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季氏,是鲁国大夫。佾,是乐舞的行列。
古者乐舞之数,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叫作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各有等差,不容僭越。当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特赐天子礼乐以祭周公之庙,其后世群公都因循僭用,已是失礼。季氏,是鲁桓公子孙,他在家庙中祭祖,也僭用八佾之舞于庭,故孔子非之,说:“礼莫严于名分,罪莫大于僭窃。夫祭用生者之爵禄,乃我王朝一定之礼。季氏本是大夫,只该用四佾之舞,而今乃用八佾之舞于家庙之庭,则是以大夫而僭天子礼,法之所不容诛,罚之所必及,人臣之罪孰有大于此者?这等大罪也都容忍过了,不加纠正,则别样的小罪,孰不可忍乎?”盖鲁以相忍为国,凡事惟务姑息含忍,而其弊乃至于下陵其上,臣僭其君,礼法荡然,冠屦倒置如此。盖优柔姑息之过也,故孔子非之。其后孔子为司寇,摄相事,即堕三都以强公室;陈恒弑其君,则沐浴而朝,请兵讨之。此可以观圣人之志矣,而鲁终不能用。卒之三家共分公室,政在陪臣,而周公之祚遂衰矣。然则纪纲法度,有国者其可一日而不振举之乎?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三家,是鲁国的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之家。雍,是《周颂》篇名。彻,是彻馔。相,是助祭。辟公,是诸侯。穆穆,是深远的意思。“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是《雍》诗中两句话。
昔者周天子祭祀宗庙,祭毕之时,则歌《雍》诗以彻馔。及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祭其家庙,于收俎豆的时节,也歌《雍》诗,是僭用天子之礼矣。故孔子讥之,说道:“《雍》诗中有云:‘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是说天子宗庙之中,助祭的是列国的诸侯,主祭者是天子,其敬德之容,则穆穆然幽深而玄远。盖本天子之事,故于彻馔歌之,道其实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过陪臣,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主祭者不过大夫,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无此事,则何取于此义而歌之于堂乎?是不惟僭妄可恶,而其无谓亦甚矣。”盖礼所以辨上下之分,不可毫发僭差,人臣而敢僭用君上之礼,则妄心一生,何所不至?攘夺之祸,必由此起。孔子前一节非季氏之舞八佾,此一节讥三家之歌《雍》诗,皆所以立万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心之德。敬而将之以仪文,叫作礼;和而达之于声容,叫作乐。如礼何,如乐何,譬如说没奈他何一般,是不相为用的意思。
孔子说:“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心德,使心里常是恭敬,则行出来的仪文便都是礼;心里常是和平,则播之于声容,便都是乐。是礼不虚行,必仁人而后可行也。人而不仁,则其心放逸而不能敬。礼之本先失了,那陈设的玉帛,升降的威仪,不过是虚文耳,礼岂为之用乎?所以说‘如礼何’。乐不徒作,必仁人而后能作也。人而不仁,则其心乖戾而不和。乐之本先失了,那钟鼓之声,羽旄之舞不过是虚器耳,乐岂为之用乎?所以说‘如乐何’。”盖礼乐不可斯须而或去,人心不可顷刻而不存。欲用礼乐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是鲁国人。易,是节文习熟。戚,是哀痛。
鲁人有林放者,见世人行礼,繁文太盛,以为制礼之初意恐不如此,故问礼之本于孔子。孔子以时俗方逐末,而放独究心于礼之本,可谓不为习俗所移,而有志于返本复古者矣。所以称美之,说:“大哉汝之问也。夫礼之全体有质有文。譬如饮食之礼,起初只是太羹、玄酒,汗尊杯饮而已,这叫作本质;先王以为太简,始制为笾豆簠簋之器,揖让周旋之仪,这叫作文。又如居丧之礼,起初只是伤痛哭泣,思慕悲哀而已,这叫作本质;先王以为太直,始制为擗踊哭泣之节,衰麻服制之等,这叫作文。文质得中,乃礼之全体。到后来习俗日侈,却只在仪文节度上究心,而制礼之初意,荡然无存矣。然则今之礼者,与其趋尚繁华而流为奢侈,宁可敦崇朴素而失于俭啬。盖俭啬无文,虽未合于礼之中,而犹不失为淳古之风,是即本之所在也。所以说‘与其奢也,宁俭’。居丧者,与其习熟于仪节而无惨怛之诚,宁可过于哀痛而少品节之制。盖徒戚虽未合于礼之中,而犹自率其天性之真,是即本之所在也,所以说‘与其易也,宁戚’。”夫曰“宁俭”,曰“宁戚”,皆孔子不得已而矫俗之意。盖天下事物,每自质而趋文,而世之将衰,必多文而灭质。故孔子他日赞易,又以“用过乎俭”,“丧过乎哀”为言,而其论礼乐则曰“吾从先进”,皆厌周末文盛而欲矫之以合于中也。有维持世教之责者,尚鉴兹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夷狄,是化外之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总叫作夷狄。诸夏,是中国。诸,是众;夏,是大,以其人民众而地方大,故称诸夏。亡字,与有无的无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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