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一天正要开始,东方的天空渐渐明亮起来。位于内陆的大都市雒阳(洛阳古称,下文均写作“洛阳” )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原。这里地势平坦,没有什么能遮挡太阳的光芒。但帝国版图辽阔,即使到了这个时间,也还有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环视帝国境内,北有黄河,中有相对较短的淮水,南有长江,皆自西向东流淌。西高东低的大陆决定了河水的流向,汉代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论衡》所载:“水之行也,东流入海也。西北方高,东南方下,水性归下,犹火性趋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则水亦不东流。”
荒凉的黄土高原在黄河流域铺展开来,森林和草原也随处可见。 黄河古人以“河”相称,原本十分清澈,沿岸也曾森林广布。但是到了秦汉时期,黄河水已经开始冲刷席卷周围的沙土,变得昏黄浑浊。而且与农村地区相比,靠近都市的河川会遭受生活废水的污染,污浊程度更甚。
尽管如此,整个华北地区仍然残留着森林和草原(图1-1)。景观的历史性变化背后究竟是自然力量还是人为原因,判断起来实属困难, 而且也不能过分强调其与现代自然景观的差别。但正如后文所述,动植物的生态系统多少存在时代差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朝鲜半岛和黄河中下游,到处都是落叶树林。这样的树林也被称为夏绿林,夏日里绿意盎然,枝繁叶茂。其中多见蒙古橡树和辽东橡树,到了秋天红叶连绵。冬季叶落,阳光极易射入林中,光秃秃的枝干看起来寒意瑟瑟。这样的树林不仅能让人享受到四季各异的风景,还能轻松获取栗子等淀粉来源。林中也有包含皂苷和单宁等成分的树叶,用水焯过后即可食用。因此,落叶林自古以来就是提供四季美景的便利地带。然而落叶林仅仅分布在华北地区,其他地方皆是草原和黄土高原。
图1-1 黄河中游的秦汉时期森林分布(包含现存森林地带。参见史念海,《史念海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
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更胜一筹,且多为常绿阔叶树(图1-2),叶片光泽明亮,宛如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作品《幽灵公主》中的风景。 常绿的特征让这些森林地带四季恒常,阳光难以射入,因此一直被视作非人类生命居住的领地,留下了不少旅人遭遇神明或妖怪的传说。
▲图1-2 橡树林带与常绿树林带(参见佐佐木高明,《常绿树林文化》,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
▲图1-3 大象的南迁(参见Mark Elvin, TheRetreatoftheElephant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China,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其实在长江流域,即使到了汉代,仍有许多大象繁衍生息,彼时的生态系统与现代中国截然不同(图1-3)。犯罪者和不堪忍受地方统治的平民只要逃入这一地区,就很难被抓到。他们被称为“山越”或“夷”,其中有人甚至长年不与平原居民来往。生活在东晋末年(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诗人陶渊明写有《桃花源记》,描写了主人公迷路进入桃花仙境的情形,其背景正是平原居民与山地居民分开居住的历史事实。
人们居住在茂盛的森林地带或大山深处,其中不乏拥有独特思想或倡导独特宗教的个体。例如四川省的山间就有地方被视为禹王的宗教圣域,官府不得逮捕逃入其中的人, 相当于西方历史中提供庇护的宗教场所。
如前所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就连黎明的景色都差异分明。当然,由于时差的存在,东部与西部的风景也是不同的。当曙光照射东海岸时,洛阳以西的大都市长安,以及更偏西北的敦煌等城市仍然处在暗夜的包围中。汉代掌控丝绸之路时,整体版图呈东西向拉长之势,这使得东西两侧时差进一步扩大,达到四个小时之多。
同样是清晨四点,居住在东海岸的人们与敦煌的人们目睹的景色迥然相异。当时也有人注意到了时差带来的不同。 汉代版图的西部是开阔的中亚,位于边缘的塔里木盆地(中心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士兵驻屯。除了夜晚值守的士兵,其他人都还在熟睡。到了隆冬季节,整个汉帝国会有几个小时完全笼罩在夜晚的黑暗中,其他时候则总能找到沐浴阳光的地方。而在日落后,也并非所有人都会安静沉眠。从这一点上来说,秦汉堪称“不眠的帝国”。
