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诸冯、负夏、鸣条、岐周、毕郢,都是地名。
孟子说:“天生圣人,以任百王之道统,开万世之太平,非偶然也。试以虞舜、周文王论之。舜生产于诸冯,既而迁居于负夏,其后卒于鸣条,这都是东方夷服的去处,是即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产于岐周,其后卒于毕郢,这都是近西夷的去处,是乃西夷之人也。”夫在常人,则生于其地者,即囿于风气之中而不能振拔;若圣人,则间气所钟,旷世而一见,有非地之所能限者。孟子欲明二圣之同道,故先发其端如此。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古时篆刻文字于玉,左右两扇,有事则合之以为信验,叫作符节,就如今之金牌、铁券一般。揆,是度。
孟子承上文说:“舜与文王,一生于东夷,一生于西夷,其地相距千有余里,可谓远矣。舜兴于虞,文王起于周,其世代之相后千有余岁,可谓久矣。然舜发于畎亩之中,得志而为天子;文王当有商之季,得志而为方伯。一则风动四方,一则修和有夏,都能行其道于中国,使仁、义、礼、乐粲然大明,彼此相较,无毫发之差,就如合着符节的一样,何其同也!由此而推,可见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圣人崛兴;后乎千百世之将来,有圣人复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虽其迹不能尽同,然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纯王之心,所行莫非纯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又岂有不同者哉?”盖战国之时,正学不明,异说纷起,如杨、墨、许行之徒,皆托于圣人之道以自为一家之言,是以师异道、人异学,而圣道为天下裂矣。孟子称圣人之同道,盖所以深辟当时之异说也。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
子产,是郑大夫公孙侨。溱、洧,是二水名。
春秋时,有子产者辅佐郑君,凡一国之政事都听他掌管,其位尊,其负重,则凡为百姓兴利除害,当自有经济之大者。乃一日偶过溱、洧之间,见人徒涉,其心不忍,便将所乘的车渡济他,一时小民亦皆感其恩泽,称为盛事。然而甚失政体矣,故孟子讥之,说:“君子之存心行事,非不欲使泽及于民,然其体统有尊卑,规模有大小。若子产乘舆济人之事,惠则惠矣,其于为政的道理则未之知也。”盖君子驭众临民,自有公平正大之体;修政立事,自有纲纪法度之施;在上的不必要誉于民,在下的亦忘其恩所自出,此乃所以为政也。今子产以煦煦为仁,所及有限,人非不感其恩,只是私恩;人非不被其利,只是小利。其不知其政体甚矣,何足道哉!夫惠者,王政之所不废。但惠施于一人,则虽有所及,而亦有所不及;政行于一国,则能以所爱达之于所不爱,此大小公私之判也。若好行小惠而不知大体,则违道干誉,有名无实,民何赖焉?盖孔子称管仲之,而讥其不知礼,孟子称子产之惠而病其不知政,皆所以为后世训也。
“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
周时十一月即今九月,十二月即今十月。方桥可通人行的,叫作徒杠。大桥可通车行的,叫作舆梁。病,是患苦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子产但知徒涉之人为可悯,而不知乘舆之济为有限,是亦不讲于先王之政耳。试以王政言之:每岁天气向寒的时节,凡道路之间有阻水难行的去处,即起用人夫修治桥梁。十一月农事才毕,民力稍暇,那徒杠可通人行的,其功易就,这时便早成了。十二月农事俱毕,工作可兴,那舆梁可通车行的,功虽难就,这时也都成了。是当未寒之时,而已念徒行者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忧车行者之艰。无不先事预图,及时为备,所以水潦无阻,道路通行,国中百姓未闻有病于徒涉者也。”即此一端,可见先王之政,不必人人问其疾苦而为之拊摩,只须事事立有规模,而贻之于安逸,此所谓纲纪法度之施,而不失为公平、正大之体者也。使子产而知此道,则郑国之民自无有病涉者矣,何用以乘舆济之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辟,是避除行人。
孟子承上文说:“先王之政,上不求赫赫可喜之功,下不为煦煦悦人之术,惟施得其平而已。若君子之治人,能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政,百姓每有饥寒的为之厚其生,有劳苦的为之节其力;一切兴利除害、补偏救敝的事次第施行,务要均平周遍,使人人各得其所。则所施者博,所济者众,不见其私恩小利,而百姓自然心悦诚服矣。如此,则虽出入之际辟除行人,令他回避,亦是上下之礼宜然,何必以乘舆济人,自亵居尊之体也?况国中之水,当涉者众,举国之人,望济者多,焉能以所乘之舆人人而济之乎?若人人而济之,是欲人人而悦之也。为政者统御万民,总理庶务,至为烦劳。必欲每人而求其悦,岂但曲意徇物,违道干誉,大非为政之体;且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应无已之求,其势必至于穷矣。善为政者固如是乎?”夫行小惠而伤大体,则理有所不可;穷日力以徇物情,则势所不能。甚哉!子产之不知为政也。汉臣诸葛亮有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盖深得孟子之意。欲明治体者,宜究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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