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 / 正文
点评
第七章 工作意义的改变 1800年至今

1950年,斯达汉诺夫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日,阿塞拜疆棉纺工人以及政治家巴斯季·巴吉洛瓦(Basti Bagirova)正在收割棉花

如上一章所述,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劳动关系发生的重大改变,影响非常深远。之所以产生这些影响,与工作地点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家庭之外有关;正因如此,工作与劳动关系亟须受到统一监管。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影响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工作以及休闲时间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见第363—375页);产生了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自发组织的工会,其主要成员是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工人群体(见第375—397页);劳动立法和规则的不断修正(见第398—421页)。本章主要围绕这三点展开叙述。

从非自由劳动到自由劳动,从个体劳动到雇佣劳动——全球劳动关系发生了转变,工作的意义也随之产生变化,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关注其他活动。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繁重的体力劳动向轻机械化工作以及脑力劳动逐渐转型。个体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的收入持续缓慢增长,人们拥有了更多休闲时间和消费机会。生活不再只有苦难,也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教育和培训上的投资越来越有价值,因此,儿童的生活变得重要起来,他们上学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工作的时间逐渐推迟。更多的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以选择不去工作,甚至完全无须工作。最后,休闲娱乐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一现象起初出现在富裕国家,而后逐渐出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上述改变和转型并非自发,不同劳动群体,特别是雇佣工人,都以个体和自组织的形式对其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初得益于个体工匠及其同伴的自组织经验,再加上举行“自发”集体行动(包括各类工人罢工)的经验,劳工运动特别是工会得以发展起来。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国际的思想和经验交流,以及指日可待的全球范围内的思想和经验交流。

集体行动和集体组织并不局限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毕竟,在这些重大转型的影响下,人们也在不断修订劳动法律法规。家庭内部父母、子女、用人间的规则变得越来越公众化,且从地方层面转移到了国家层面,最后上升到国际层面。关于劳动合同和报酬、就业安置、工人结社权和集会权、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日益重要,决定着劳动人民的生活福祉。

各国关于工作的立法越来越多,同时,民主化稳步推进,国家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方面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因此,各类福利国家不断涌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严峻的挑战只会多不会少。

工作和休闲

在前两个世纪里,非自由劳动向自由劳动转变,个体劳动向雇佣劳动转变,这些全球范围内的长期转变趋势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于一般性工作以及其他不同种类工作的理解。从前几章中我们能够发现,精英们对工作嗤之以鼻,认为工作就是自降身份;但我们不能忘记其他更加积极的声音,尤其是不能忽略城市工匠的想法。他们对待工作的积极态度现在看来至关重要。还有重农主义者,他们十分看重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与此相似的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仍然坚信:“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生产力肯定大于商人、工匠、制造商。”不过他接下来的这句话似乎反驳了这种重农主义:“然而,一个阶层的优秀产出并不会使另一个阶层的人变得贫瘠或者无产。”19世纪,解放工业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目标将会很快实现,即使人们在道德层面上对机械化、去技能化以及都市化的排斥依旧长期存在,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续至今。

自亚当·斯密时代或稍晚一些的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时代开始,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生产力的来源,特别是卡尔·马克思之后,劳动被视作创造价值的唯一途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基督徒等都在大力宣扬崇高的劳动。此外,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各个政派逐渐普遍接受劳动是社会的基石——即便并非出于信念,因为普选权使得同时被视为重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持续的职业专门化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来了很大影响。首先,世界人口爆炸式增长,从1800年的10亿增至1925年的40亿,再到2000年的60亿,预计2025年世界人口将增至80亿。其次,虽然大众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要慢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提高,在20世纪尤为如此。因此,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工作时间缩短,开始利用社交和/或地域流动来提高社会地位,从而刺激了对儿童教育的投资。

因而,工作在我们生活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相比于我们父母、祖父母那一辈,时下大多数人每天开始工作的时间更晚,工作的天数和时间更少,且越来越多的人申领退休金的年份也变长了。所以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思量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这两者的未来发展,深入研究前两个世纪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劳动人民在这两者之间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更晚开始工作

我们都曾听说过一条通则,那就是孩子应该尽早承担起家务劳动,通过模仿家长来逐渐学会做事。目前看来,大多数儿童都是如此,而且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20年前,人类学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ak)讲述了位于马里的巴马纳(Bamana)儿童的成长过程。

(收获时节,)3岁的道乐开始采摘卷须上的豆子。摘得的豆子装满盖子后,他就没了兴趣,随手将豆子和盖子丢到地上,去找别的活儿干。5岁的苏马拉想找一个还没有人摘过的角落,这样就能很快摘到足够多的豆子来装满他的葫芦,他一直摘了半个多小时。11岁的法斯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忙着摘豆子,他采摘的速度和他父亲以及成年的哥哥一样快,而且只有在他们休息时,法斯才会去休息。法斯完全有能力胜任摘豆子的工作。他甚至承担起监督弟弟们工作的责任,时不时地检查一下他们的表现。

虽然这种现象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出现得越来越少,但是在部分没有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中,一些贫困家庭或小型个体经营户的孩子便是这样长大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就得从儿童脱离家庭,外出工作开始说起。如果一家之主在工厂或矿场上班,那么在必要时,他就会带上包括孩子在内的很多家庭成员一起去工作。最早的童工便主要出现在这样的家庭。因此,童工不仅间接地受到第三方监督,其受重视程度也开始提高,特别是在一些新型工厂工业的批评家眼里。当雇佣合同变成与个人而非集体签订时,孩子们最终直接在老板手下工作,童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这一现象的结果是,限制童工的法规开始实施,同时推广义务教育的运动也开始出现。首先是1802年颁布的《英国工厂法》(English Factory Act),它规定纺织厂的穷苦学徒们一天最多工作12小时。随后更有效、影响更深远的《1833年工厂法》(1833 Factory Act)出台。一般来说,这种限制性立法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在严重缺乏监察员的情况下,惩罚力度轻得可笑,所以很多雇主和家长可以成规模地钻法律漏洞。

毫无疑问,19世纪中期普鲁士构建的强制性免费全日制学校教育体系,要比上述法律有效得多;但到19世纪末,成人工资的增长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使得父母无须迫使孩子劳动来补贴收入。到190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要求12岁或14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然而在家庭企业(农场、商店等)中,童工现象并没有减少,许多孩子还是在上学前后和学校放假期间工作,有的时候是强制性的,比如说在秋天收获马铃薯。

另外,出于某些必要原因,或是权衡过利弊后(个中逻辑许多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家长们仍在不断挑战甚至逾越法规的限制。其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某些家长甚至与招募童兵或组织儿童卖淫的人合作。当然,处境最危险的还是那些没有家庭庇护的儿童,这些儿童的死亡率极高。没有母亲,或是刚出生时母亲就去世的孩子随时可能会被送进孤儿院,要么就是被迫去工作。白人殖民地对廉价劳动力需求极大,所以童工就成了他们的最优选择。事实上,早在弗吉尼亚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伦敦的流浪儿童就被送去了那里。后来,美国西部拓荒者时代,一些自家没有孩子的农庄也对童工有着极大的需求。到1929年,大约有20万来自东海岸城市孤儿院和弃婴之家的儿童乘坐“孤儿列车”被送往西部和中西部的家庭。但是对于儿童(特别是孤儿)最极端的剥削形式还是童兵。童兵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有,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

无论如何,有关识字率和入学率的数据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即使我们把半工半读和全日制学习的可能性都考虑进来。比如在英国纺织业鼎盛时期,孩子们上午工作、下午上学的半日制学校乃是常态。而在过去的印度,只有精英家庭——有时按种姓进行区分,比如说婆罗门和卡亚斯塔(Kayastha,文书记录员)——才有办法且会花心思送孩子去上学,推迟孩子们开始工作的时间。工作专门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送儿童上学的做法得以推广。1800年,在全球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超1/10的人至少接受过基础教育;到1900年,这一比例已达1/3;1950年占比接近1/2;到今天这一比例已增至80%。然而,从全球来看,受教育情况的分布十分不均衡,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地理和时间上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很多简单的数据来体现,比如说抚养比例等。在一个儿童人口占比很高的经济体中,童工的出现是必然的。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开始工作的年龄已大幅推迟。19世纪中叶,全世界儿童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年,1910年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2年,1950年增至3年以上,如今已达8年。这表明,全球范围内,儿童大约从15岁开始工作,而非7岁甚至更小的年龄。

工作时长

正如我们所见,如果工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那么家务劳动(与农忙季和淡季相关)、照顾家庭成员、市场个体劳动三者之间的界限很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所有农业社会都规定了公共休息日,有的是设置了每周固定的休息日,比如说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的强制性休息日;还有的是以节日的形式放假休息,如印度教包括大壶节在内的传统节日。这两者可以通过朝拜日来实现共存。在个人层面上,就像我们在朝觐中看到的一样,人们可能需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朝圣。

即使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人们的这些习俗和惯例也并非一成不变。如前所述,作为欧洲宗教改革的部分结果,公共休息日曾由于宗教原因受到限制,工作天数因此大幅增加。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工作时长的变化更加令人难以捉摸。随着雇佣劳动的不断发展,雇主一度将工作时间延长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直到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发挥相反作用,才使其逐步下降,到20世纪最后25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之后,工作时间长短似乎趋于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紧接着,这些组织向雇佣劳工推广了年假的观念。西方的一般收入整体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显著,为年假制度的实施创造了可能性,引起了个体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注意。随后,世界各地纷纷开始效仿这种做法。

英国的工作天数的增加开始于宗教改革时期,并在工业革命期间持续攀升。延长全年工作天数的趋势逐渐显现,比如,英格兰银行在1761年休业47天,1808年休业时间减少到44天,1830年则骤减至18天,这就能反映出全年工作天数延长的现象。1834年名义上只有四个节假日:耶稣受难日、圣诞节、国际劳动节(5月1日)和万圣节(11月1日);除此之外,英国人在节礼日(12月26日)通常也不工作。直到1871年,以下三个节日才成为法定假日——节礼日、复活节星期一、8月第一个星期一。这一类法定假日的设立对拥有国家教会的英国来说尤其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这代表着这些节日,尤其是节礼日,不再被视为宗教节日,而是被当成普通的休假日。因此,在工业革命的摇篮里,至少从公立假期这方面来说,全年工作天数不断延长的趋势发生了逆转。

当然,更重要的是工作时间的长短。实际上,早期工业化最为人熟知的后果就是,雇佣工人在工厂里的漫长工作时间,以及妇女和儿童承担的巨大工作量。因此,工人们必然会旷工以表示不满,尤其是经过复活节星期日的宿醉后,人们往往会在星期一旷工睡上一整天。老板们甚至默许优秀员工这样做。

限制最长工作时间的法律出台后,比复活节星期一旷工更具结构性的反抗发生了。渐渐地,臭名昭著的12小时工作制受到限制,19世纪工厂工人的工作时间(甚至大于12小时)开始逐渐缩短,目标群众首先是妇女和儿童,其次是男性。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一些白人定居者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后发生在北大西洋地区、革命中的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早在不同国家开始立法之前,这一首要阶段就随着8小时工作制的确立而完成。许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动荡结束时便对工作时间进行了限制。几年后,西欧最主要的一些工业部门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而非45小时)。

几十年来,那些一直尊崇8小时工作制的劳工运动不断地宣扬其成就,特别是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法国社会党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在1936年大胆推出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他满含激情地说道,当偶尔离开政府总部在巴黎郊区散步时,他看到路上满是骑着自行车、双人自行车和摩托车,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工人夫妇,他们似乎在享受属于自己的简单而又放松的休闲时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再坐在酒吧里买醉,或有更多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更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有了想法,他们有了希望”。

最终,法国在1936年大幅缩短每周工作时长的激进做法并未持续下去,但这一理想很快在其他地方付诸实践。1940年的美国以及战后重建完毕的欧洲国家将星期六增加为法定假日,以此实现每周5天工作制,每周总计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40小时。2000年,法国将最高工作时间缩短至35小时。事实上,我们应当将这些工作时长的数字视为一个门槛,超过这个门槛即为加班时间(对蓝领而言)或休息日(对白领而言)。

随着带薪休假制的实行,工作时间又有所减少。三项措施——减少每天、每周、每年的工作时间——的累积效应,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最为明显。德国——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年均工作时间从1870年的3000—3500小时,缩短到了2005年的1500小时。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只计算平均小时数。正如我们所见,农业劳动的特点是有农忙季和农闲季的区分,农忙时天不亮就需要开始劳作,直到天黑才收工。这就和农闲季,特别是北部地区冬季的闲散时间相互抵消。夜间工作时间也显著增加,而这会给人体带来额外负担。过去,照明稀缺且昂贵,人们很少在夜间工作。当然,面包师是一个例外。然而,随着人造光的普及,夜班和247工作制(即一天24小时,上7天班)迅速普及,有时甚至和传统的禁忌发生冲突。反对夜班起初也是社会立法的重点之一,但长期以来,相关呼声并不响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西洋地区的工作时间得以缩短——经济增长是其决定性因素。工人现在可以用更少的工作获得更多的购买力。但大约从80年代开始,工人们如果想要拥有之前年代的购买力,就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每种职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年1900—2000小时,随后发生了分化。现今,法国和德国的年均工作时间为1400—1500小时,英国为1700小时,美国为1800小时。日本的极端加班形式导致其工作时间要长得多,日本人因此付出了损害健康的代价。然而对于北大西洋的许多劳动者来说,工作一直是附属品(虽然也承认它的必不可少),休闲时间才是生活的准则和目的。现在,钟摆似乎又荡回了另一边——历史上的类似情景又一次重演。

与此同时,正当劳动力逐渐被视作财富的主要来源之时,新的分歧出现了。教育领域不断发展,白领的工作越来越受人尊重,而蓝领的工作则作为牺牲品,被视为纯粹的体力劳动,地位越来越卑微。因为美国和其他白人殖民地的体力劳动者在传统上具有稀缺性,所以这种现象在欧洲和亚洲更为明显。

我们不能忽视工作时间减少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大型公司工作的人。然而,工作时间的减少并没有影响到关键部门,没有惠及迅速发展壮大的服务人员,后者必须日夜待命,仅能在周日休息几个小时。一些“血汗行业”里的个体劳动者和半个体劳动者虽然与雇佣劳动者有所区别,但也受到了影响。

这种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其开始与结束都出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不过在其他地区也能见到这一趋势,尽管程度较低且明显滞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直至现在还无法调和,以至我们有时候会忘了在贫穷国家也曾发生过从重视工作到重视休闲时间的转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朝觐等宗教活动的普及。