当时还没有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严格按照时钟生活。在万里长城以北,即使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人们对月份和日期的认识仍然淡薄。 生活在帝国一隅的人们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执着于月份、日期和时刻,目前仍存在疑问,而且应该没有人会在乎到分和秒的程度。接下来,笔者将对此进行说明。
首先,为了理解古代人的季节感,让我们来看看当时使用的汉字。原本“日”意为太阳,“月”“夕”意为月亮,“朝”是月光照耀下太阳从草丛中升起的模样,“年”则是表现人背谷物的会意字。此外,“春”字象征草木发芽,“秋”字可联想到蟋蟀等昆虫。也就是说,上古的人们是从天文、谷物和生物的样子中感受时刻和季节的。
从事农业和商业的人对季节尤其敏感,否则将会影响到自己的生计。对他们来说,“历”非常重要。各个时期的君主为了保证这些子民的生活,更为了把握天意、完成祭祀,都十分重视在天体观测的基础上制定历法,即观象授时。
图1-4 汉 青铜漏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一年分为四季。“夏”字与“冬”字在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约前1046年)尚不存在,但是对冬至、春分、夏至、秋分的认识,以及观测日出和日落的系统,早在商代之前就已完备。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大致掌握季节和历法是必不可少的。
秦汉时期的君主和官员不仅试图把握季节,还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时间,使用水钟(漏刻)将一日划分为一百份,形成百漏刻制(图1-4)。水钟的刻度为昼夜百刻,每一刻的时间相同。计算时间时以日出为基准,每个季节的昼夜长度皆会变化。
例如在西汉,冬至时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时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昼夜长度每九天变化一次,每次变化一刻。此外中途还会进行微调,有时会将一日划分为一百二十刻。 当时,水钟是以最高技术制作的精密仪器, 城市或聚落最多有一台,绝非家家户户普及之物。地方上的县和乡都有专门负责检查时钟的人员,日出时击鼓报告天亮,日落时鸣钟以示夜晚来临。 《周礼》中可见相关官职,如随军掌管水钟的“挈壶氏”,以及在举行国家祭祀的早晨负责高声报时的“鸡人”。
《周礼》从西汉末年开始受到重视,从中可以看出早在西汉以前就出现了掌管时间的官吏。此外,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的诗歌中可见“晓钟”(黎明的钟)一词,说明天亮时不仅要击鼓,有些地方还有鸣钟的规定。
从季节到月日,再到每一天的时间,秦汉时期的官员就是这样努力把握精确时间的。从这一视角来看,秦汉帝国中并非没有讲究月份、日期与时刻的人。但正如前文所述,平凡度日的民众不会经常关注这些方面,甚至多数民众都不会注意水钟的存在,而是将一天粗略分割,在其中自由生活。
话说回来,如今的我们将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这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大致以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为“子”,以凌晨一点到凌晨三点为“丑”,以凌晨三点到凌晨五点为“寅”,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顺序,将一天进行十二等分,是为十二时辰制。但这一划分方式的历史并不悠久,先在南北朝时期制度化,后在唐宋时期普及开来。也就是说,汉代别说二十四小时制了,就连将一天利落地进行十二等分这一行为都尚未确立。 虽然存在不同观点,但笔者在此并不打算就十二时辰制的确立时期进行更多的讨论。
比起这点,笔者更想关注的是汉代人因地制宜划分时刻并命名的行为。时刻名称种类繁多,留存的史料中既有将一天划为十六份的,也有划为二十八份的。究竟哪种方式才是正式制度,如今仍然无法判明,地域和时代的不同也可能是造成方式不同的原因所在。
让我们来确认一下文献和简牍中的时刻数量,分别如下:战国时期的睡虎地秦简中有十二个,放马滩秦简中有十六个,秦朝的周家台秦简中有二十八个,西汉前期的孔家坡汉简中有十个,《淮南子》中有十三个,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悬泉汉简中有三十二个,居延旧简中有二十七个,东汉的《论衡》中有十二个(表1-1)。
