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盛产水稻。不过,在格外潮湿的地区,人们喜欢用烧田的方式来处理杂草。由于点火后难以控制蔓延范围,烧田法多适用于斜坡而不是平地。在负责烧田的人中,有人掌握了相当高超的技术,可以通过观察森林中落叶和枯草的量及其干燥状态来计算点火角度,从而防止火势蔓延。但是汉代人的相关技术水平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至今仍不得而知。
烧田的人会在春季砍伐森林,待干燥后放火烧光,然后撒下水稻等作物的种子。此时烧田有多个好处:第一,燃烧草木得到的灰富含矿物质;第二,土壤中的盐类经过火烧,更容易被谷物吸收;第三,火烧可以去除土壤中的杂草、害虫和病原微生物;第四,正在土壤中休眠的植物会因土壤温度升高而苏醒;第五,火烧可以防止森林中的动物繁殖过度。
烧过的田在第一年几乎不会长出杂草,病虫害相对较少,产量也高。不过三年后,杂草重新开始增加,土壤营养不足,就要另外选择烧田的候补地。原本的农田变成休耕地或休闲地,等恢复正常生态后,再接受下一次火烧。
火烧也会造成养分流失,必须进行补充,因此休耕时间不宜太短。如今的烧田用具依旧简单,包括用烧剩的木头制成的刀和播种前用来挖洞的木棒,因此古代的烧田用具应该也不会复杂。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来看看农村的平均生产力。 当时的贫富差距很大,一里约一百户,一户四到五人,每户的劳动人口两到三人,也就是说,“户”大都是一个个小家庭。大多数户都能耕种约30亩土地,可以维持生计,但最多也只能供三个大人勉强生活,因此在当时靠这点亩产量生活属实不易。无论古今,人们不愿陷入贫穷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实在困难。
这里说的“亩”原本是指100步(约190平方米),但到了汉代初年已经变为240步(约457平方米) 。当时一亩地的小米产量将近4斛(将近80升) ,30亩就是将近120斛。
翻阅战国时期的法律就能看到当时的播种量。稻米和麻籽每亩约2.6斗(约5.23升),小米和大麦每亩约1斗(约2升),黍和小豆每亩约0.6斗(约1.2升),大豆每亩0.5斗(约1升) 。1斛等于10斗。只要没有品种改良,这样的播种量就不会改变,因此汉代的情况也应该大致相同。也就是说,种植30亩的小米需要3斛小米作为种子。
在此基础上,假如将收成的十分之一用来纳税,同时成年男性的年消费量为36斛,女性和孩子为25斛, 那么收成就会全部耗尽。由于当时还没有多茬种植, 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谷物收成。此外,还有购置衣物、婚丧嫁娶和祭祀等方面的支出。 一旦发生饥荒或战争,那就更凄惨了。即便以艾蒿、藜、桑葚、香蒲、韭菜等植物或蜗牛等动物充饥,也只能勉强生存下去。 总而言之,耕地只有30亩的贫穷家庭需要农业以外的收入。
额外收入之一是在农闲期以非正式官员或劳动者的身份为官府工作,这样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衣食保障。当时,服劳役的单身囚犯也能拿到购买食物和衣物的费用, 因此非正式官员或劳动者想必也会获得相应待遇。在这一层面上,秦汉帝国为希望工作的人提供机会,从结果上起到了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相似的作用,增加了有效需求。但是,这类工作也无法充分满足生活需要,许多农民都有谷物以外的收入来源。
——纺织业与桑树栽培
在农家除了谷物以外的收入来源中,不能忽视以麻和绢为主的纺织业。至于是以麻为主还是以绢为主,要看具体地区。在重视纺织业的背后,是夫耕妇织的思想,也就是男人要下田耕地,女人要纺纱织布。这一思想原本只是部分学者提倡的理念,后来却成了政府的宣传口号。早在战国后期,就出现了以“纺织是女性的工作”“妻子应在家中承担纺织工作”“家用服装由妻子来织”为前提的法律。 纺织带来的收入成了所谓的辅助氧气瓶,支撑着农家的生计。
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纺织成了妇女的美德,由此产生的利润追求却受到批判。 也就是说,“努力支撑家业是理所当然的,但也不能过度追求利益”。此外,部分女性还从事商业、农业、家庭劳动、杂务、乳母、占卜和巫医等行当,并非所有女性都参与纺织。 而且小米等作物与麻、桑的栽培时间和地点容易发生冲突,笔者对于究竟有多少家庭能兼顾谷物种植和纺织业这一问题仍然抱有疑问。我们不能对一般农家在纺织业上的产能抱有过高估计。不过正如前文所述,纺织业确实是支撑生计的辅助氧气瓶。让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当时纺织业的样态。
绢织业自古以来在黄河流域十分发达,特别是齐国(今山东省一带)的纺织业闻名天下。 绢织物的底色为黄色或白色,其中很多都用涅和丹染成了黑色和红色。 众所周知,丝是蚕制造的纤维(图8-3)。当时的蚕与现在的家蚕(bombyx mori)相同,吃桑叶长大后结茧。人们大多使用家养的蚕吐丝织茧,但也有利用野蚕的时候。 蚕与青虫相似,自古以来就让很多女性感到恶心,不过一旦与赚钱相关,则又另当别论了。女人们专注于工作,视角也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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