经历19世纪的衰退后,价格更为低廉的定期轮船航线兴起,穆斯林至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之旅再度变得重要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圣者数量有所增加,从1950年的10万余人增至1974年的约100万人,到1985年又增至300万人。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总数达7.5亿,假设他们的平均寿命为50岁,那么就有多达20%的人一生中曾朝圣过一次。事实上,上述朝圣人口的数量仍是被低估的,因为他们其中一些人不止一次去过这些圣地。我们也不应低估穆斯林花在朝圣上的时间,一是因为吸引朝圣者的圣地非常之多,二是因为朝圣之旅所花费的时间非常之久。

战争开始之前,一年一度的朝觐大约吸引了30万朝圣者。1937年,有25万穆斯林参观了塞内加尔的一处圣地,有几十万人到尼罗河三角洲某一圣地朝觐,还有将近10万人到阿尔及利亚某地参观。这一朝圣热潮极有可能持续下去,举例来说,除麦加外,最重要的6处什叶派穆斯林圣地就有4处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因而很难统计这方面的历史数据。

朝圣之旅需要花费的时间很长。印度的朝圣者选择海上航线,于3月出发至9月返回。那些不需要在印度境内从住所到海港旅行很长时间的人,都要离家半年。蒸汽船的引入才将朝圣的总时长缩短到几个月。20世纪末,飞机的出现又一次将朝圣时间缩短到了几周。在此之前,从大马士革经陆路的朝圣旅程总共需要花费3个月,从开罗出发则需要5个月。

我曾思考过朝圣对一位虔诚穆斯林的生活来说有何意义。朝觐当然可以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消遣,必须与严格意义上的工作区分开来,但也不能将其花费的时间归类为休闲时间。朝觐显然属于一种义务,正如本书引言部分所曾提及的,奈尔斯·安德森是这样描述这种义务的:“必须通过努力去争取,所付出的努力还要让他人非常满意才行。这种努力有可能和休闲活动一样,给人带来满足感。”其他宗教的朝圣活动也是如此。这对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人们无法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工作的时间是多少)来说,影响似乎是有限的。平均而言,对全世界穆斯林来说,每年花在朝觐上的时间可能不超过几个工作日。来说,一次大型朝圣平均下来每年最多花费一天,一生中若进行多次较小型的朝圣,平均下来每年最多花费几天,花在丧葬上的时间最多一周。

最后,为家庭付出的工作时间也不容忽视——这通常包括无偿为家族企业工作、传统护理,以及日常家务。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工作基本上不受外界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制约。

退休人员

近来,人们的平均寿命得以延长,这当然意味着人类一生中可以工作更长的时间,但是也意味着许多人可以在工作生涯结束后开启退休生活——这在20世纪尤为明显。可以肯定的是,绝大部分平均寿命超过70岁的人都能过上退休生活。和教育的发展一样,这种现象于不同的时间段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区——20世纪50年代的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80年代的东亚,9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2000年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远远滞后。

19世纪末,在最繁荣的国家,65岁及以上的男性仍从事着带薪工作,但50年后,这一群体已成为少数。19世纪后期,60—64岁甚至5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发展都遵循着这一规律。随着全国养老金计划的普及,人们逐渐有了退休生活。这一普及基于几个世纪以来小型职业群体共有养老金计划的发展经验,目标对象是我们在第五章(见第233页)所提到的工匠,有时候还包括他们的配偶。与此同时,人们对退休生活也极为满意。1972年和1984年分别有两批即将退休的巴黎工人,我们可以见证其态度的转变。

更年轻的人对退休的态度更积极,这要么是休息时间、家庭生活和活动选择权的结合体,要么意味着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有更多社交、智力和休闲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80年代中叶,“早早退休”(即大约在60岁退休)已经逐渐被社会接受,成为社会的准则。……退休是大多数在职成年人群体眼中的一个人生新阶段。

近几十年来,潮流开始逆转。由于养老金成本过高,带来的负担过重,许多国家再次提高退休年龄。除了人口因素(积极工作个体和消极工作个体之间的比例不尽如人意),这也与各国政府的出资意愿减弱有关。没有养老金保障的个体劳动者越来越多,对于他们来说,国家为老年人提供的福利日益减少,以至尽早退休不再具有吸引力,也不再现实。

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平衡

上述反向浪潮达到顶点时,关于休闲时间的意义和工作的意义,人们产生了分歧,但两者都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有了休闲时间,人们才有享受(使用工资进行消费)的机会,所以休闲时间受到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有机会享受的前提是工作,事实上,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早在1884年,苏格兰企业家(后来的议会议员)亚历山大·威利(Alexander Wylie)就指责过他那个行业的领导者以及经济学家。据威利的说法,他们试图用一些虚假的论点为漫长的工作时间和社会不平等作辩护。威利认为,归根结底,贫穷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一样,都是奢侈欲望的受害者。也就是说,他们将为数不多的工资全花在烟酒和甜食上,而不是用来买健康食品、教育孩子,或者利用消费者合作社、互助保险和房屋互助协会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在那之前几年,卡尔·马克思的克里奥尔人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饱含激情地写下了满是讽刺的《懒惰权》(Ledroitàlaparesse)一书。与其说这本小册子是为懒惰辩护,不如说是为工人拥有休闲时间的权利而辩护。他认为,由于20世纪成功的机械化,这一权利能够很容易实现。面对工人的疲惫不堪,他仿佛在书中祈祷,发出最后的呼吁:“懒惰啊,请怜悯我们长期的痛苦!/懒惰啊,艺术和高贵情操之母,愿你安抚人类的极度痛苦!”资产阶级不应该一味消费工人生产的东西,他们应该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这样他们就可以大大缩短工作时间。与威利相比,拉法格更为乐观,他认为工人的选择将是显而易见的;资产阶级如果冥顽不灵,就会因为自己的暴饮暴食、酗酒、贪婪以及颓废的行为而自取灭亡。

俄国艺术家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1921年的《作为人类真正真理的懒惰》(LazinessastheRealTruthofHumanity)一书中,有一段话可以和上述拉法格的话语相呼应:“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人类的工作。当下,人不再孤单,因为有了机器。将来,只有机器或与之相似的东西能够留存下来。”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此类预测层出不穷。人类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机器的接管而停止,到头来,因为追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商品,我们仍在工作(医保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因为缺乏恰当的公共条款而变得尤其昂贵)。蒂利父子在1995年对来自40个国家的年轻人进行了调研,然后提出了这一悖论。接受调研者需要在两个选项之间作出选择:一、工作更重要,拥有休闲时间的目的就是给人充电,以便更高效地工作;二、休闲时间更重要,工作只是为了有能力在休闲时间中享受生活、追求乐趣。不同国家的受访者有着不同的选择。在巴西、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大约2/3的人认为工作比休闲更重要;而在捷克、丹麦和英国,超过1/2的人觉得应该把休闲放在首位。

根据蒂利父子的结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也就是说:

越看重工作价值的人,工作反而越少;工作越多的人,对工作的重视程度反而越低。这是为什么?其中一种解释是在国家富裕后,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的日益商品化需要额外的创收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生活在普遍可接受的标准之下;另一方面……人们更有可能是为他人而工作,其工作积极性相比为自己工作要低。因此,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人们工作得越多,而对工作的喜爱越少。

至少对于有偿工作(paid work)而言确实如此——而有偿工作在社会上保持着较高的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退休人士会以多种方式继续工作。同时,除了低收入者,未工作人群,尤其是失业人群所存在的问题也应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一名失业的英国矿工完美地表达了他对工作与休闲两者的矛盾心理:“坦白来说,我讨厌工作。当然,说真心话,我也热爱工作。……我从来没有见过喜欢工作的人,准确地说,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和我对工作这个字眼的理解一致的家伙,会喜欢工作……很明显,我们谈论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它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另一名失业者解释了这种联系:“(工作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是在团队里扮演某个角色:朝九晚六地工作,然后带着一定数量的钱回家,这都没什么问题……只要你没有被扔进垃圾堆,被人认为毫无用处……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去死。”

利益之提升: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

每个工作的人都会担心工作环境恶化、工资减少。至少,他们会努力维持现状,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会期待相比以前的状况有所改善,或者相比他人有所提升。这种利益的扩大可以是个人的,但是在家庭以外的某种情况下也可以是集体的(较早时期的情况见第四章和第五章)。若我们重点关注雇佣劳动者,那么对个人化策略的研究应首先聚焦于雇主及其代理;而在关注个体劳动者时,相关研究则应聚焦于个体劳动者的客户。上述两种情况下,最终策略都是签订并尽可能遵守最有利的契约义务。正如我们所见,选择接受教育的策略比这更加重要,包括婚姻安排在内的其他家庭策略也是一样。

个体劳动者、雇员和雇主的集体策略——在三者之间互不关联的情况下——包括,首先是与同样受到侵害者结成联盟,其次是有效地操纵舆论。过去两个世纪,这种策略也意味着从地方到国家,甚至到国际和全球的转变。根据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有关忠诚(loyalty,旨在维持现状的行动)、呼吁(voice,力求改善)与退出(exit,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公开或秘密地规避现状)的著名分类,对于上述两种集体策略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

针对“个人的”战略战术和“集体的”战略战术进行分析和区分,并不会妨碍两者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层面的密切联系。例如,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新移民最初倾向于个人的提升,导致工作时间比他们在欧洲原籍国时要长得多。而在欧洲国家,由于工会和政党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假期的延长,使得工作时间有所减少(见第368—369页)。

个人策略

在研究工匠学徒、小型私企员工,以及雇佣劳动者的个人策略时,我们应该关注以下策略:与老板同事建立良好关系;不断尝试学习;不断尝试跳槽。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英国一个工人阶级小男孩,1900年父亲早逝,在10岁时就开始出去工作。他早已习惯这种境况,或者说至少他的母亲已经习惯:“我和母亲一起去逛索尔福德一家非常有名的名为赫尔佐格的二手服装店,我试穿了外套、裤子、衬衫、长筒袜和鞋子,一共花了4先令6便士,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随后,星期一早上,我母亲陪我‘找工作’,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除了要给老板留下一个好印象外,还得和同事处好关系。比如,我们曾提过,生产过程中的合作是否高效,直接关乎利普小公国的季节性制砖工队所有成员的利益(见第225页)。成员们一起吃住,一起休息,这不仅需要高效合作,还需要具备社交技能;简而言之,他们的一切都是共享的。每年工作季开始之前,工队都会根据个人声誉重新组合,最优秀的工人可以成为工队首领。

这两个例子都表明,一个人进入集体的方式,会决定此人之后的人际关系。大多数在职者从未见过劳动力交易所或者商业招聘机构的内部情况,而有些人已经去过很多次;还有些人靠报纸刊登的广告找工作,而现在他们开始依靠社交媒体这一途径。事实上,从私人途径到匿名找寻,找工作的渠道有很多。以根特棉纺厂一名员工的儿子波尔·德维特(Pol de Witte)为例:“1875年的一个夜晚,波尔的父亲回到家,声称有个年轻的清扫工辞职了,以后他将让儿子跟他一起去工作。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节约了(给清扫工的)3法郎工资;二是波尔能够学着如何工作。波尔当时9岁,在自己和母亲的强烈争取下,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工作。”在找工作或者获取学徒资格时,在入学(一般是职业学校)时,在公司之间跳槽时,或者在(大)公司内部晋升时,都可能会用到个人中介。内部晋升的情况涉及所谓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这类市场不仅存在于铁路公司等大公司内,还存在于陆军、海军、教会等大型组织中。

包括职业中介在内的一种比较公开的求职方式是专业网络,如行会、社团、工会和雇工组织。从本质上讲,商业和公共领域的就业服务,或者说劳动力交易所,都是不公开的。在19世纪的欧洲,行会的干预变少,被部分类似的组织所替代。比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约20万同胞开始了环法旅行,穿梭在提供调解服务的附属招待所之间,必要时还会乘坐交通工具。相似的机构也曾出现在德语世界,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仍然存在。到20世纪,公开的劳动力交易所变得越来越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在执行失业条款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近几十年来,商事调解再次兴起。

合作社工人是独立作出职业生涯选择的,而独立工人更依赖于他们的主管和老板。21世纪初新德里的一家金属抛光厂里,想要在伙伴和老板间求得生存,必要社交技能是开玩笑,话题常常与“性”高度相关。

在这里……通过触摸、抓握和展示男人的“命根子”来找乐子,既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互相娱乐的方式。每班结束后,几个员工挤在一个单人厕所或相邻的小厕所里洗澡,不仅要用公司提供的磨砂洗涤剂努力擦洗自己身上早已结块的灰尘和污垢,还要在狭小的空间里避免手指、肘部或者膝盖一不小心碰伤眼睛。洗澡时还要注意自己的内裤,要不然会被同伙扯掉,滑到膝盖位置,等那个倒霉蛋子把内裤提起来的时候,免不了会引起一番哄笑。

工厂的工头们也会和他们动手动脚、嬉笑玩闹,而且对于那些为了利益提供同性恋服务的人,他们还会发表一些挑逗性言论。这类行为可能是讨好上司和老板的一种极端方式,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正常工作还是像这样阿谀奉承,与上司维持良好关系都十分重要。

前文曾提到一个女孩,她名叫春明,在中国某工厂工作,她在很短时间内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但也得到了晋升。1996年3月2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晋升让我看尽了人生百态。有人鼓励我,有人羡慕我,有人恭喜我,有人祝福我,也有人嫉妒我,有的人甚至无法接受我的晋升……至于那些妒忌我的人……我只会将他们当成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踢到一边,继续走自己的路。我以后会变得更加优秀,让他们嫉妒去吧!”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评论说:“就像生物学家研究标本一样,春明深入研究了她工厂的高层。她观察到,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在演讲的时候,会紧张得双手发抖。正值春节,她鼓起勇气对工厂的一名经理说了新年快乐,经理也热情地回应了她,还给了她一个包有10块钱的红包,而这名经理在此之前从未注意过她。”春明在日记中回忆道:“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有些人只是看起来难以亲近,你只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就可以了。”为了坐稳当前的职位,力求进一步晋升,春明还去参加了培训。事实上,学习是晋升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

按照惯例来说,成为一名优秀的工匠需要很多年的学徒生涯作为基础,虽然工厂工人无须如此,但稍有上进心的人会主动参加晚间培训。一些大公司注重员工队伍的稳定性,所以对高效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很感兴趣,也会开设培训课程。一些大型企业因此而闻名(这也能解释日本“工薪阶层”的现象),世界各地的某些政府部门,特别是武装部队也是如此。20世纪职业培训的总体趋势是扩大面向年轻人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为大多数劳动者提供附带的定期培训机会。

与员工个体利益提升相对应的,是雇主的行为。就像员工选择老板一样,老板也会选择员工。有些工厂主一方面重视稳定可靠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心怀理想主义;一方面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又相信可以在多方面提高工人福祉的同时取得成功。1873年,荷兰制造商查尔斯·西奥多·斯托克(Charles Theodoor Stork)在交付他的第100台蒸汽机之际,邀请了500—600名员工来到代芬特尔的股票交易所。他们坐在长桌旁,每人面前摆放着盘子、玻璃杯以及半瓶酒,斯托克用当地方言,通俗易懂地宣讲着自己对劳动关系的看法:

(工厂主)靠钢笔和头脑工作,这比简单的手工劳动更难,他们经常担心你们不知道这一点。……有人认为(工厂主和工人)互相对立,这大错特错: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彼此当作好朋友,工人应该相信工厂主……相信他是个好人,相信他把善良和体贴的工人看成他的同胞,看成上帝创造的人而不是机器。

斯托克同时还清楚地说明,他为什么要按绩效来支付工资——这可并不是出于海牙政府的要求:

勤奋细心、懂得工作的人一定会得到回报。这条法则很好,适用于任何地方。尽管制定法律的绅士们都会聚在海牙,这条法则却不是在海牙制定的;它的制定者认为,勤劳和严谨远胜于懒惰和孤立。这是上帝的法则,所以它才如此优秀!

