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看重工作价值的人,工作反而越少;工作越多的人,对工作的重视程度反而越低。这是为什么?其中一种解释是在国家富裕后,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的日益商品化需要额外的创收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生活在普遍可接受的标准之下;另一方面……人们更有可能是为他人而工作,其工作积极性相比为自己工作要低。因此,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人们工作得越多,而对工作的喜爱越少。
至少对于有偿工作(paid work)而言确实如此——而有偿工作在社会上保持着较高的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退休人士会以多种方式继续工作。同时,除了低收入者,未工作人群,尤其是失业人群所存在的问题也应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一名失业的英国矿工完美地表达了他对工作与休闲两者的矛盾心理:“坦白来说,我讨厌工作。当然,说真心话,我也热爱工作。……我从来没有见过喜欢工作的人,准确地说,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和我对工作这个字眼的理解一致的家伙,会喜欢工作……很明显,我们谈论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它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另一名失业者解释了这种联系:“(工作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是在团队里扮演某个角色:朝九晚六地工作,然后带着一定数量的钱回家,这都没什么问题……只要你没有被扔进垃圾堆,被人认为毫无用处……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去死。”
利益之提升: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
每个工作的人都会担心工作环境恶化、工资减少。至少,他们会努力维持现状,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会期待相比以前的状况有所改善,或者相比他人有所提升。这种利益的扩大可以是个人的,但是在家庭以外的某种情况下也可以是集体的(较早时期的情况见第四章和第五章)。若我们重点关注雇佣劳动者,那么对个人化策略的研究应首先聚焦于雇主及其代理;而在关注个体劳动者时,相关研究则应聚焦于个体劳动者的客户。上述两种情况下,最终策略都是签订并尽可能遵守最有利的契约义务。正如我们所见,选择接受教育的策略比这更加重要,包括婚姻安排在内的其他家庭策略也是一样。
个体劳动者、雇员和雇主的集体策略——在三者之间互不关联的情况下——包括,首先是与同样受到侵害者结成联盟,其次是有效地操纵舆论。过去两个世纪,这种策略也意味着从地方到国家,甚至到国际和全球的转变。根据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有关忠诚(loyalty,旨在维持现状的行动)、呼吁(voice,力求改善)与退出(exit,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公开或秘密地规避现状)的著名分类,对于上述两种集体策略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
针对“个人的”战略战术和“集体的”战略战术进行分析和区分,并不会妨碍两者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层面的密切联系。例如,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新移民最初倾向于个人的提升,导致工作时间比他们在欧洲原籍国时要长得多。而在欧洲国家,由于工会和政党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假期的延长,使得工作时间有所减少(见第368—369页)。
个人策略
在研究工匠学徒、小型私企员工,以及雇佣劳动者的个人策略时,我们应该关注以下策略:与老板同事建立良好关系;不断尝试学习;不断尝试跳槽。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英国一个工人阶级小男孩,1900年父亲早逝,在10岁时就开始出去工作。他早已习惯这种境况,或者说至少他的母亲已经习惯:“我和母亲一起去逛索尔福德一家非常有名的名为赫尔佐格的二手服装店,我试穿了外套、裤子、衬衫、长筒袜和鞋子,一共花了4先令6便士,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随后,星期一早上,我母亲陪我‘找工作’,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除了要给老板留下一个好印象外,还得和同事处好关系。比如,我们曾提过,生产过程中的合作是否高效,直接关乎利普小公国的季节性制砖工队所有成员的利益(见第225页)。成员们一起吃住,一起休息,这不仅需要高效合作,还需要具备社交技能;简而言之,他们的一切都是共享的。每年工作季开始之前,工队都会根据个人声誉重新组合,最优秀的工人可以成为工队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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