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承上文说:“吾谓先王之法后世当遵者,何也?盖古之圣人继天立极,开物成务,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尝竭其目力以辨方圆平直之则矣。然一人之目,有所见,有所不及见。使无法以继之,则目力有时而穷;故制之规矩以为方圆,制之准绳以为平直,使天下后世凡有造作的,皆据之以为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赖之,是圣人制器之法不可胜用也。圣人欲作乐以宣天下之和,固尝用其耳力以察清浊、高下之理矣。然一人之耳,有所闻,有所不及闻。使无法以继之,则耳力亦有时而穷;故制之为律,阴阳各六,以正宫、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后世欲审音乐的,皆据之以考验,而声音、节奏世世传之,是圣人作乐之法不可胜用也。圣人不忍生民之无主,而欲为之造命,固已竭尽心思、图维区画,而无所不用其极矣。然使无法以继之,则能施于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于所不及,即尧、舜之仁,亦有时而穷;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继之,制田里,教树畜,以厚其生;设学校,明礼义,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以不匮,故政行于一时而垂之后世,天下万世无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然则不以仁政,岂能平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以当遵也。”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下,是卑下。
孟子承上文说:“先王立法,万世无弊。后之为治者诚能因而用之,则不假耳目心思之力,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说:欲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势本高,因而积累之则易成也;欲为下者,必因川泽,以川泽之势本下,因而疏浚之则易深也。可见天下之事,有所因而为之,则简而有功;无所据而施之,则劳而寡效。今先王之道著为成法,就是丘陵、川泽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而欲以一人之聪明,图目前之近效,则是舍丘陵以为高,舍川泽以为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这便是不达事理的,岂可谓之智乎?”
这一章书自首节至此,都反覆言为人君者当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道的意思。能行先王之道,则不愆不忘,而仁覆天下;不行先王之道,则虽有仁心、仁闻,亦不足以为政矣。有志于尧、舜之治者,其知所从事哉!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播恶,是贻患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先王之道所以当因者,只是不忍人之政,足以泽当时而传万世耳。是以为人君者,必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则泽及生民,法垂后世,而代天理物之责乃为不亏;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纵情肆欲,破坏先王之法而无所顾忌,是播其恶于众,而天下皆受其祸矣。其视仁者为何如哉?”然仁与不仁,其几则微。一念顺理,充之则为仁;一念从欲,极之则为不仁,而治乱安危之效自此分矣。为人上者,可不慎哉!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揆,是量度。工,是百官。度,即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幸,是幸免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不仁而在高位,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君一身,百官万民之统率也。苟上而为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量度;则下而为臣者务为阿顺,亦无所执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凭着道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无道揆,则迁就纷更,政令不能画一,而道不信于朝廷矣。百官之众,全依着法度,才能顺命以成信;今下无法守,则偷惰欺罔,职业不以实修,而度不信于百官矣。朝不信道,则在上之君子必至于肆志妄行,犯名义而不恤;工不信度,则在下之小人必至于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顾。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于邪如此,非所谓播恶于众者乎?如此而国有不亡者,亦侥幸苟免而已。”不仁之祸,一至于此,不亦深可畏哉!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孟子承上文说:“观于不仁之祸,乃知国之治乱,只在仁与不仁而已。所以古语说道:凡为国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虽是国势不兢,却于根本无伤,还不叫做灾;田野不辟,货财不聚,虽是国储不富,却于元气无损,还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于上,而不知有礼,则教化不行于下,而不知有学。由是贼恶之民起于其间,肆为邪说暴行,败纪乱常,而国之丧亡无日矣。’”其为灾与害,顾不大哉!然则为人君者,当鉴于不仁之祸,而思取法于先王之仁政矣。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诗》,是《大雅•板》之篇。蹶,是颠覆。泄泄、沓沓,都是怠缓悦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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