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例子(虽然程度不同,但是无一例外)。像斯托克这样经营家族企业而非股份公司的雇主,一般会给员工支付更高的薪酬,提供更干净的工作环境,还会为员工家属提供上学机会,给员工配备住房和公园。这类雇主努力避免社会冲突,也试图在社会上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他们不仅希望成为同行的榜样,甚至想要帮政府制定标准。正如荷兰钢铁制造商霍高文首任董事长道尔夫·凯斯勒(Dolf Kessler)所言:“我们必须始终领先于立法者一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塔塔钢铁公司也是如此。2007年,该公司收购了霍高文。

不过,工厂主和管理层的态度极易发生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卖方市场中,斯托克这类家长式管理者转变为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管理团队,后者专注于生产力本身,因此,与工人及其组织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通过产能过剩时期(1965—1990)的买方市场,当公司权力掌握在销售和市场经理手中时(后者倾向于将实际生产交给分包商),我们终于进入了企业经理以及财务领导通过品牌战略控制分销渠道的时代。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联系逐渐淡化,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来说十分重要。此外,在没有有组织劳工的力量制衡的情况下,财政累进税进一步削减,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飙升。很明显,工薪阶层个体的策略也必须从个人和集体两个角度进行改变(见下文)。

如果工人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甚至无法防止情况恶化,他们就需要寻找一份新工作,得到一个新机会。这种劳动人员的流动被贴切地称为“个人主义罢工”(individualistic strike)。当然,这种“罢工”的成功概率取决于劳动力需求的总体趋势和具体情况。培训时间较短的临时工和普通劳动者的离职率最高——典型的例子发生在美国移民的鼎盛时期。到最后,雇佣劳动者的个人策略往往会演变成纯粹的防守策略。而对于个体劳动者群体来说,其必然结果是新企业不断增多,偶尔还会伴随着负债和破产。

因此,大约从1840年开始,地域和社会的流动性最为明显。城市化和国际移民就是最好的例子。拿破仑战争后,西欧迅速城市化;此后50年轮到俄国,然后是20世纪的亚洲。由于蒸汽运输大大降低了海上交通的成本,长期以来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移民急剧增加;随后,铁路的出现也对陆路运输产生了相似的影响。1840—1940年,在这些发展的驱动下,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量一直在4000万与5000万之间,其中包括欧洲人口迁移至北美和南美,南亚等地的劳工人口流动至美洲、大洋洲、亚洲的糖业和其他热带种植园等。以上还不包括水手的迁徙,以及无数的殖民战争和其他战争引起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士兵迁徙。

从小农到工厂工人,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无论这些转变多么巨大且富有戏剧性,它都是逐步发生的,而非骤然转变(如前文所述巴赫蒂亚里牧民的情况)。举个例子,一个男人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一旦成功立足,他就会把他的妹妹和朋友等人一起带过去;或者一名工人先从农村移民到一个小镇里,然后再迁居到大城市去。甚至在俄国农奴及其后代中都有类似的例子。早在18世纪,为了逃避征兵,有些人会在一年的某个时间段去往城市工厂工作。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去城市工作的模式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在俄国很多地区,当国家对土地进行再分配之后,城市工业和迁移劳动带来的额外收入变得至关重要。

上述各种各样的个体抉择,包括忠诚、呼吁和退出,其汇总之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过去几个世纪劳动关系的重大变化。典型案例包括人们放弃小农场或手工业企业到工厂工作,在当地或邻近的城镇或者海外工作——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选择都与地域流动和职业转变有关。过去两个世纪,由于雇佣劳动日益变得重要(主要是以牺牲小型独立企业为代价;见第323—332页),导致行动之能力、行动之集体形式,当然还有组织,都朝着雇佣劳动的方向发展。这与个体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的集体呼吁的出现有关。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偶发性的集体行动,与互助会和工会等常设组织区分开来。

偶发性的集体行动

我们已经了解了前几个时期的几种主要的集体行动模式,包括不具有常设组织的雇佣劳动者集体罢工(这种罢工曾被错误地称为“自发的”,而我更倾向于用“偶发性的”来形容)、叛乱,以及其他形式的反抗,特别是由被奴役的人、工匠、店主或小贩发起的反抗。虽然某些行动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其形式并没有消失。首先,我们来更详细地了解一下除常设组织外的集体行动模式:破坏活动(sabotage)、集体退出(collective exit)、游行(charivari)、请愿(petitions)、消费者联合抵制(consumer boycotts),以及最重要的形式——罢工(strike)。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从中选取何种特定形式(通常是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取决于当局的态度。当存在损害个人财产等违法行为,或者罢工被判定为违法时,保密往往是最重要的。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往往比个体劳动者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个体劳动者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仍然保有额外的收入。

工业革命早期,机器席卷英法之时,破坏活动就已经出现(见第302页)。但就像集体退出一样,破坏活动首次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早(见第152页,9世纪的津芝起义)。事实上,19世纪40年代,印度北部靠近鲁尔基的恒河运河工程雇佣的季节性制砖工人就同时采取了上述两种反抗形式(以及其他形式),反对降低12.5%的计件工资。或许是基于区域和种姓纽带,超千名的制砖工人团结在一起,起初尝试的做法是集体退出。一名英国工程师显然对冲突的根源缺乏了解,他在报告中写道:

他们经常合伙停工整整一天,要不就是向我们勒索(比降低工资前)还要高的工资,所有与制砖相关的人员都非常不安。如果我们尝试强迫制模工人回去工作,或者哪怕是发现他们中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工作质量、数量有问题,整个集体就会罢工,怎么劝诫也不听,只顾拿着模具走回营房。我很清楚地记得,在鲁尔基,他们一个星期内就有两次以这样的形式对抗我们。

冲突发展到下一阶段时,由于新机器对制模工人的垄断地位造成了威胁,因此接连遭到了工人的破坏。工人们不断采取新手段试图扭转降薪局面,而当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时,鲁尔基公共工程部所在的茅草棚发生了火灾。工程师们确信这是纵火,但始终抓不到肇事者。其中一人说:“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肆意破坏财物,是因为制模工人对目前的薪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很普遍,带头人积极参与这种暴行,发泄情绪;其他人要么赞成,要么放任,并不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种行为。”有趣的是,制模工人最终占了上风。指望将总生产成本降低25%的工程师们在短期内仅将成本降低了16%,就像其中一名工程师总结的那样,降薪的代价是“无穷无尽的麻烦”。更重要的是,长期来看,工人不再经常使用制砖设备,反而又一次开始手工制砖,所以工资水平并没有下降。

公众以“游行”或是“骑驴”这两种方式来惩罚、羞辱破坏社会规则的人——最典型的是始乱终弃、让女子怀孕却反口不娶的男人,年龄相差极大的夫妇,或者殴打妻子的人;但有时候也会涉及劳资冲突。不受欢迎的老板和工贼有时也会受到以上两种方式的惩罚。不光彩的人被绑在柱子上,或被押着游行,或者被放在独轮车上,伴随着难听的“下流音乐”游街示众。

对于政治上缺乏发言权的人来说,请愿可以被视为一种“安全阀”。不过,上层确实有可能对请愿者关心的问题给予重视,即使只是为了防止情况恶化。请愿是非民主社会中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但这种形式也有可能更长久地延续下去。此外,有关工作的无数争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正如第五章所述)。

消费者联合抵制通常用来表达对价格或政治问题的不满,例如种族隔离期间禁止从南非进口奥士鲜(Outspan)的橙子。抵制奥士鲜明显与劳工问题有关,“抵制”一词本身也是如此。这一词的实际应用时间要早得多,来源于爱尔兰梅奥郡的查尔斯·坎宁安·博伊考特上尉(Captain 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1880年,他拒绝给佃户减租减息,最终佃户发起了暴力抗议。另一个使用这种方式来抗议的是伦敦东区的面包师们。

为了调整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面包师们在1904年发起了罢工。一些雇主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才有资格在产品上贴上工会标签,而另一些则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负责采买的女性对此次抵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罢工开始几天后,由于犹太妇女拒绝购买无工会标签的任何产品,就连小型面包店的师傅也在自己的产品上贴上了工会的标签。”杂货店通常会囤积面包,而女人们一般先买存货,然后再买一条长面包。杂货店堆积了太多无法售出的面包,只好立即更换了一家以面包师工会为后台的供应商。没过多久,雇主们就都接受了工会的要求。

这是无组织的消费者支持工会罢工的一个成功案例。然而,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古往今来的罢工往往不是由工会发起的。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举过一些例子(如宜佳浦尔火药制造厂的罢工,见第219—220页),此处不再赘述,只打算简要讨论一下罢工工人面临的一些关键性两难处境。工人通过罢工或者怠工,从而造成雇主的损失,以此试图迫使后者满足自己的要求。

排除非经济方面的要求,如因某些政治因素或某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抵制外国商品,罢工人员可能会离开工作场所,或者关闭为供应商和顾客服务的场所,占据工作场所做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比如静坐抗议。他们可以短时间内这样做(已经提前告知的轻度罢工),也可以将其当作目标长期坚持下去。他们可能会试图同时关闭一个企业或部门的所有机构,也可能在多个企业进行一系列连续的短期罢工(轮换罢工)。罢工期间工人没有工资,雇主也无法通过销售取得收入,最终结果如何,自然就要看二者耐力的比拼。历史上大量的罢工案例说明,这一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虽然就雇主个人来说比工人要富裕得多,但是工人可以团结起来,通过开启储蓄账户(筹集资金或成立罢工基金)等方式罢工,只要他们团结,就难以被轻松击溃。但团结可能就是最难做到的一步,特别是雇主会在警察的积极支持下设法挑拨离间。面对罢工纠察时,警察会保护雇主。

集体工作场所的兴起且不断发展,使得罢工的出现以及最终成功更有可能。苏格兰物理学家、《工厂哲学》(ThePhilosophyofManufactures,1835)一书的作者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评论说,英国原始工业的纺织工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由于他们在工作和工资方面都是“彼此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很少能“联合起来,因此对其雇主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下列事实会证明他是错的。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工人开始集中起来,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频繁,促使跨国斗争浪潮得以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这种浪潮十分明显;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在去殖民化运动期间,世界各地的其他罢工浪潮同样十分引人注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浪潮对工人的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

常设组织

1800年开始,行会或类似行会的组织开始从大多数国家消失,但是过程非常缓慢,直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医生这样的高精尖专业人才所属的一些封闭的国家组织)。部分组织受到这些旧组织形式(见第232—235页)以及集体行动手段的启发,萌生出了新型组织,特别是合作社、互助会和工会。它们在特定时间、特定国家出现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此类组织的合法性。

互助会和合作社

互助并不是19世纪才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早在之前的五个世纪里,手工业行会就制订了详尽的互助计划,为体面的葬礼、疾病、养老或是其他的不幸做好经济上的准备。这种传统起初只存在于大师傅中,后来,一些熟练工行会或类似组织也开始效仿,特别是那些工人不容易成为个中翘楚的行当。

除了最常见的互助形式外,还有互助保险金或互助救济金,轮流为有需要的成员提供帮助。关于所谓“轮会”(roscas,即循环储蓄和信贷组织)的功能,1960年来到毛里求斯的印度移民留下了周期纪要,我们可以通过其中记载予以了解:

一个男人或女人将朋友和邻居聚集到一起。假设有10个人,每个人拿出10卢比,然后抽签,获胜者拿走全部100卢比(有时组织者会自动拿走第一张签)。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个人都放入10卢比,这次由另一个人拿走全部100卢比;如此持续10个月,直到每个人都拿到过一次100卢比。

另一种互助形式是在团体中分配福利,就像“啤酒工作派对”那样(见第327页)。

无论是否货币化,大多数“轮会”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与互助会和合作社相比,几乎不需要进行管理。加上工会对“轮会”管得并不严格,所以这一互助形式和其他类似的形式在移民中最受欢迎。互助保险需要长时间的沉淀发展,采用强制性会员制的行会也是如此。虽然法律层面上职业工会无法强迫工人加入,但是富裕国家的工会却成功效仿了这一模式,直到福利部门接管了其大部分乃至全部职责。与之相似而规模较小的,是由管理层建立的互助基金,以及商业基金或医疗基金;它们彼此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互助会,它为私人贷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让没有亲戚的穷人不再只有举债一途——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穷人可能会终身背负债务。

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就有了关于互助会的记录;随着雇佣劳动的普及,互助会更是迅速传播开来。基于同一行业不同城市工人的成员资格,互助组织往往能将多种职能结合起来。除了互相提供保险外,这些组织还能增强社交与互相尊重的氛围,特别是为其成员举办葬礼时,所有成员都需着正装出席。经济层面,这些组织扮演着消费合作社的角色。利用请愿、不定期罢工来积极捍卫利益的做法已成趋势,因此很多人组成了工会——而当工会遭到禁止时,便用其他形式的组织来代替。值得注意的是,互助会从来没有被明令禁止过,即使只是因为它们减轻了救济贫困的压力。比如在英国,互助会一般被称为“友好组织”,早在1793年就得到了官方认可。相比之下,直到1867年,工会的前进道路仍然困难重重。

生产合作社是民主的、利益共享的组织,普通成员在管理层面前也拥有发言权。简而言之,生产合作社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手工业者中,以及佃农和普通农民中——后一种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要严密得多,也因此更加成功。为了抗争、预防失业,或是为了废除中间商,手工业者可以共同购买原材料、工具或机器以及共同销售产品,以此实现集体生产而非个人生产。成功销售往往是此类生产合作社最困难的一步。尽管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摒弃了过高的利润,这种合作形式在多次尝试后,总体上仍然不是很成功。

而获得过成功的合作形式,至少对于西欧的小农来说,是共同购买生产资料,以及有能力通过合作银行获取低息的信贷。最著名的是19世纪社会改革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创立的银行,他对其自助形式进行了大力宣传。赖夫艾森的思想曾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广为流传。最初的方案是由成员共同出资,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然后发展到共同购买种子和化肥、共同经营资源,比如合作社成员共同使用机器,以及在作物价格最高的时期将商人排除在外,大家共同储存和销售农产品。

