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只计算平均小时数。正如我们所见,农业劳动的特点是有农忙季和农闲季的区分,农忙时天不亮就需要开始劳作,直到天黑才收工。这就和农闲季,特别是北部地区冬季的闲散时间相互抵消。夜间工作时间也显著增加,而这会给人体带来额外负担。过去,照明稀缺且昂贵,人们很少在夜间工作。当然,面包师是一个例外。然而,随着人造光的普及,夜班和247工作制(即一天24小时,上7天班)迅速普及,有时甚至和传统的禁忌发生冲突。反对夜班起初也是社会立法的重点之一,但长期以来,相关呼声并不响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西洋地区的工作时间得以缩短——经济增长是其决定性因素。工人现在可以用更少的工作获得更多的购买力。但大约从80年代开始,工人们如果想要拥有之前年代的购买力,就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每种职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年1900—2000小时,随后发生了分化。现今,法国和德国的年均工作时间为1400—1500小时,英国为1700小时,美国为1800小时。日本的极端加班形式导致其工作时间要长得多,日本人因此付出了损害健康的代价。然而对于北大西洋的许多劳动者来说,工作一直是附属品(虽然也承认它的必不可少),休闲时间才是生活的准则和目的。现在,钟摆似乎又荡回了另一边——历史上的类似情景又一次重演。
与此同时,正当劳动力逐渐被视作财富的主要来源之时,新的分歧出现了。教育领域不断发展,白领的工作越来越受人尊重,而蓝领的工作则作为牺牲品,被视为纯粹的体力劳动,地位越来越卑微。因为美国和其他白人殖民地的体力劳动者在传统上具有稀缺性,所以这种现象在欧洲和亚洲更为明显。
我们不能忽视工作时间减少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大型公司工作的人。然而,工作时间的减少并没有影响到关键部门,没有惠及迅速发展壮大的服务人员,后者必须日夜待命,仅能在周日休息几个小时。一些“血汗行业”里的个体劳动者和半个体劳动者虽然与雇佣劳动者有所区别,但也受到了影响。
这种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其开始与结束都出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不过在其他地区也能见到这一趋势,尽管程度较低且明显滞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直至现在还无法调和,以至我们有时候会忘了在贫穷国家也曾发生过从重视工作到重视休闲时间的转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朝觐等宗教活动的普及。
经历19世纪的衰退后,价格更为低廉的定期轮船航线兴起,穆斯林至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之旅再度变得重要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圣者数量有所增加,从1950年的10万余人增至1974年的约100万人,到1985年又增至300万人。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总数达7.5亿,假设他们的平均寿命为50岁,那么就有多达20%的人一生中曾朝圣过一次。事实上,上述朝圣人口的数量仍是被低估的,因为他们其中一些人不止一次去过这些圣地。我们也不应低估穆斯林花在朝圣上的时间,一是因为吸引朝圣者的圣地非常之多,二是因为朝圣之旅所花费的时间非常之久。
战争开始之前,一年一度的朝觐大约吸引了30万朝圣者。1937年,有25万穆斯林参观了塞内加尔的一处圣地,有几十万人到尼罗河三角洲某一圣地朝觐,还有将近10万人到阿尔及利亚某地参观。这一朝圣热潮极有可能持续下去,举例来说,除麦加外,最重要的6处什叶派穆斯林圣地就有4处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因而很难统计这方面的历史数据。
朝圣之旅需要花费的时间很长。印度的朝圣者选择海上航线,于3月出发至9月返回。那些不需要在印度境内从住所到海港旅行很长时间的人,都要离家半年。蒸汽船的引入才将朝圣的总时长缩短到几个月。20世纪末,飞机的出现又一次将朝圣时间缩短到了几周。在此之前,从大马士革经陆路的朝圣旅程总共需要花费3个月,从开罗出发则需要5个月。
我曾思考过朝圣对一位虔诚穆斯林的生活来说有何意义。朝觐当然可以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消遣,必须与严格意义上的工作区分开来,但也不能将其花费的时间归类为休闲时间。朝觐显然属于一种义务,正如本书引言部分所曾提及的,奈尔斯·安德森是这样描述这种义务的:“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所付出的努力还要让他人非常满意才行。这种努力有可能和休闲活动一样,给人带来满足感。”其他宗教的朝圣活动也是如此。这对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人们无法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工作的时间是多少)来说,影响似乎是有限的。平均而言,对全世界穆斯林来说,每年花在朝觐上的时间可能不超过几个工作日。来说,一次大型朝圣平均下来每年最多花费一天,一生中若进行多次较小型的朝圣,平均下来每年最多花费几天,花在丧葬上的时间最多一周。
最后,为家庭付出的工作时间也不容忽视——这通常包括无偿为家族企业工作、传统护理,以及日常家务。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工作基本上不受外界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制约。
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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