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听说过一条通则,那就是孩子应该尽早承担起家务劳动,通过模仿家长来逐渐学会做事。目前看来,大多数儿童都是如此,而且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20年前,人类学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ak)讲述了位于马里的巴马纳(Bamana)儿童的成长过程。
(收获时节,)3岁的道乐开始采摘卷须上的豆子。摘得的豆子装满盖子后,他就没了兴趣,随手将豆子和盖子丢到地上,去找别的活儿干。5岁的苏马拉想找一个还没有人摘过的角落,这样就能很快摘到足够多的豆子来装满他的葫芦,他一直摘了半个多小时。11岁的法斯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忙着摘豆子,他采摘的速度和他父亲以及成年的哥哥一样快,而且只有在他们休息时,法斯才会去休息。法斯完全有能力胜任摘豆子的工作。他甚至承担起监督弟弟们工作的责任,时不时地检查一下他们的表现。
虽然这种现象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出现得越来越少,但是在部分没有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中,一些贫困家庭或小型个体经营户的孩子便是这样长大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就得从儿童脱离家庭,外出工作开始说起。如果一家之主在工厂或矿场上班,那么在必要时,他就会带上包括孩子在内的很多家庭成员一起去工作。最早的童工便主要出现在这样的家庭。因此,童工不仅间接地受到第三方监督,其受重视程度也开始提高,特别是在一些新型工厂工业的批评家眼里。当雇佣合同变成与个人而非集体签订时,孩子们最终直接在老板手下工作,童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这一现象的结果是,限制童工的法规开始实施,同时推广义务教育的运动也开始出现。首先是1802年颁布的《英国工厂法》(English Factory Act),它规定纺织厂的穷苦学徒们一天最多工作12小时。随后更有效、影响更深远的《1833年工厂法》(1833 Factory Act)出台。一般来说,这种限制性立法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在严重缺乏监察员的情况下,惩罚力度轻得可笑,所以很多雇主和家长可以成规模地钻法律漏洞。
毫无疑问,19世纪中期普鲁士构建的强制性免费全日制学校教育体系,要比上述法律有效得多;但到19世纪末,成人工资的增长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使得父母无须迫使孩子劳动来补贴收入。到190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要求12岁或14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然而在家庭企业(农场、商店等)中,童工现象并没有减少,许多孩子还是在上学前后和学校放假期间工作,有的时候是强制性的,比如说在秋天收获马铃薯。
另外,出于某些必要原因,或是权衡过利弊后(个中逻辑许多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家长们仍在不断挑战甚至逾越法规的限制。其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某些家长甚至与招募童兵或组织儿童卖淫的人合作。当然,处境最危险的还是那些没有家庭庇护的儿童,这些儿童的死亡率极高。没有母亲,或是刚出生时母亲就去世的孩子随时可能会被送进孤儿院,要么就是被迫去工作。白人殖民地对廉价劳动力需求极大,所以童工就成了他们的最优选择。事实上,早在弗吉尼亚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伦敦的流浪儿童就被送去了那里。后来,美国西部拓荒者时代,一些自家没有孩子的农庄也对童工有着极大的需求。到1929年,大约有20万来自东海岸城市孤儿院和弃婴之家的儿童乘坐“孤儿列车”被送往西部和中西部的家庭。但是对于儿童(特别是孤儿)最极端的剥削形式还是童兵。童兵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有,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
无论如何,有关识字率和入学率的数据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即使我们把半工半读和全日制学习的可能性都考虑进来。比如在英国纺织业鼎盛时期,孩子们上午工作、下午上学的半日制学校乃是常态。而在过去的印度,只有精英家庭——有时按种姓进行区分,比如说婆罗门和卡亚斯塔(Kayastha,文书记录员)——才有办法且会花心思送孩子去上学,推迟孩子们开始工作的时间。工作专门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送儿童上学的做法得以推广。1800年,在全球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超1/10的人至少接受过基础教育;到1900年,这一比例已达1/3;1950年占比接近1/2;到今天这一比例已增至80%。然而,从全球来看,受教育情况的分布十分不均衡,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地理和时间上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很多简单的数据来体现,比如说抚养比例等。在一个儿童人口占比很高的经济体中,童工的出现是必然的。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开始工作的年龄已大幅推迟。19世纪中叶,全世界儿童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年,1910年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2年,1950年增至3年以上,如今已达8年。这表明,全球范围内,儿童大约从15岁开始工作,而非7岁甚至更小的年龄。
工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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