工会

手工业行会捍卫本地特定贸易中的个体劳动者利益,互利协会旨在降低其成员(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人)的个人风险,而工会通常是将希望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的工人联合起来。尽管存在差异,18、19世纪的新兴工会仍从它们的前辈那里借鉴了很多战术、策略和形式。所有这些集体行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行不悖,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劳工运动的“手工阶段”。20世纪之前,只有西欧的极少数国家,其工会数量超过了前文所述的各种旧式组织。

下文将讨论工会运作的法律框架(见第398—400页)。这里只需要记住,19世纪后期大多数国家对工会采取允许的态度。事实上,在被充分授予权利前,工会很有可能会采取非法行动,包括暴力在内。19世纪20—60年代,曼斯彻特及其周边地区的制砖工人组织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的交易系统,以防止雇主在该地区之外出售砖块,特别是以低于常规的价格出售。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工厂雇佣工会成员,并为他们提供合理的计件工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在冬季无法制砖时向工人支付预付款,或者雇佣他们挖掘黏土。面对任何不打算遵守工会规则的雇主,工人都会用罢工抵制,如果罢工没有效果的话,还会采取暴力行动:针头和碎玻璃被藏在模型黏土中,青砖被打碎,车间被烧毁,工厂里的马匹被剃刀刀片挑断脚筋。正如工会成员所说,有时候还会有更糟的情况:“雇主违反工会规则后,工会将派代表来警告他;如果雇主受到警告后依然我行我素,或者拒绝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就会召开全体大会,在会上讨论这个事情,然后采取最终措施,那就是外人所说的非法途径。”有报道称,会议之后发生了伤人、投毒、夜间纵火、枪击等事件,甚至在1862年,一名警察被谋杀,随后官方抓到一名罪犯,对其进行了审判和处决。

工会也可能是由已有的工人组织演变而来的,因为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永远无法成为独立的主人,对于已经加入工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兰开郡的骡子纺纱厂雇佣并培训自己的工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控制了劳动力供应,因此尽早成立有效的工会就可以和雇主进行谈判,就详细的计件工资条款达成协议,在贸易低迷时提供临时工作,根据资历进行裁员,最后进行调解安排。但许多早期的工会也联合了一些独立小手工业者,比如荷兰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初期的个体钻石工人。

限制性立法废除后,工会规模得以扩张。在各地,其基础都是同一行业或分支机构的地方和超地方组织。1848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工会和类似组织开始在西欧扩张。那一年前后发生的革命(不仅仅关乎劳工问题)大多以失败和劳工活动的停顿而告终。直到40年后,这些活动才重新兴起。与此同时,西欧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尝试,组建了全国性的联合组织。它们首先是贸易组织,随后将所有经济部门的尽可能多的劳工联合起来。

同样在这一时期,有关劳动关系本质的观念开始成熟。此时出现了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由工会成员(主要是基督教成员)提出的,他们认为合作是发展的最好方式,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必要出现公开的冲突。第二个立场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他们认为雇主以及其工人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原则上利益相悖,因此阶级斗争是必要的。革命工团主义者甚至倡导通过持续的游击战来发动“阶级战争”,而社会主义者不仅组织工会,还组建政党,希望依靠国家来达成目标。投票权扩大到工人和小独立生产者后,渴望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劳工运动有了更多机会。他们期望参加并赢得选举,以此获得权力。一旦掌权,他们就能够以民主的方式来改变劳动力市场规则,因此,他们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雇主和工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本质存在不同的看法,因而不仅衍生了不同组织,还引发了组织间的激烈竞争。工联主义早期阶段,很难将同一行业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工人组织起来;但到后来,无论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像这样团结工人成为一条准则。相反,国家组织可以迫使地方组织露出本来面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南欧和拉丁美洲。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争议最终导致了工会的分裂。墨西哥这样一个自1910年革命以来劳工权利影响深远的国家,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到1940年,纺织工人建立了425个工会,隶属于8个不同的全国联合会。

随着冷战的进行,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会也不断涌现,成为西方同行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主义者工会采取的策略借鉴了天主教和新教工会,这些策略在少数几个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民主党人将阶级斗争的信条转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将其称为莱茵模式),使得这种借鉴成为可能。因此,像美国劳工联合会(AFL)这样的工会也逐渐不再涉政。

工联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传播都是通过模仿而进行的;就像以前的行会、互助会和类似组织一样,移民,特别是其中的水手,在其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白人殖民地中极为显著,热带殖民地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不仅因为工人在模仿其他地区的同行,也因为这种模仿是自上而下的。这可以是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组织、基督教组织、国家组织、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组织的一腔传播热情(如下面讨论的社会主义国际和共产主义国际),也可以是受宗教启发而掀起的运动,比如天主教会和教皇的《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Anno,1931)及其前身。

工会采取各种策略和手段来达成目标,但其核心是有关工资和工作环境的集体谈判,旨在达成集体劳动协议。这需要大量的交涉手段,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有作为最终手段的谈判工具——罢工作为威胁。一旦开始罢工,工会将其意志强加给雇主的能力,或是控制其旗下工人的能力,就将在罢工的威胁中接受最终检验。若工会能够以雇佣工会成员作为条件威胁雇主,我们就会称其为“封闭型工会”(closed shop)。事实上,这与手工业行会的做法一样。在19世纪的欧洲,以及更加晚近的英国,这种“封闭型工会”在技术高超的手工业从业者中特别受欢迎。

当然,工人的团结也激发了对手的团结,即雇主的团结。雇主们在传统意义上互为竞争对手,但在集体行动和工人联合反抗的压力下,他们现在开始团结起来进行谈判。此外,他们还向地方或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在工人和雇主之间作出选择。广义来讲,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家和雇主同属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比工人更有可能实现自身目标。他们的策略之一是组织起以工厂和公司为基础的工会,与工人独立控制的工会展开竞争。

这些由雇主组织的工会称为黄色工会。更极端的是“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s)的强制性签订,这种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尤为普遍,随后几十年里,新政下的新安排促进了工会的蓬勃发展。与“封闭型工会”相反,“黄狗合同”要求“工人为就业作出承诺:就业期间不隶属工会,不能参加一些特定活动,如集体谈判、罢工等。否则,工会有权解雇违反规定者”。

同样,在战后的日本和韩国,工会和雇主之间的激烈冲突屡见不鲜,雇主也建立了严密的自上而下的工会。韩国造船业的几名工会成员甚至在最后一次尝试赢得争端,并保住他们的独立工会无果后,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人受雇于釜山韩进重工船厂,在2003年6月11日至10月17日期间,他登上距离地面35米的85号起重机表示抗议。他在遗书中写道:

管理层似乎想让他们的刀子见血。那好!我会如你们所愿,把自己当作祭品。但是我们急需从这场斗争中得到一个结果。……他们用查封、逮捕、控告、拘留、解雇等手段威胁工会成员,试图将我们的工会变成“傀儡工会”,将工人变成任人摆布的“玩偶”。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现在的斗争来改变这种操纵劳动的政策,我们所有人都会跌入深渊。因此,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利。我对一直信赖我、和我并肩作战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同时也感到抱歉。

有些工会分别对应一个或多个当地工厂主,这些地方工会之间的合作衍生了全国联合会,其主要目的是在地区之间工资水平没有太大差异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集体谈判。这样一来,特定工人群体的工作环境和薪酬将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下一步是企业层面的“社会所有权”,即共享经济权力,以及员工参与商业决策和策略制定,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等福利国家的繁荣时期堪称典范。

有些国家的工会发展得很好,并取得了成功;有些国家的工会则出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纵观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上述各种谈判,可以发现前一种国家的雇佣劳动者比后一种国家的雇佣劳动者取得了好得多的谈判成果。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同部门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在印度,工会和集体谈判仅限于“正规部门”,只占所有雇佣劳动者的7%—8%。这类部门的工资尤其是社会保障,要远高于“非正规”或“非组织化”的部门。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罢工浪潮或多或少与工会化的成功完成,以及工会数量的剧增相吻合,这并不是偶然。尽管这种成功不会持续太久,但其程度是除20世纪50—60年代以外最高的一次。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工会成员数量和工会密度一直在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包括(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经济部门和工业部门,以下顺序各有不同):政治结构变化和全球化;工会人员的专门化导致与普通成员的疏离;与企业的联系脱节,最终工会成员丧失专业技能和传统;富裕国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其劳动力不可避免地出现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非正式性(casualization)(详见第423页)。

组织的成功必然导致全职带薪工会领导人及其工作人员的专门化,并进而导致更多隐藏的内部关系。特别是集体谈判可能引起领导者与普通成员之间的冲突。毕竟,雇主和工会双方都必须牢牢将其成员控制在手里,以确保他们在约定期限内遵守合同。普通成员对这些工会专职成员的不满可能会导致所谓的“野猫式罢工”(即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以达成更合心意的合同条款。

导致富裕国家工会消亡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工厂和矿山的关闭,以及它们随后向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转移。1969—1976年,美国关闭了大约10万家制造工厂,失业人数达2230万。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歌里唱出了在美国的这种深深挫败感,例如1984年的《我的家乡》(MyHometown)中提到了一家纺织厂的倒闭;同样,伊万·麦科尔(Ewan MacColl)在1960年的《矿工的妻子》(Miner’sWife)中哀叹英国煤矿工人的处境。这些担忧对于如今北大西洋地区的政治仍具有重要影响。

当然,新的工作机会也不断涌现,但重点是,旧的工厂已被高度工会化,几代人的集体行动经验已慢慢消失——消失在绝望的坚持中,比如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所在的全国矿工工会为反对关闭英国煤矿而进行的长达一年的罢工。其他国家的新工厂几乎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处理雇佣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关系。此外,将工作外包给承包商会缩短雇佣工人的职业生涯,而他们原本可以在此期间获得工会组织的经验。

去工会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异质性不断增强。例如,美国的女性、移民,特别是非裔美国人,所进入的工作领域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本土白人男性主导的。工会总是时刻警惕着减薪,本能地对前者这些群体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群体应该对这些较差的工作环境感到知足。战前几年里,雇主倾向于利用移民进行罢工破坏,这一行为使得上述情况越发严重。这种对来自陌生文化的新移民的排斥同时也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工会始终坚持根据资历制定福利规则,这会让其长期成员很满意,但同时也疏远了年轻人和其他外来者。

这并不是说,移民、少数族裔或女性容易融入和积极参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在1914年指出:

男性在固定的时间工作、休息,然而女性的工作时间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必然是)无穷无尽的。当女性完成工厂的工作回到家时,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工作在等着她们。她们通常需要照顾他人,包括清洁、洗衣、做饭,这不仅是为她们自己,还为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甚至还有转租者、房客等。……工厂到家往往会有一段很长的路,如果下班时间晚了,就要穿过光线昏暗的地方,这对于男性员工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就很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即便被招募为工会成员,女工们也往往比男性同行更难完全参与进去。

当然,除了这些结构性因素,政治因素也很重要。关于工会化,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取决于政党性质以及它们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政府中左翼政客的存在、工会对失业救济金的介入,以及可工会化的劳动力规模等,都会导致这些差异。1980年前后,瑞典、丹麦、芬兰的工会密度最大(达到80%或以上)。冰岛、比利时、爱尔兰、挪威、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的这一比例在50%—90%,而在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荷兰和日本只有20%—49%;美国和法国的比例最低,低于20%。有时一些更加特殊的情况可以解释这种国家差异。比如说,法国工人很容易在罢工期间退出,并在冲突激增时再次加入,所以成员人数波动很大。

这些数据还揭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直接影响到工会的寿命。一些福利国家,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将关键的行政职能委托给了工会(尤其是失业救济金方面),所以这些国家的工会成员人数自然很多。其他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情况则并非如此,特别是因为其集体劳工协议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协议并不利于吸引人员入会,所以工会成员数量要少得多。荷兰就是如此。该国普通成员和高级忠诚成员都可以从工会提供的颇具吸引力的条件中获取相同利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近几十年来,分包、临时代理和工资总支出激增,使得工会里的工作比在1850—1980年主导整个行业的传统工厂中的工作要困难得多。

如果国家对工会进行打压,情况则会更糟,成员人数会更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独裁政权禁止一切独立意义上的工会。另一种现象就是工会完全由国家掌控,以社团主义的方式(即国家强制雇主和工人合作)存在,就像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那样。最近,拉丁美洲、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政府废除了工会,将其领导人和活跃成员关进了监狱,或建立由国家严格控制的组织来对抗工会。在新的中央集权主义的领导下,这些假工会(也称“黄色工会”)也可以发挥文化作用,但它们无法履行其共同决定劳动关系的基本独立职能。

除了像其他国家一样存在大量结构性因素外,种族隔离、检查浪潮、对抗和镇压直接导致了美国工会成员偏少。工联主义在美国起源较早,由经验丰富的移民和19世纪末成功的劳工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在农民、店主和劳工之间宣传合作社)推动。雇主通常与民事当局密切合作,采取紧急反对措施,包括法律行动、间谍活动、暴力和恐怖行为。1982年在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进行的罢工反响最为恶劣,该工厂由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管理,他向平克顿国家侦查局的300名武装安全人员求助,但是失败了,后来又转而向宾夕法尼亚民兵组织的8000名民兵求助。这些民兵在那里停留了95天,加上反对罢工者的支持,弗里克最终取得了胜利。工人反抗的例子还有很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1935)颁布,扩大了工会的权利。其中许多成就受到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的限制,接着又受到麦卡锡主义的限制。因此,这场运动原本应该声势浩大,但最终不得不沦为技术工人领导的,局限于车间内部的小打小闹。

这不是工会国际主义历史重演的地方,但有一个特殊的方面除外,那就是工会国际主义对劳工立法产生了影响,从而影响到了跨国甚至全球的劳动条件。人们早已尝试过许多类似的合作形式,但最成功的无疑是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ILO)。该组织基于工人间跨国和国际合作的悠久传统,始于连接城镇的熟练工组织,比如法国的手工业行会和德国的流浪工人协会。19世纪,其他组织形式再次出现在跨境的移民工人,如水手之中(均见第237—240页)。这种合作旨在防止其他国家的罢工者入境(如1901—1904年,罢工者成功地穿越了西班牙加利西亚和葡萄牙北部之间的边境),并且减少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合作可能显得过于保守,但是这些接触也给他们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至少在不同国家的工人为同一家跨国公司工作时是这样。比如,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属工人联合会(IMF)储存了500多家此类公司的档案。

