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他们的定义,辛亥革命当然是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辛亥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清王朝?如前所述,朝廷已经腐朽了。腐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它是“洋人的朝廷”。“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是这个朝廷对外屈辱的写照。革命派正是愤慨于这个“洋人的朝廷”,所以要发动民族革命;愤慨于这个朝廷的对内专制,所以要发动民权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身而二任的,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民主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反帝反封建的。试问,可以从这个革命中把民族革命的内容分离出来吗?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尽管孙中山是真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好学生。帝国主义不支持孙中山,却要支持袁世凯。所以后来又有“二次革命”、“护法、护国”乃至“大革命”。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就明确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其性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打内战的,正是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垮台了,就是对其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根本打击。谈中国近代史,谈近代中国的革命或改良,而不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作用,如果不是无知,不是隔靴搔痒,就是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告别革命》一书谈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革命、改良,历史、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文学,应有尽有,就是不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谈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列强侵略的态度和行动,其理论之虚伪,明眼人是不难指出的。由此可见,所谓不反对“民族革命”,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为什么要提出“告别革命”说?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要“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这个目的。他们要改变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策略,于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实际上是“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这还说得不够明确。《告别革命》一书序言,把“告别革命”说的目的全盘托出。它说,“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来如此。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否定了,把本世纪的革命理论都“解构”了,所谓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岂不是都消解殆尽了么?
“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理论的错误,掩盖了现实目的的错误。既然做了人家的讲座教授、客座教授,总要为人家“分化”、“西化”出点主意,为人家的“和平演变”出点主意。“和平演变”,不就是不要剧烈手段么?发明出一个能够“解构”革命的理论,以便“消解”中国人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便是最好的贡献了。
这种“解构”革命的理论,与前几年苏联出现的攻击、歪曲十月革命历史的情形,何其相似。“告别革命”说究竟错在哪里,读者当自会作出判断。
(1996年8月24日)
[1] 本文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中流》1997年第2期转载。收入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追求集》,社会科学文献出报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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