牛祭神的旧俗出发,却深得百姓拥戴,说明吴越平原地区的生产形势悄然地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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