许多“国际组织”或许都很有名气,但是从鼓舞参与者士气到有组织的革命,它们的效力却千差万别。在总部位于伦敦的“万国民主联谊会”(Democratic Friends of All Nations,1844—1848/1853)等早期组织成立之后,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诞生了,但规模仍然很小。第二国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成员更多,而且持续时间也更长。但是这一组织内部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差异,在实际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就像1904年和1907年代表大会上讨论国际劳工移民时显现出来的那样。尽管有着国际大团结的崇高理想,但是在白人移民殖民地成功建立的工会和工党还是完全反对“非白人”的自由移民。更广泛地说,直到20世纪,劳工运动中对殖民人口的种族歧视普遍存在,甚至在该运动倡导非殖民化后也没有改变。但是,在1914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欧洲不同国家的劳工组织之间的团结似乎也比先前所预期的更加流于表面。

工会和政治党派在“国际组织”中合作,但在1903年,北大西洋社会主义者作为主要领头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秘书处(Secretariat of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s)。1913年,该组织更名为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IFTU),1949年由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ICFTU)接管,能够与类似的工团主义团体相媲美。

无论是联合来自某一特定部门的工会,还是联合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所有类型组织,这些国际组织的目的都是试图影响公众舆论,一些组织甚至直接向政府发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以及它后来的继任者联合国)就作出了这种尝试,并立即成为世界的焦点。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作为《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一部分正式成立,该和约宣布“和平只能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对此有所帮助的是,一些主要的政治家确信,国际工会运动对于他们避开“苏俄的阴影”来说很有用。相反,在其成立仅一个月后,国际劳工组织就利用《华盛顿公约》(Washington Convention),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工会不同,国际劳工组织不能将罢工作为衡量的杠杆)说服成员国通过有关劳工标准的立法,比如说工业上保持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的工作制。其主要成就包括反对奴隶劳动和奴隶贸易。

工作和国家

受劳动关系和参与者策略的重大转变的影响,社会性质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上述参与者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集体;既包括自发参与,也包括通过常设性组织参与。工作逐渐从家庭转移到公共领域,因此需要制定越来越多的规则来约束行为,还必须不断调整与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民族国家以牺牲地方的权力为代价,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还参与制定了国际和超国家协议(比如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废奴运动)。其部分原因是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开始出现,还有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由于国家法律和地方法律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实践中开始显现,从而导致局部和整体之间无法协调。

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中,有两种传统引人注目: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欧洲大陆传统。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对现在仍然相关的两种法规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基于1349年的英国成文法,由政府和大众决定;另一种是更为重要的习惯法,由法官基于法理学确立(可追溯到16世纪晚期)。而在欧洲大陆,各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系统性地编撰了法律,取代了曾经的地方法规以及为这些法规服务的法院(至高无上的宪法之外,还包括单独的法典,如民法典、刑法典、商业法典、劳动法典、军法典等)。在这方面,英国殖民地最初追随英国本土的传统,但到后来,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越来越多地将英国模式与欧洲大陆的法典模式结合起来。对于自雇的诉讼当事人、雇佣劳动者(包括个人和集体)、雇主及其各自的法律顾问(如大型工会设立的法律部门)来说,上述所有法规的实践当然都十分重要。

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我们可能会看到北大西洋地区及其分支地区掀起的巨大浪潮;19世纪上半叶,旧的体制和组织(家庭、庄园、行会等)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放松管制和去组织化形式,此后一个世纪又发展为重新管制和组织重组,最后到20世纪末以降,进入了另一个放松管制和非组织化的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都使得钟摆现在可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

顺便一提,在研究去组织化发展时,需要将家庭作为观察对象,但在这方面我们找不到任何19世纪晚期以来的记录。作为核心的工作单位,家庭最终不可更改地丧失了活力。这一切对于家庭内部劳动、个体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有何影响?正如第六章所指出的那样,雇佣劳动者的重要性日渐超过了家庭内部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并获得迄今为止最多的关注。既然我们已经简要讨论过关于非自由劳动的立法,那此处姑且略过不谈。

最初,劳动关系出现在家庭内部,也就是户主、他的伴侣(通常情况下)与其他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奴隶的话还包括奴隶),这些关系现在慢慢地被纳入公共法律法规。在童工问题上尤为明显。国家能否接管责任,从而接管父亲(以及通过父亲接管母亲的)在家庭中的合法职权?显然,这在19世纪实践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在1877—1878年关于童工保护性立法的争论中,一名比利时议会议员坚决持反对意见:

工人也是父亲……毫无疑问,国家为了公众利益可以监管某些职业,比如说医药类职业;国家可以保护以昆虫为食的鸟类,确保它们不被猎杀;也可以保护家畜,确保它们不会被虐待。但是,有一类存在属于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是国家所不能触碰的——那就是通过灵魂和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存在,那就是我们的孩子。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时,相关舆论显然开始倾向于支持保护性立法。不过丈夫对他的妻子及其劳动和收入的权力限制,还需要多花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改变。

同时,大家普遍同意的观点是,教育可以帮助个人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19世纪美国初等教育的成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来自旧大陆的移民年轻而有抱负,我们不能低估他们带来的影响,但直到1900年前后,英国以及后来的法国和德国才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生产力水平。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性破坏,直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德国才得以赶超英国。到20世纪80年代,法德两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美国纵有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这样的大企业,仍落于法德之后。

教育是这些发展的关键因素。到1945年前后,美国已初步实现中等教育的普及,随后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由于美国对于优质大学进行私有化管理,因此这些大学的门槛很高,导致日本的全民教育水平很快超越了美国。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倡导适度多样性(英国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以至于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捐赠资金充足的私立教育和捐赠资金较少的公立高等教育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由于日本的教育体系普及全民,重点放在培养通识技能,所以日本能够孕育出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管理模式。日本企业能够信任而且愿意信任他们的车间工人,让他们来发现并立即解决生产车间存在的问题。据加拿大经济学家威廉·拉扎尼克(William Lazonick)的说法,美国管理者倾向于将车间熟练工人的判断视为一种威胁,而他们的日本同行却很乐意相信他们。出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极少的移民人数,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解释日本的“工薪阶层”现象:正式工人终身就业,全身心投入在出口行业取得成功的公司。日本的劳动法适配于这一模式。但是,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点:正如英国只有成年男性在纺织厂获得成功,而将女性和儿童排除在外,日本的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充当“次要劳动力”。

几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对商业行为进行监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在这几个世纪里,个体劳动者发生的变化要小得多。一些国家逐渐消除了行会垄断现象,另一些国家则突然废除了行会垄断。所以,个体在市场上平等地订立合同、自由竞争等愿景似乎已经实现。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想想那些在分配时经常被忽略的小农吧。特别是在土地租赁、营业场所租赁和防止高利贷方面,仍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我们在此不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再次集中讨论变化最大的一类群体:雇佣劳动者。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可以将雇佣劳动者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800年前后,组织秩序的崩塌有利于最纯粹的市场运作,从而提高劳动合同的地位;其次,在19世纪,劳动者试图将这种劳动合同的运作方式变得更加公平,以获得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并最终获得罢工的权利(见第404页);最后,国家开始与雇主与雇员合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积极,特别是在20世纪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包括20世纪末以来的局部倒退。

市场取代社团主义

法国大革命宣布每个成年男性公民都是自由而平等的,试图将个人从庄园和团体所施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阿拉德法令》(d’Allarde)在1791年3月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工作的能力是人类的首要权利之一。毫无疑问,这项权利是人类的一项财产……是首要的也是最神圣的财产,它不能被任何裁决所剥夺。”然而,印刷商、木匠和蹄铁匠紧接着开始利用他们新的政治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共同抵制减薪。勒·霞不列哀(Le Chapelier)(支持《阿拉德法令》的下院议员)承认需要更高工资来保证真正的自由,同时,他还激进地主张严禁设立任何联盟,包括工人和雇主组成的联盟:“由工人组成的联盟目的在于提高工作工资,而那些由企业家组成的联盟则希望降低(上述工资)。”他对自己自相矛盾的观点作了如下解释:

虽然所有公民都应享有集会的权利,但是,从事某种职业的公民为了他们所谓的共同利益而聚集在一起,这种行为不应被允许。国家不是一个公司,只剩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任何人都不能作为调解人或利用集体精神来疏远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重新设立劳动者个人对劳动时间的自由约定原则;每个劳动者有责任履行与雇主之间的协议。

1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虽然并非基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却也试图将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简化成合同规定的纯粹合作关系,即两个人在有限时间内相互提供服务和报酬。用1875年英国法官乔治·杰赛尔爵士(Sir George Jessel)的话来说,具体就是:“成年并具备完全理解能力的人……自由且自愿地签订……合同。”

三十年后,纽约州立法规定了面包师的最长工作时间,围绕这一立法是否超出了宪法赋予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佩卡姆(Peckham)进行了裁决,以类似的方式阐述了同样的原则。他认为,国家干预必须严格限制在“公众的安全、健康、道德和一般福祉”之内。

面包是否干净卫生,并不取决于面包师是否每天仅工作10个小时,或每周仅工作60个小时。……根据我们的判断,面包师在面包店工作的小时数,与他所制作面包的安全性和质量之间,事实上基本不存在联系。……无可辩驳的是,面包师这一阶层在智力上和能力上与从事其他行业或体力劳动的人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没有国家的保护,对他们的独立判断和行动进行干预,他们就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无法照顾好自己。国家绝不是他们的监护人。

争取公平的市场环境

实际上,工薪阶层和雇主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平等的,尤其是出于一些严格的形式原因——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是如此。在英国,直到1867年,工人(而不是雇主!)仍然会因违反合同而面临刑事处罚,这严重阻碍了工会集体行动的发展,比如1844年英国北部煤场爆发的大罢工。

拉德克里夫煤矿(Radcliffe Colliery,位于诺森伯兰郡)的代理商哄骗32名康沃尔郡的矿工取代老矿工,以4先令的日薪雇佣他们一年。……4周之后,支付给他们的钱仅为每桶煤4便士,结果除4人外,其他人都潜逃了。……为了逮捕逃跑的康沃尔人,警方提供了50英镑的悬赏。纽卡斯尔警方抓获了其中4人,安排一队警力将他们一起带到了安布尔。

这些可怜的家伙从星期一晚上开始一直被关在一起,直到……星期二晚上,他们试图逃跑(并获得了成功)。……其他潜逃的人被北希尔兹警察部队逮捕,后者派遣了一艘配备警察部队和特警的蒸汽船把他们送去阿尔恩茅斯,最后抵达阿尼克,让他们在地方法官面前认罪。

尽管有此类阻碍的存在,英国工业中心的纺织工会还是设法和雇主达成了特殊协议,就好像各种法律不存在似的。

与英国形成对比的是,《法国民法典》(CodeCivil)的第1781条并没有设立任何有关违反合同的刑事处罚,但是与此同时,雇主的话应被视为真相,且工人不能在任何法庭听证会上传唤证人。另外,法国工人(效仿许多欧洲大陆的工人)也比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工人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在英国,收入不高的债务人会遭到严厉的指控,被关进专门的债务人监狱,或被流放到北美或者后来的澳大利亚(见第321页);相比之下,法国和许多大陆国家将债务视为商业问题,而不是刑事犯罪。

工人手册(livret ouvrier,简写为livret)是一种强制性的个人工作证件,在1749年的旧制度下推出,上面列出了历任雇主的资料,后又于1803年重新启用,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相关法令于1890年被废除)。一方面,市长们开始负责工人手册的运送和登记,没有工人手册的工人将被视为流浪者,从而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另一方面,“旧的普通法允许雇主通过施加经济压力来留住负债的工人(现在是以工人手册的形式进行),允许债务在雇主之间流转。……也就是说,新雇主要从劳动者未来的工资中扣除部分金额来偿还前雇主,最高可达1/8”。这一制度运行情况相当良好,劳资调解委员会(conseils de prud’hommes,即劳资法庭)的成功调解就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仲裁和调解取得了成功,但纯粹的市场体系则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不考虑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违约施加的有失公平的刑事制裁,也不影响上述结论。根据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编撰的德语词典,当强制贸易(Gewerbefrechheit)开始之时,自由贸易(Gewerbefreiheit)便已结束。这种自由贸易的敏感性在19世纪中叶有所增加,当时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仲裁和调解的作用,英国尤其如此——参见手工业者和工人在英国宪章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1848年法国和德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人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于工人组建联盟的权利,以便通过不断尝试集体行动(包括罢工)来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多国家的工人逐渐获得了参加工会的合法权利。过去,从法律层面上讲,这只有在少数国家能够实现,比如英国(虽然在行动上有着很严格的限制)。1799—1800年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宣传了调解和仲裁,并将劳工行动定为犯罪,但工人们仍可以和平地结社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1825年,这些关于组织的规定被废除。但直到1867年,工人仍然会因违反合同而面临刑事处罚,这严重阻碍了工会的集体行动。法国允许手工业行会的存在,并在19世纪60年代默许大量工会的存在,但是直到1884年才将工会合法化。许多欧洲国家纷纷效仿这些原则。19世纪,人们几乎花了整个世纪的时间来确保在各地建立工会的合法权利,允许工会采取集体行动,并废除了源自英国或法国的,那些令人不满的立法。

英国、法国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一致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例如在美国,宪法规定的建立组织权,与佩卡姆法官一派持续不断地作出的、有敌意的法院裁决之间,就存在着紧张对立的关系;那可谓历史上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三修正案,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颁布了联邦《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也称为《瓦格纳法案》),但即便如此,也没能使上述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不出所料,欧洲人在殖民地实施这一权利法案的时间要比在本土晚得多。而在许多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工会仍被禁止或被政府完全接管,以确保权力的完全掌控。

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越发关注

19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在再规约和再组织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成为独立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事实上,长期以来,国家一直扮演着雇主的角色,特别是对于士兵、水手和公务员而言;随着企业的国有化,尤其是共产主义国家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这一角色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福利国家,税收急剧增加,部分税收用于支持大批公务员来完成新赋予的任务。公务员这些新角色本质上是为了对抗劳动力市场上的假定平等,也可能蕴含着各种复杂交织的政治因素:从防御性保守主义(比如德国的俾斯麦以及教皇倡议),到社会民主共识,再到工人权利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尝试。

就形式和领域而言,我们发现国家通过延续和扩展曾经的仲裁和调解方式来进行干预,比如,美国和英国是当事方自愿接受仲裁,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强制进行仲裁。另外,国家也会考虑保护那些没有能力捍卫自己利益的人,先是妇女儿童,然后是所有的工人,这体现在大量的工厂法案,和与之相伴的国家视察团。在这一领域,我们已经可以将其称为一场国际运动。人们不断尝试和模仿最成功的案例(当然是根据政治信仰来定义何谓成功),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工厂法》(Factory Act,1911)和中国的《工会条例》(Labour Union Law,1924)。这里有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即这类法案将哪些工人包括在内,又将哪些工人排除在外。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按照规定属于非正规部门,根本不受国家保护。

此外,20世纪,国家取代了传统的地方当局,直接提高民生福祉,特别是提高雇佣劳动者的福祉。国家渐渐开始通过劳动立法来管理劳动者,这比通过差别化税收和贫困救济而实施的收入政策还要影响深远。

