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离娄,是古时明目的人。公输子,名班,是鲁国巧人。师旷,是晋国乐师。古时作乐,截竹为十二管,以审五音。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阴阳各六,所以叫作六律。五音,是宫、商、角、徵、羽。
孟子见后世之为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发此论,说道:“治天下之道,皆本之于心,而运之以法。法之所在,虽圣人有不能废者。譬如制器,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使之造作,心思目力何所不精?然必取诸规以为员,取诸矩以为方,而后可以成器。设使不用规矩,则明巧亦无所据,而方员不可成矣。譬如审乐,以师旷之聪,使之察音,巨细清浊何所不辨?然必以六律之长短定五音之高下,而后可以成乐。设使不用六律,则至聪亦无所施,而五音不可审矣。古称至圣,莫如尧、舜。如尧、舜之治天下,以如天好生之仁运之,何治不成!然其精神心术,必寄之纪纲法度,立为养民之政以厚其生,立为教民之政以正其德,而后能使天下咸被其仁也。设使尧、舜之治天下而不以仁政,则虽有教养斯民之心,而纲维未备,规制未周,欲天下之民皆遂生复性而归于平治,亦不能矣。况不及尧、舜者乎?然则为治之不可无法,即器之不可无规矩、乐之不可无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废法乎?”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惟行仁政,所以泽被于当时,法传于后世,至今称善治也。今之为君者,亦有爱民之意念发于由衷,与夫爱民之名声闻于远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德泽不究,治效不臻,当时之民不得沾其实惠,传之后世亦不可以为法则,岂其心不若尧、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无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于民矣。欲治之成,岂可得乎?夫先王之道,本无难行。惟后之为君者,累于多欲,不能推己及人;安于积习,不能修废举坠,故有不忍人之心,无不忍人之政,而治平不可几耳。”愿治者其慎思之。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承上文说:“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闻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见心为出治之本,政为致治之法。政根于心,则法有所主而不为徒法;心达于政,则本有所寄而不为徒善。所以古语有云:徒有仁心,而无其政以继之,则慈祥、恺悌之蕴,何从运用?不足以为政也。徒有仁政,而无其心以主之,则纪纲法度之施,只为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为治本,有仁政以为治法,而后尧、舜之治可庶几矣。彼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岂能泽当时而传后世邪?”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愆,是过差。率由,是遵守的意思。旧章,是先王之成法。
孟子承上文说:“徒善既不足以为政,则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诗经•假乐》篇中有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说治天下者,于政事之间能无错误疏失,皆由遵用先王之旧典故也。可见,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纤悉具备;后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于发号出令、立纲陈纪,皆以先王之法为准,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于错误,有所考据而不至于疏失矣。乃犹有愆过遗忘,而民不被其泽者,无是理也。然则尧、舜所行之仁政,宁非后世之所当遵者哉?《书经》上说:‘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正是此意。”盖先王创业垂统,立为法制科条,传之万世,经了多少区画,才得明备周悉,为后世治安之具。后人不能遵守,或参以私意,废坠典章;或妄有纷更,轻变成法,天下之乱往往由是而作,岂但不能平治而已哉?守成业者所当知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准,所以取平;绳,所以取直:都是制器的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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