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孟子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当以好生为德。乃若残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王乎?盖仁者之心,主于爱人,故其用爱无所不至,亲其亲矣,而又推亲亲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爱物。笃近以举远,由亲以逮疏,充其一念恻怛之良,必至于无所不爱而后已,这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也。不仁之人,偏于惨刻,故其惨刻亦无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毒痡百姓未已也,而害且移之至亲。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疏者疏矣,而亲者亦疏。充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于众叛亲离而后已,这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今惠王所为若此,安能免于不仁之祸哉?”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糜烂,是血肉溃烂。
公孙丑问说:“夫子讥梁惠王为不仁,谓其‘以所不爱及其所爱’,此何说也?”孟子答说:“人君以土地视民,则所重在民,而土地为轻;以民视子弟,则所厚在子弟,而民为薄:此差等之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争地以战,则驱无辜之民毙于锋镝之下,使之肝脑涂地,而遭糜烂之殃;既也以大败之故,欲复战而恐不能胜,则驱所爱之子弟殉于行陈之间,使之身先士卒,而冒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灵,既播其恶于众;因生灵而贻祸骨肉,又割其爱于亲,此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残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时列国务于战争,轻人命如草菅,不止梁惠王为然。孟子举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这是孟子追论春秋诸侯无王之罪,以警戒当时的意思。
说道:“大凡征伐之举,必天子出命以讨罪,诸侯承命以行师,方可谓之义战也。若《春秋》之书,所载战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书名以示贬,或书人以示讥,无有一件以为合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窃攘夷之号,兴兵致讨,为彼善于此者,如召陵之师,责包茅之不贡;城濮之役,遏荆楚之侵陵,此类是也。然此特比于叛义悖理之举为少优耳,何尝足以为尽善乎?彼其所以无义战者,何也?盖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而专之也。若同为诸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这叫作敌国。敌国之中,如有强侵弱、众暴寡者,当上告天子,听命诛讨,无有相征伐之理;使敌国相征,则为擅兴师旅而无王矣。今春秋之时,皆敌国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权;犯义干纪,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义战乎?宜孔子之致严于书法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周书》篇名。策,是竹简。流,是漂流。杵,是舂米的杵子。
孟子见当时好杀之君,多藉口于武王伐纣之事以自解,故辩之,说道:“《书》以纪事为义,本欲传信于天下后世者也;然亦有事掩于书词、词浮于实事而不可尽信者。学者惟识其大义足矣,若但执过甚之言,而皆信为必然之事,不惟无以明圣贤之心,且适滋后人之惑矣。岂如无《书》之为愈哉?何以见《书》之不可尽信也?彼《武成》一书,乃武王伐纣既归,而史官作以纪事者也。其简篇固为甚多,吾于其间,仅取其所称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谓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断之,仁人之师,上奉天讨,下顺民心,天下自然莫与之敌;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纣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归附者,何致与商纣师徒为敌,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惨酷乎?即此推之,《武成》之不可尽信也,明矣。今乃有指古训以逞其杀戮之心,如时君世主之为,非惟得罪于天下,实得罪于武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
孟子见当时之臣,务导君以战伐之事,故警戒之,说道:“兵凶战危,本非国家之利也。如有人自夸其能说:‘我善为陈,而整饬行伍;我善为战,而决胜交锋。’斯人也,上不顾国家之安危,而惟引君于贪忿;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于死亡,乃负天下之大罪,不容于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战善陈,不过一人之敌而已;诚使国君好仁而不嗜杀人,以宽代虐,以治易乱,则天下之民皆将望之以为君,而人自无与为敌者矣,奚用此善陈善战之臣为乎?我尝有感于商、周之事矣。昔成汤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东面而征,则西夷怨,都相顾而说:‘我等四方之人,均一憔悴于虐政者也。汤兴吊民伐罪之师,何不先来救我,以苏重困,而使我独后于他人乎?’夫以成汤之师一出,而人心冀望如此,谁敢抗之者哉?好仁无敌,此正其一验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革车,是兵车。虎贲,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头至地,如兽角崩坠有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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