福利国家尝试过的解决办法有哪些?社会主义被西方国家看作极其危险的东西,为了寻找社会主义的替代品,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试图对工厂的安全和工作时间进行某种形式上的监管。国家对保险的干预同样重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发生冲突时,特殊法院有时候也会提供调解。下一阶段是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仲裁、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最后制定失业条例,以及救济穷人。

下文中,我将重点介绍一些重要的工人保险形式,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针对工伤、疾病和失业的保险。工人保险有两类,分别是在英国和德国发展起来的,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传播。

针对工伤、疾病和失业的保险计划:两种模式

英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对策是加强“自助”,特别是以互助保险形式开展的自助,大多数由友好协会组织、独立于雇主而设立,为因疾病和事故而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做准备。国家试图要求这些协会进行注册,以此提高它们的服务质量。相比之下,普鲁士各州以及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也依赖自助,但将其转变为强制性的、付费的,并由国家控制的保险。德国人这样做的理由是,虽然德国也实施了自由贸易(打破行会垄断,从而允许自由移民进入城镇,当然实施时间比英国晚得多),但是他们觉得有必要接管移民的部分社会保障条款。首先,更宽泛地说,1842年新颁布的普鲁士穷人法适用于所有定期受雇的普鲁士居民,包括仆人、雇工和手工业者。其次,更具体地说,1845年普鲁士的《工商管理条例》(Gewerbeordnung)授权地方当局,再次强加要求于当地特定行业技工基金。另外,1845—1865年,普鲁士垄断了采矿业,并从16世纪开始一直强制性保持矿工的会员资格,由矿主和工人共同出资成立伤残保险。这样的立法为国家进一步推行强制性保险开创了先例。英国和德国在工伤保险和疾病保险方面的做法对比起来非常有趣,但是我们姑且将这些对比放到一边,先来集中讨论失业保险。

失业救济和就业中介

在行会和互助会的各项规定中,失业保险是最古老,但也最困难的一个方面(至少就有限的一段历史时期来说是如此)。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倘若成员来自同一行业,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可能同时受到失业威胁。在更复杂的组织中也是这样,贸易的周期低迷将使任何体制都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中。因此,即使这些规定存在,也会受到很多限制。通常情况下,此类规定在设立一段时间后才能生效,而且只是短期内有效。还有一种选择是救济穷人,但主要是让暂时失业(因此不失“体面”)的人员参与有用的工作,特别是公共工程。用英国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1886年的话来说:“通过提供合理的低薪工作,我们就可以严格控制流浪汉和贫民。”但在一些地方,将公共工程作为解决方案遇到了许多阻碍。

在比较19世纪晚期德国和英国的国家社会政策时,我们再一次发现了重要差异。在德国,只有少数城镇存在失业保险,而在英国,1911年颁布的《国家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中就包含了强制性的失业保险。问题再次出现:为什么两个成功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1911年英国的解决方案强制要求,正规就业者应为失业率高的行业(主要是建筑业)支付每周补助(其中工人分摊38%,雇主分摊38%,政府分摊24%)。该补助在失业后一周开始发放,每年最多发放15周,罢工造成的失业除外。另外,国家会补贴工会的自发失业保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大规模就业使得这一政策在1921年扩大到所有部门,并将固定费率的福利转变为包括家属津贴在内的福利。

像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德国盛行所谓的根特体制——也就是说,国家只会向当地工会提供地方补贴。接受此类补贴的工会必须严格将它们的失业基金和一般基金(一般基金可用于补贴成员在罢工期间的损失)分离开来。德国的本土劳动力交易传统要比英国古老得多,1869—1900年,劳动力交易所不受政府管控,但为了提高透明度,必须持许可证运行。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会将失业救济金纳入一揽子计划,它们也试图占据部分就业中介市场。1903年,非营利性中介占此类中介的30%。当然,私人雇主掌控下的就业中介会为雇主提供许多方便,将劳工激进分子和其他重点工人列入黑名单。

1904—1905年,德国共有216个公共的劳动力交易所,而英国只有21个。劳动力交易所在德国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工会采用失业保险,从1911年起按照根特体制进行补贴。补贴由地方政府执行,部分资金来自慈善捐款,但是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公共手段,使得福利在规定的最长天数内提高了50%。劳动力交易所由雇主和工人代表平等管理,让工人能够判断失业情况是否真正出于自愿。事实上,管理层的组成对那些熟练的劳动者更为有利,原因是他们的工会在运营失业保险基金方面更加成功。同样,这有助于他们将特定分支的工人团结在一起。政治层面上,德国城镇对根特体制的接受标志着德国福利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说明政府已接受工会作为“监管社会问题的合法参与者”。

然而,由于预先考虑了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工会支持者的力量,使得地方政府相信补贴工人的失业基金是一个好主意,所以这些劳动力交易所只涉及少数德国城镇和城市劳动力。根特体制在比利时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在德国大多数城镇,大部分政治家并不赞同工人组织。所以英国的方案更为成功,由于“有组织的劳动工人有效地融入了英国政治体系”。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劳动力加入工会的比例远远小于英国。

福利国家的兴起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所有措施和立法,往好了说,只能视作改善甚至是优化市场运作的手段;往坏了说,则只是那些本质上并不公正的制度的权宜之计。那些赞成后一种解释的人试图通过摆脱(大企业的)雇主来消除市场或者消除大部分市场。然而,在共产主义国家——生老病死以及其他人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保险仍然是最优解,虽然不是工人自愿或被迫支付的,而是由一般税收提供资金来源。

早在福利国家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其他国家就以实际行动为其迫切需要作好了准备,它们直接雇佣的带薪工人越来越多。在施行征兵制之前,许多国家仍在训练职业军队,以获得必要的管理技能。执行征兵制也需要大量的官僚和管理技能。19、20世纪,民族国家(包括殖民地)的管理人员的工作不断增加,这也再一次证实了上述说法。

上述社会立法并不仅仅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也是个人投票产生的结果。随着选举权和投票权不断普及,国家被迫不断地、密切地介入公民(不再是臣民)的工作情况,此外还很重视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可观的收入。各国都向自己的公民承诺会成为最好的福利国家。这一承诺在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尤其重要:为了回报公民为国家作出的巨大牺牲,国家将相应地确保公民的命运最终会得到改善——这样一来,所有的苦难才是值得的。

大多数工薪阶层选民的共同期望,以及民选官员对他们作出的种种承诺构成了主宰20世纪的紧张政治局势,迫使人数较少的雇主扮演起了游说者的角色,这也是他们天然会去积极扮演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强大的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Industrialists,以钢铁集团为基础)就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浪潮。在1911年关于白领独立保险的法律颁布之后,该协会的主要成员亚历山大·蒂尔(Alexander Tille)评论道:

这是一项立法措施,既不是基于贫困,也不是出于维护国家实力的考虑。它只是所谓社会政策的一个方面,即对选民的愿望进行考虑,并表达出对他们的关心。每当某一特定群体希望生活得更舒适时,政府就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来满足他们,这在德国一旦成为惯例,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他的预言会比他想象的或担忧的时间实现得更早,但正如历史一次次证明的那样,对于他的组织和其他雇主组织在议会民主中表现出来的韧性,他的态度过于悲观了。

大多数国家从未宣称自己是福利国家,但是也没有否认过。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承诺建立理想国度的政党,虽然没有使用这一精确的术语。俄国革命及其模仿者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还有社团主义政权,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政权认为议会民主是多余的,它们更重视为所有人实现更高的幸福和福祉。

不过,议会民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19世纪新兴的民族主义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劳动,并希望将其用于国家建设。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其执行情况。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911年出现了一本为年轻女纺织工人编写的简单教科书《工厂女孩读本》(FactoryGirls’Reader),其中有一篇关于“为国家而工作”的文章,很是关键。

各位,你们对国家最大的忠诚就是每天从早到晚尽其所能地工作,如果不工作,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日本就会变得越来越穷。为了国家努力工作吧,让日本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无论年龄多大,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想成为父母的负担,让父母不得不一直劳动。……为了家庭,为了国家,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增强了人们选择议会民主的意愿,以保证收入和其他福利——议会民主在那时才完全成熟,并非巧合。议会民主不再是一种补救办法,或在极端情况下防止社会动乱的措施,而是所有致力于拯救国家的人都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权利(事实上,这里是指所有劳动者,特别是雇佣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权利)。哪怕只是为了预防大规模失业这一最大的威胁,国家也应该对受薪工人付出关怀——短期来看,大规模失业会诱发示威活动,以及最坏情况下对商店的抢劫;长远来看,则是选举中的粗暴手段,以及执政党的更迭。

正如我们所见,战争前夕,核心工业国家已经通过立法。不同国家无论在执行层面有着多大的差异,总的趋势仍是在地方以及全国范围内统一福利政策管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与极端贫困作斗争,还是为了越来越多地设立强制性保险,特别是依靠工资的工人的保险(后来成为积极的劳动政策)。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发现失业现象。这在现在听起来可能会很奇怪,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人们才开始使用“失业”一词。1891年法国人口普查并没有规定要将某人登记为失业者,直到1896年的人口普查才首次这样登记。到现在,法国政府已经明确地区分了自愿失业者(65岁及以上的人精力不再充沛,因此不属于失业者)和真正失业者。

统计学家认为失业是一种结构性现象,这种认识起源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那个时候人们发现了贸易周期的规律性。这一发现体现在1909年的《英国皇家委员会关于〈伊丽莎白贫民法〉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 of British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oor Laws)中。传统意义上,这类报告的关注点在于临时性失业,但上述报告则提议放弃备受憎恨的地方救济计划。最重要的是,上述报告提出了替代方案:取代传统的救济计划,对中央政府部门承包的工作进行反周期调整。对从事此类工程的劳动者,应当给予正常工资标准的奖励。报告还提出在经济萧条时期向游资借款,为这些工程提供资金,并在繁荣时期偿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漫长的19世纪,也结束了无休止的、有关穷人和失业者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告,开启了一个更加活跃的新时期。战争期间产生这一重大变化的两个原因显而易见:第一,国家对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国民经济进行的大规模干预(也付出了各种代价,其中之一是牺牲了雇主的积极性);第二,为了抚慰战争的创伤,并应对广泛存在的革命威胁,而必须认真对待工人群体对社会保障的要求。

当各国政府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只是几场战役,无法轻易结束时,便只好日益竭尽所能,动员国内的一切资源,其中也包括劳动力市场。大部分劳动力被迫投入军队服役,并就此一去不回。大约160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或失踪,另外有2000万人受伤。为了满足更高的生产目标,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女性(见第337—378页)被吸引甚至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军工行业。

停战后的革命时期,政府开始宣布其公民享有从事有偿工作的权利,这与1848年法国革命者的旧主张相呼应。作为德国的第一部民主宪法,1919年8月的《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在第163条中规定:“每个德国人都应得到机会,通过有偿劳动来养活自己;而当合适的岗位无法被提供时,此人之基本需求则应得到满足。”不过,争取自身权利的工人不仅局限于战败国。1919年3月,因为担心失业(尤其是退伍军人的失业)带来的后果,英国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内阁拒绝恢复金本位制(于1914年被废除)。在英国历史上,失业问题第一次在政治上凌驾于英国银行和财政部的意见之上。正如我们所见,许多国家会同时推出强制性的国家失业保险和国家组织的劳动力交易。1911年尝试将两者合并后,英国在1921年引入了与劳动力交易相关的,几乎已经普及的强制性失业计划,从而成为首个引入该计划的国家。瑞典等其他国家建立了双重制度,由政府处理失业保险,雇主和工会则合作进行劳工调解。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再一次加剧了关于如何引导劳动力市场的争论。德国坚持政治至上,英国则强调重视市场的作用。1909年的《少数派报告》和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新书《失业:工业问题》(Unemployment:AProblemofIndustry,1930)提供了今天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贝弗里奇也和凯恩斯进行了交流,指出失业只不过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经济问题。这些思想发展的结果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派政府再次放弃了黄金,实施了汇率政策。这些政策除了有利于保护主义外,还有利于提高竞争力,从而增加就业机会。这一政策还促进了劳动力交易和“国家公共事业”的反周期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为那些从事周期性贸易的人提供了国家层面的保险——可以缓解失业状况,不过无法完全解决失业问题。

大多数中欧、东欧和南欧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更倾向于政治优先于经济。德国给出的答案是国家完全垄断劳动力市场监督:在希特勒上台的前几年,德国不再将普及劳动权利当成出发点,而是把普及工作义务当作出发点。事实上,鉴于新形势,强有力的市场政治甚至是独裁措施已被广泛接受。在193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哈罗德·巴特勒(Harold Butler)认为,毫无疑问,意大利、美国、苏联和德国一同走在经济建设的最前沿。他赞扬了意大利“在建立组织制度方面取得的进步,该制度摆脱了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理论”。当时,意大利工业领域的失业率比1929年高出2.5倍,所以巴特勒的论述格外引人注目。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大多数政策并不是与时俱进的。然而,他们在国际上得到了半官方的认可,这表明大萧条对全球劳工政策的意识形态影响有多深。

对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英国等其他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迅速扩张和加强,甚至更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新实施了一项财政政策,不仅旨在为战争提供资金,还试图通过降低个人预算来对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巨大问题)。这种革命性的凯恩斯主义国家预算和国民账户一体化将在战后几十年持续下去。自1942年起,劳动和国民服务部(Ministry of Labour and National Service)组织了全面的人力规划。财政部失去了其核心作用,这表现在政府官僚机构中经济学家数量的激增,以及人们对理性智力的日益信任(将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上。这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像贝弗里奇和凯恩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变得比保守党和工党更加重要。他们希望在不损害个人财产的前提下改革现有的经济体系。

1944年的《就业政策白皮书》(White Paper on Employment Policy)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一般失业区分开来,并呼吁“高质量且稳定”的就业。同年,贝弗里奇出版了名为《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inaFreeSociety)的作品。他主张,即使私人投资将继续下去,但是政府的规划需在公共部门规划中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政论,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活动。由于两大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加剧,西欧各国政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确信,必须通过社会和经济的根本性改革来回应工人们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冷战在20世纪50年代初露势头,经济增长速度超乎预料,福利国家成为西欧的常态——达到了人们见惯不惊的程度。学术见解和政治意愿相结合,似乎得出了“创造”理想社会的最佳方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带来了普遍的乐观情绪,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在他的《凯恩斯及凯恩斯之后》(KeynesandAfter)一书中对这种情绪有所描述。这本广为流传的企鹅袖珍读本首次出版于1969年,后被多次重印并翻译为多种语言。斯图尔特这名威尔逊工党政府的高级顾问高兴地宣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失业自此结束,再未出现。尽管在1945年流传着一些可怕的预测,但英国现在已经享受充分就业三十余年。产生这种巨大转变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一书。

