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 [10] 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 [11] 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 [12] 对于戊戌变法,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的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 [13] 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 [14] 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 [15] 为了让民众认清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 [16] 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做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 [17] 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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