这一时期的特点还包括对于国际协定的重视。欧洲各国政府认为国际协定对于福利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有观点称只有这种协定才能防止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卷入危机,造成不可预见的后果。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尤其重视此类协定,特别是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为媒介所达成的协定。但是大部分协定因为美国的反对而作废。最后,在国际贸易组织(ITO)胎死腹中,布雷顿森林协定昙花一现之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唯一遗留下来的此类协定。这与20世纪4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理想相去甚远。

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后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福利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在继续讲述福利国家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将目光暂时转向苏联的福利制度,以及它与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之间存在的竞争。正如我们之前简要介绍过的一样,这种竞争同时存在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苏联是第一个采取彻底措施以确保其劳动人口获得公正收入的国家。通过削减雇主的利润,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苏联试图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工人的天堂。但是现实情况却有所不同。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苏联仍然是农业社会国家,且大多数时间处于恶劣气候之下。当然,加拿大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但不同的是,1914—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苏联领导层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号召群众耐心等待——在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天堂(即共产主义式的福利国家)之前,“社会主义”的过渡期是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过渡期,薪资差异仍然是克服低生产力和低工业化等经济问题所必需的劳动激励措施。这涉及马克思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oftheGothaProgramme)中所写的内容。他认为,在这一阶段商品仍然稀缺,人们需要额外的激励来为最终目标奋斗。这个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而且最终还要实现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转变。列宁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版(1890—1891)的页边空白处写下了一句宣言:“不劳动者不得食。”斯大林完全持相同意见,直截了当地将工会的平等主义称为“小资产阶级”(这种平等主义可以追溯到革命之前,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清洗”运动发起前仍十分强大)。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开始宣称,“过度平等”将会威胁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目标的共产主义建设。

正如1918—1977年颁布的几部宪法所宣称的那样,共产主义理想和福利权利之间的限制,以及该国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革命性地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的事实,决定了苏联作为福利国家的独特性。为了满足人民需求,苏联对免费服务进行了区分,特别是在7岁至17—18岁这一年龄段的教育(加上部分幼儿园、大学的学费减免及补贴)。此外,还区分了医疗保健以及其余商品和服务的补贴价格。

为了让人们能够买得起食物、付得起房租等,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原则上需处理所有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将资金流入特定群体,包括养老金、救济金(但1930年后取消了失业津贴)、生育津贴、儿童津贴等,当然还有现金工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表达了将更多的商品从按能力支付转为“按需分配”的希望。1961年苏共通过的新纲领,也就是赫鲁晓夫对福利国家的设想,宣称共产主义将在食物、住房、城市交通和工厂食堂等领域得到实施,但实际未能实现。

当时的改革认为农民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他们现在是集体农场的成员。至于其余人(主要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国家雇员),只有工伤事故和1941年以来的战争受害者才需要残疾抚恤金。其他需要帮助的人都是懒惰的人,他们游手好闲,不愿去工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制度是无法维持下去的。1965年的2.3亿总人口中,至少有5000万国家雇员和雇员家属,再加上3000万集体农庄成员,其生活水准都处于贫困线以下。

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实际人均收入可能在1965—1990年翻了一番,但是苏联作为福利国家仍遭遇了巨大失败。幸好苏联人民富有创造力,情况还不算特别糟糕。人们以所谓极具创造性的方式,将家里的祖母视为不可或缺的中心,利用规则来改善家庭层面的生活状况。这是蓬勃发展的巴布什卡(babushka,即俄语“祖母”)式家庭福利,作为对不完善的国家福利的补偿。因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政策实施失败后,人们普遍怀疑国家是在强撑门面。所以,除了各种限制外,包括在中央市场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在内的改革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革命推动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观之间的竞争。双方不仅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推翻对方,而且它们在物质上的成功也发挥了作用,从福利制度中就可以看出来。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指引下,全世界的共产党开始宣传“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优点。在1936年新宪法颁布时,斯大林曾向世界宣告:“苏联的工人阶级是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竞争在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尤为明显。在那里,殖民者的福利主张直到最近才有所体现,总体上还不算太成功。因此,即使是当时对开明殖民主义持最乐观态度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无能,而苏联此时拥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共产主义者完全可以引以为傲。

战后共产主义向东延伸到了中国,向西延伸到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地都扬起了共产主义的风帆,包括世界上仍存在顽固殖民者的地区。不同福利政策的宣传在冷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战前一样,共产主义者承诺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尽管负增长人口表明这些承诺的实施效果并非很好)以及工作权利,还很早就缩小了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比起安哥拉、莫桑比克或者越南,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是海外最好的例子。

西方的福利国家观念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西方对紧缩措施的悲观情绪使其经常遗忘这一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很多军事独裁和其他独裁政权消亡,同时民众运动改善了工资状况,生存安全更有保障。我们从阿根廷和巴西的例子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一时期的韩国也是如此。韩国四十年的威权统治随着民众运动而迎来尾声,1996—1997年的大罢工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民主和再分配的双重需求下,社会福利工作者及其工会和改革派精英共同合作,不断努力。

随后迅速掀起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造成了反弹,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银行业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很多成就依然得以幸存。韩国从1997年开始实行的全民社会保险计划已被蚕食殆尽,特别是在养老金领域;但值得骄傲的是,韩国国家医疗保健计划保留了下来。21世纪初,巴西和阿根廷的福利收益受到的影响最大。

陷入困境的福利国家

最先开始实施福利制度的国家,受到的危害也最为严重。1985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发表了《就业:国家面临的挑战》(Employment:The Challenge for the Nation)白皮书,其核心信息是:政府的任务只是为私营企业创造出蓬勃发展的环境。它与1944年白皮书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府拒绝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其唯一任务就是“为国家的努力制定框架”。这一版的白皮书认为政府不应像1944年时那样,把重点放在需求方面,而应通过培训青年人、宣传更好的管理制度和工资调整机制,以及实施更广泛、更宽松的管制方案,将注意力集中在劳动力供应方面。

从1944年版白皮书到1985年版白皮书,其国际视野方面的变化是惊人的。1985年,人们不再讨论国际合作,只谈论国家政策:“国外发生的事情完全被视为外部因素,不受政府控制。”可以说这反映了英国在过去四十年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下降,但同时也映射出一个事实:“人们认为英国成功行动的范围大大缩减,几乎到了快要消失的程度。”

北大西洋地区所有国家都明显具有放松管制,以及不再自诩为福利国家的趋势。尽管如此,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早在里根时代之前很久,美国拥有特权的白人男性工作者和其他工薪阶层之间的区别就已经很显著。1960年,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以其独特而又充满挑衅的方式,将“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美国贫穷劳动者(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以及移民农场劳工)与工厂工人进行了对比。

数量庞大的保守者、怪人、罪犯、天才、严肃者、男人和女人、食利者、自由职业者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以各种方式在组织里徘徊——经营专卖店、尝试教学或提供其他专业服务、抢劫银行、从事景观园艺等——但他们会发现很难适应,因为他们不懂得获得核准的技巧——自我推销、搞到基金会赠款、寻求官方工会的保护、合法挪用公款、对真相闭口不言、不分场合地露出哭泣和微笑表情,等等各种技巧。

与西欧相比,美国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美国联邦最低工资的下调就能证实这一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收入差距仍是世界最大;不过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上述差距减小了30%。

欧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莱茵经济模式”(Rhine Economic Model),反对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两种思路的对抗:是社会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是妥协以达成合作共识,还是竞争和对抗?是追求长期稳定性,还是追求活力与变化,注重短期结果?归根结底,是将政府视为一个难于相处却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政府和经济主体相辅相成,还是要求政府保持低调,与经济保持一定距离?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之后的德国尽管遭遇了各种巨大困难,却坚持采用“莱茵经济模式”。而在欧洲之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以过于悲观的口吻谈论福利国家的消亡;韩国就是高福利的例子。中国,甚至还有最近一段时间的印度,同样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大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显然欧洲的福利国家已经失去了部分可以吹嘘的资本。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最后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他还指出国民收入中用于劳动方面的比例也有所下降。需要明确的是,这主要是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是底层收入的不景气,特别是对于过去四十年的薪酬水平来说。虽然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随处可见,但皮凯蒂坚信,至少有一半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这些年里几乎没有增长,尤其是在美国——尽管欧洲大陆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不出所料地)迅速提高。这种不平等现象加剧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现象:北大西洋地区社会流动性的停滞。在20世纪上半叶,这些地区的工人们早已习惯了一代又一代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但很明显,这种流动性放缓了。对于很多地区,比如美国的“铁锈带”来说,最近几十年这种流动性已经完全消失。长远来看,许多工人和小独立生产者都对改善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水平失去了希望。

我们已多次指出,在1980年之后,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民主国家,这种政策也充分获得了选民的支持,特别是因为雇佣工人背弃了各种社会民主党派(英国的工党、美国的民主党等)。根据皮凯蒂的说法,由于工人阶级不再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派投票,直接造成了“教育分裂局面的逆转”,又恰逢战后几十年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和社会流动性增强:“教育条件较差的群体开始相信,左翼政党现在更偏向于受过教育的新优势阶级及其子女,而不是背景平平的人。”比如在法国,“设法成功进入大学(特别是获得更高级的大学学位)的(工人阶级的)后代们,恰好就是那些继续投票给左翼政党的人,其投票频率与1956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相同”。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法国。

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这一现象已经加剧,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与此同时,世界不同地区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正在缩小,这首先应归功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其次还有印度最近的发展——虽然二者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

我们已经见证了1500—1800年雇佣劳动的发展,这种劳动形式是农民的主要额外收入来源,这些农民生活在为数不多,且通常规模仍然较小的城镇之外。1800年之后,雇佣劳动逐渐成为唯一的收入来源——目前对于全球大多数人口来说均是如此。雇佣劳动的出现在多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看待工作的方式,以及我们作为劳动者,在个人、集体和政治框架内尝试捍卫自身利益的方式。

最初,雇佣劳动导向了男性养家糊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直到最近才有所减弱,以便将所有工作者囊括在内。除了种族隔离和由内至外的思维,我们还看到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横向合作、工作自豪感、公平劳动关系等规范,比如作为主流的蒂尔的观点,还有更为极端的,拉法格和马列维奇的立场。也请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本章中谈到的所有集体行动的例子。最后,请再回顾一下作为劳工组织和联合国之基石的原则,无论这些原则执行起来有多么困难。

工业化、效率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使得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倾斜。在更早之前的时代,除了睡觉时间,人们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花在工作上;而在20世纪,休闲和教育取代了工作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这一运动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停止;但是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这一运动方兴未艾。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析,在“全球北方”我们可以发现夫妻共同工作的时间再次增加;然而,他们的实际时薪似乎已经停止增长几十年之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福利平等分配的经济增长已经结束。

为了维持开销,每个家庭(主要是在北大西洋地区及其分支地区)都将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但随之也付出了代价——毫无疑问,我们对环境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付出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代价(这一主题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姑且不谈)。稍显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将自己的工资花出去。借用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说法:尽管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过去,但工作的有用性(the availability of jobs)并没有降低。

雇佣劳动者捍卫自己利益的方式与个体劳动者不同,后者直到今天仍然主要依靠家庭的力量。除了个人策略外(其中地域和社会流动性特别重要),雇佣劳动者还进一步发展出所谓的集体抗争形式,首先便是工联主义;从历史上来看,可能还有更多类型的集体行动和组织。个人策略和集体策略之间的平衡仍处于变化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联主义一度取得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成功度更高。然而到了今天,这种类型的组织却显然陷入了困境。

传统集体行动的成功使得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福利国家,其共同点在于国家作为劳动仲裁者和福利提供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成为民主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福利国家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持续了多长时间,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以上问题,以及从长期角度对工作性质的总体反思,将是作为本书结尾的“展望”一章的主题。

[1065]Lancy 2015;Van der Vleuten 2016;Heywood 2018.

[1066]Adam Smith 1812,535.Cf.the comment by the editor J.R.McCulloch on 803-4(notes 218-19)and Schumpeter 1972,629-31.More generally,see Lis & Soly 2012.

[1067]2022年11月15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达到80亿。

[1068]Van Zanden et al.2014.

[1069]Cited in Lancy 2015,269.我对文本作了略微简化,但不影响本质。

[1070]Cunningham 1995;Cunningham and Viazzo 1996;Cunningham 2000;Rahikainen 2004;Goose and Honeyman 2012;Heywood 2018.

[1071]Van der Vleuten 2016;B.van Leeuwen & Van Leeuwen-Li 2014.

[1072]Lancy 2015,282,384-93.

[1073]Huynh,D’Costa & Lee-Koo 2015.

[1074]Goose & Honeyman 2012,18.

[1075]B.van Leeuwen & Van Leeuwen-Li 2014;有关不同类型殖民化的影响,参见:B.Gupta 2018.

[1076]Goose & Honeyman 2012,4-5.

[1077]B.van Leeuwen & Van Leeuwen-Li 2014;Drèze & Sen 2013.

[1078]Pimlott 1976,81,145-6;cf.Bailey 1978;Suzman 2020.

[1079]Cross 1988 and 1989;Hennock 2007;Huberman & Minns 2007.

[1080]Karsten(1990)也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回顾;Heerma van Voss 1994.

[1081]As quoted in the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Lafargue 1969,78.

[1082]Huberman & Minns 2007;cf.Ehmer 2009a;McBee 2019.

[1083]19世纪,南非的祖鲁人(Zulu)担心在黑暗中外出(Atkins 1993,91-2)。

[1084]Piketty 2019,515-16.

[1085]Yamauchi et al.2017;Suzman 2020,ch.14(also for other countries).

[1086]J.Lucassen 2000,8-9.

[1087]Pearson 1994,51-58.近年来由于物流问题,数据有所波动,之前的显著增长似乎没有持续。

[1088]Pearson 1994,37-8.

[1089]Pearson 1994,134-5,149-50.

[1090]如果我们首先假设朝圣者增加和朝圣时间缩短的效果相互抵消,然后假设在1600年前后,朝圣者的平均工作年限为35年,那么这意味着他们(或她们)缺席5个月或125个工作日。这相当于每年平均4个工作日。对于整个穆斯林人口来说,这意味着每年少于1天。

[1091]Antonopoulos & Hirway 2010.

[1092]Zijdeman & Ribeiro da Silva 2014.

[1093]Ehmer 2009a and 2009b;Hennock 2007,chs 10-11 and 191-192:在德国案例中,1889年的法律结合了老年和失能的条款,在失能方面支出的金额远超75岁以上健康养老金领取者的支出。

[1094]Ehmer 2009a,132.

[1095]M.H.D.van Leeuwen 2016,220-1;Hu & Manning 2010.

[1096]Wylie 1884,53-4.

[1097]Lafargue 1969,123,136.在同一本小册子中,他还谴责了流动合作承包,因为这些工人,不论是法国的奥弗涅人(Auvergnian)、英国的苏格兰人、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人、德国的波美拉尼亚人还是亚洲的中国人——认为“工作是有机需求的民族”——是“愚蠢的劳工‘喜欢为了工作本身而工作’”;cf.Arendt 1958,87-90.

[1098]从荷兰语翻译中引述,参见:J.Lucassen 2013,32.

[1099]Tilly & Tilly 1998,114.

[1100]Burnett 1994,quotations on 189 and 295-6;cf.the more abstract S.Li & Sato 2006;Ehlert 2016.

[1101]尽管这一主题在这里是针对大约1850年的工资工人展开的,但它的范围要广得多,最近的例子参见:Brandon,Frykman & Røge 2019.Cf.also Lis,Lucassen & Soly 1994;A.Bhattacharya 2017.

[1102]Hirschman 1970;Huberman & Minns 2007;Jacoby 1985;Lazonick 1990,chs 4-6;Huberman 1996(也涉及地方层面).

[1103]Rose 2012,301;for the following also T.Wright 1867.

[1104]Lourens & Lucassen 2015 and 2017.有关团结的内容,参见:De Waal 2009 and Rosenblatt 2006;有关公平和平等薪酬以及灵长类动物中的竞争,参见:De Waal 2009,185-6,195-7,229ff.

[1105]J.Lucassen 2000,43-55.关于职业生涯,参见:Mitch,Brown & Van Leeuwen 2004;关于中介的作用,参见:Wadauer,Buchner & Mejstrik 2015.

[1106]Scholliers 1996,110-15.

[1107]Tilly & Tilly 1998;Wadauer,Buchner & Mejstrik 2015.

[1108]Truant 1994;Haupt 2002.

[1109]关于印度IT专家在国外的劳动安排,恶名昭著的“劳务输出”:B.Xiang 2007.

[1110]Ramaswami 2007,quotation on 208.

[1111]关于海事领域的例子,参见:Van Rossum 2014.也考虑到在#MeToo辩论框架下女性的(缺乏)代理权。

[1112]L.T.Chang 2009,58-9.Cf.Chow & Xu 2001;S.Li & Sato 2006.

[1113]Tilly & Tilly 1998,216-27.也应考虑到之前讨论的日本的过度工作(p.370)。

[1114]Löbker 2018,70;cf.De Gier 2016.

[1115]Bouwens et al.2018(quotation on 48);cf.Hennock 2007,339-40.关于塔塔公司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政策的不同看法,参见::Laila 1981(更传统)and Mamkoottam 1982(更批判);S.B.Datta 1986;Bahl 1995.

[1116]感谢Chris Teulings博士对以下段落的建议。Cf.Milanovic 2019,25;cf.Suzman 2020,352-9.

[1117]Piketty 2019,421-2,533;Milanovic 2019.

[1118]Jacoby 1985,32,137.

[1119]关于以下内容,参见:Lucassen & Lucassen 2014.另见:J.Lucassen 2000,26-40,65-7;Manning 2013 and 2020.

[1120]Stanziani 2008 and 2009a;Dennison 2011.关于巴西的奴隶解放:Espada Lima 2009.

[1121]当然,这些形式也可以由个人(例如,奴隶的逃跑)以及永久组织使用,特别是罢工,但也包括请愿。Atkins(1993)提供了19世纪南非不同形式的良好组合。Brandon,Frykman和Røge(2019)提供了所有自由和非自由劳工及其间的行动形式的卓越概述。

[1122]Rediker 1987 and cf.the mariners pp.238-40.

[1123]关于暴力和破坏,参见:Van der Linden 2008,174-5,181-2;关于集体退出,参见:175-8.关于以uytgang形式的集体退出,参见:Dekker 1990,387-91;关于慢工或ca’canny,参见:pp.351,384.

[1124]J.Lucassen 2006c,545-51.

[1125]J.Lucassen 2007b,70.

[1126]J.Lucassen 2007b,74.

[1127]Van der Linden 2008,175,197;Biernacki 1995,438-41.

[1128]Van der Linden 2008,175,211,253;Heerma van Voss 2002;cf.M.B.Smith 2012,393-4,397.

[1129]Van der Linden 2008,211-15.

[1130]Van der Linden 2008,215.

[1131]Van der Linden 2008,179-207.

[1132]Quoted in Van der Linden 2008,190.

[1133]Van der Linden 2008,298-312.

[1134]关于德国工会或其部分职能的存续(与英国、意大利北部和法国相比),参见:Biernacki 1995,ch.6.Also Van der Linden 2008,224.

[1135]Van der Linden 2008,84-90;cf.Moya 2017.

[1136]Quoted in Van der Linden 2008,85.

[1137]M.H.D.van Leeuwen 2016;Van der Linden 2008,91-4,109-31.

[1138]Van der Linden 2008,151-69.

[1139]这一表达由Lenger(1991)创造。关于与前工业时期的连续性,参见:Epstein & Prak 2008,Introduction.

[1140]Boch 1989;J.Lucassen 2006b and 2006c;Christensen 2010;Knotter 2018(esp.ch.3);for the Islamic world,see also R.Klein 2000.

[1141]J.Lucassen 2006c,528-33,quotation on 531.

[1142]Huberman 1996;Christensen 2010.这一工艺控制模型阻碍了美国管理替代方案在英国的采用(Lazonick 1990)。

[1143]Van der Linden 2008,220;Knotter 2018.

[1144]Biernacki 1995,ch.9;Huberman 1996;cf.Van der Linden & Rojahn 1990.

[1145]Biernacki 1995,423-5;Van der Linden 2008,226-7;Heerma van Voss,Pasture & De Maeyer 2005;W.Thorpe 1989;Van der Linden & Thorpe 1990.

[1146]Christensen 2010,765.

[1147]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1959年于Bad Godesberg的大会上接受了“有人性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参见:Reinhardt 2014.

[1148]Van der Linden 2008,225,232-3,251;关于学徒的封闭式商店,参见:Biernacki 1995,286-7.

[1149]Van der Linden 2008,227-32,240;cf.Jacoby 1985;Lazonick 1990.第三方,即试图干预谈判过程的所谓敲诈勒索者,也可能向雇主和员工勒索钱财。这种做法也可能腐蚀和损害工会(Witwer 2009;Greenhouse 2019)。

[1150]Shin 2017,632.赔偿:管理层威胁罢工者,称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支付管理层所称的非法罢工造成的损害。关于最近工会的重要作用,参见:C.-S.Lee 2016.

[1151]关于积极和消极影响,参见:Van der Linden 2008,254-7;另见:Deakin & Wilkinson 2005.

[1152]Piketty 2019,chs 11 and 17.

[1153]Sabyasachi Bhattacharya & Lucassen 2005.关于造船业,参见:Fahimuddin Pasha 2017;关于砖瓦制造,参见:J.Lucassen 2006c;关于南亚的工会,参见:Candland 2001.

[1154]Cf.Benner 2002 and 2003.

[1155]Van der Linden 2008,247-57;Greenhouse 2019.

[1156]Perchard 2019,78.

[1157]Cf.August 2019;Tilly & Tilly 1998,ch.9;Penninx & Roosblad 2000;Pizzolato 2004;Marino,Roosblad & Penninx 2017.

[1158]例如,关于美国纺织工业,参见:Blewitt 2010,552,555.在美国南部,工作、劳动力市场和工会是种族隔离的(Van der Linden & Lucassen 1995;Greenhouse 2019)。非裔美国人的活跃会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他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在欧洲的经历,促成了缓慢的变化;关于工会在世界大战期间因女性劳动力参与而感到威胁,另见:Heald 2019.

[1159]Quoted in Van der Linden 2008,245-6.

[1160]Tilly & Tilly 1998,246-50;for the US:Jacoby 1985;Greenhouse 2019.

[1161]Knotter 2018;Greenhouse 2019.

[1162]关于印度,另见:Tharoor 2018,190-1 and Van der Linden 2008,223.

[1163]Tilly & Tilly 1998,249-53;cf.Jacoby 1985;Montgomery 1987 and 1993;Lazonick 1990;Van der Linden & Lucassen 1995;Blewitt 2010;Greenhouse 2019;Jaffe(2021)描述了美国新兴的自下而上的工会化倡议。

[1164]Van der Linden 2008,ch.12;cf.Van Holthoon & Van der Linden 1988;Knotter 2018.

[1165]Van der Linden 2008,264.

[1166]Weill 1987;cf.Van Holthoon & Van der Linden 1988;Van der Linden & Lucassen 1995.

[1167]Van der Linden 2008,263.

[1168]Cross 1988 and 1989;Heerma van Voss 1988.

[1169]Steinmetz 2000;Van der Linden & Price 2000.Cf.Tomka 2004;Frank 2010;Fineman & Fineman 2018.

[1170]Deakin和Wilkinson(2005,xi-xxiii)提供了关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不包括有独立案例法的苏格兰)仍然有效的法规的全面概述,列出了1598年至2004年的249个案例和103部法规,其中1349—1597年21部,1598—2002年82部。其他类似的列表,参见:Fineman & Fineman 2018,392-8.

[1171]Piketty 2014 and 2019.当然,对他的工作数值证明有着激烈的辩论。就我所知,这对我如何引用这一里程碑研究没有影响。此外,Segal(2020)指出,来自顶级收入群体的“劳动权益”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这些群体能够为他们的个人消费购买他人的劳动,尤其是各种家政服务人员——我认为这是对战前年的回归。

[1172]Simitis 2000,189.

[1173]以下内容基于:Piketty 2019,528-47.

[1174]Lazonick 1990,284ff.

[1175]关于英国圈地运动,参见:inter alia Snell 1985.关于地主和他们的租户、高利贷和信贷,参见:Steinmetz 2000,chs 13-20.

[1176]Simitis 2000,186-7;Hennock 2007;cf.Rimlinger 1971;Van der Linden 1996;M.H.D.van Leeuwen 2016.

[1177]Olszak 2000,141-2.

[1178]Simitis 2000,191.

[1179]Simitis 2000,181-2.Cf.Zietlow 2018,67-8.

[1180]Steinfeld 2001,11-12;cf.Steinfeld 2009;Frank 2010.

[1181]Cottereau 2000,208-12.

[1182]Johnson 2000;White 2016.

[1183]Lis & Soly 2012,499,504-6;Delsalle 1993;Steinfeld 2001,243-6;Cottereau 2000,208-12;also Horn 2010.

[1184]Simitis 2000,186.

[1185]Thompson 1968;Pelling 1976;Dobson 1980,121-2;Rule 1988;G.R.Rubin 2000;Hay 2004;Frank 2010.

[1186]Olszak 2000,145.

[1187]Van Wezel Stone 2000;Zietlow 2018;Greenhouse 2019.

[1188]Steinfeld 2001,246-9 for the colonies and 253-314 for the US.

[1189]Piketty 2019,367-8.

[1190]Van der Linden & Price 2000.

[1191]Garon 2000;Shieh 2000.

[1192]关于私人和国家的贫困救济,参见:Hennock 2007,chs 1-2;关于最低工资:Piketty 2019,530-3.

[1193]Hennock 2007.

[1194]Kocka 1980,1981;Bichler 1997;Veraghtert & Widdershoven 2002;Hennock 2007;M.H.D.van Leeuwen 2016.

[1195]Hennock 2007,chs 16-17.

[1196]Hennock 2007,295.对于农业工人,他在1885年提倡“每人三英亩(1.2公顷)和一头奶牛”。

[1197]Hennock 2007,320(因此也被标记为原型企业主义).

[1198]Hennock 2007,328.有关后续发展,参见:M.H.D.van Leeuwen 2016;Ehlert 2016.对于中国,参见:S.Li & Sato 2006.

[1199]Steinfeld 2009;Greenhouse 2019.

[1200]Hennock 2007,287.

[1201]Tsurumi 1990,94;这为后来“工薪阶层”(参见上文)现象作出了贡献。

[1202]Eichengreen & Hatton 1988,5;Burnett 1994.

[1203]Tomlinson 1987,6;Sloman 2019.

[1204]Fitzgerald 1988.

[1205]Lins 1923,825.

[1206]Renwick 2017;also Rimlinger 1971.

[1207]Tonioli & Piva 1988,241.

[1208]Tomlinson 1987,106;Sloman(2019)展示了这并非一个人的展示。

[1209]我将避免描述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及其他社团主义模式的竞争,因为这覆盖的时间要短得多。在主要模式国家中,社团主义实验仅存在了一二十年。只有西班牙的弗朗哥和葡萄牙的萨拉查的新国家(Estado Novo)持续时间较长。这个国家也因其殖民政策而重要。此外,日本还与欧洲殖民地的福利主张进行竞争,例如与荷兰在印尼的竞争。

[1210]M.B.Smith 2012,2015a & 2015b;McAuley 1991;also Rimlinger 1971;Madison 1968;Cook 1993;Tomka 2004;Piketty 2019,578-606;Milanovic 2019.

[1211]McAuley 1991,195.参见1936年宪法第12条:“不劳动的人不得吃饭”,这听起来像出自:Paul in 2 Thessalonians 3(Kloosterboer 1960,174).

[1212]M.B.Smith 2012;Cook 1993.

[1213]McAuley 1991,193,204;M.B.Smith 2012,395-7.

[1214]McAuley 1991,197.

[1215]McAuley 1991,203-4.Cook 1993.Tomka 2004;Candland & Sil 2001.

[1216]Kessler 2008.此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1/4的养老金年龄人士领取养老金,并且金额极低。McAuley 1991,205-6;cf.M.B.Smith 2012,392,397-8.

[1217]M.B.Smith 2012,389.

[1218]M.B.Smith 2012,394-7;Tomka 2004.

[1219]C.-S.Lee 2016.更为详细的比较(但仅限于1945—1980年)可见:Haggard & Kaufman 2008.

[1220]Song 2009.Cf.Van der Linden & Price 2000.

[1221]Tomlinson 1987,163-5 for this and following quotations;Piketty 2019;关于英国,参见:Sloman 2019;关于荷兰,参见:Heijne & Noten 2020.

[1222]Goodman 1960,esp.59-63.他区分了美国社会中的三种地位:穷人、组织和独立者。

[1223]Piketty 2019,531;Milanovic 2019.

[1224]Albert 1993.Cf.Candland & Sil 2001;Fellman et al.2008;Piketty 2019.

[1225]Piketty 2014 and 2019;cf.Greer et al.2017;Williams 2019;Sloman 2019.

[1226]关键数据:Piketty 2019,21-3,260-1,419-23,492-3,525-7.

[1227]Piketty 2019,chs 14 and 15,quotations on 755.1950—1980年的“阶级裂痕”已被1990—2000年的“认同裂痕”所取代(958);Milanovic 2019,56-66.

[1228]McBee(2019,166-172)也明确指出了工作量的增加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没有增长的事实。

本章共 30 页 (每页约 2000 字) 分页阅读 →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