此外,这些简牍的名字均由现代研究者命名,古人并不这么称呼。命名规则非常简单,大致为“出土地的地名+朝代+简”,例如“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简牍”就被命名为“睡虎地秦简”。居延地区多次出土简牍,因此出现了特例,将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简牍称为“居延旧简”,将70年代出土的称为“居延新简”,加以区别(最近又有新发现,已无法再用新和旧来区别,让研究者颇为苦恼)。此外,作为研究机构的岳麓书院在古董市场购买的秦代简牍被称为“岳麓书院藏秦简”。
正如表1-1所示,诸史料中的时刻名称多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全一致。不过在这些名称中,确实包含着诸如“黎明”“黄昏”等界限相对模糊的划分方式。
根据这些史料,一天之内的时刻名称至多有三十多种,排列规律也相对明显。其中“平旦”象征太阳悬在地平线上(象形字“旦”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画面),“日出”意为太阳升起,“日中”意为正午,“日入”“黄昏”(天空变黄变暗)意为日落,“夜中”意为深夜。这些名称从字面就能确认含义,并帮助我们将当时的制度与现今的二十四小时制大致对应。
例如洛阳的日出一般在清晨五点到七点间,因此“平旦”和“日出”可归为这一时段。若以此为基准,那么“鸡鸣”为清晨四点左右,“食时”为包含上午九点在内的时间段。当然,如上所示,将汉代和现代的时刻逐一对应是不可能的,只能进行相关推测。各时刻名称正如表1-1显示,是反映人们各个时间段生活状态的重要史料。
表1-1 诸史料中的秦汉时期时刻名称
现在正是清晨四点到五点之间,大约是“鸡鸣”之时。后宫有数位无聊的女性,心情不佳,也无法入睡,只得等待清晨的到来。有人早就厌烦了报时的钟声,连水钟发出的声音也嫌嘈杂。 一位因无法生育而被休弃的女性直到“鸡鸣”之时也未能合眼,一边叹气一边在庭院中踱步。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自古以来,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受各有不同。坐牢的人度日如年,面临行刑的人度日如秒。 人们就这样开启了各自的一天。
距离日出还有一段时间,大多数人还在沉静的睡梦中。但“平旦”就要到来,意味着朝廷中政治活动“听朝”的开始。在举行听朝的日子,宫城门前此时已经聚满了等待开门的官员。 《汉书》中有“旦受诏,日食时上” ,意为汉武帝在平旦时下诏,官员则在“食时”(上午九点左右)答复。我们这些未来人的相关消息传入皇帝耳中,也是在这一时间段里。
皇帝在场的会议并非每天召开。若皇帝每五天能有一次亲政,则属勤政之列:“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 每月一日和十五日还会召开决定政策的“公卿议”,不仅有部分政府高官参加,就连皇帝也从一大早就列席其中。 正如3世纪末的诗作所咏,“终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 。在繁忙时期,即使不是开会的日子,官员们到了这个时间段也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为了能早早起床,他们前一天大概都会早早入睡。
除了部分供职于官府的人,其他人此时都还睡眼蒙眬。于是公鸡耐不住了,开始打鸣嘲笑起这些人来。
鸡原本是遵从自己体内的生物钟来行动的,一般会在太阳升起前两个小时打鸣。 以现在的洛阳为例,每年四月的太阳大约会在清晨五点十五分越出地平线,因此鸡会从凌晨三点十五分左右开始鸣叫。但是,在扬州停留的圆仁法师曾在开成三年(838年)七月十九日的卯时(早晨六点左右)听到鸡鸣。 这么一看,鸡鸣的时间可谓相当不定,只能说大致在凌晨三点到早上六点之间。根据汉代的时刻名称,这一时间段恰好被称为“鸡未鸣”“鸡鸣”“鸡后鸣”。鸡是一种会交互鸣叫的禽类。所谓交互鸣叫,就是领头的公鸡一打鸣,附近的公鸡也会随之发出齐鸣。这样的鸣叫即刻就会打破黑夜的宁静。
伴随着鸡鸣,许多人都会醒来。尤其是为了方便农耕而在农田旁边建小屋而居的民众,钟鼓声无法传入他们耳中,只能依靠朝阳和鸡鸣起床。《韩非子》中有“使鸡司夜”,《淮南子》中有“令鸡司夜”, 都在描述同样的场景。
在一个家庭中,率先起来的会是谁呢?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儒学是生活中的重要行动指南。众所周知,儒学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后由他的弟子们传承发展。到了西汉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官学的中心, 并化作上流阶级的生活指南。
根据儒家思想,子女必须对父母和祖父母尽孝。孝不仅限于传续香火,还包括尊敬、侍奉、体贴父母和祖父母,闻鸡而起,照料长辈们的起居。因此,在鸡鸣声阵阵传来的时候,遵循孝道的人们便会快速起床,开始晨间的准备。
不过,在儒家经典中,也有“礼不下庶人” 的说法,大量民众并不会被礼仪束缚。况且并非所有子女都会孝敬父母。有位父亲就为自己的混账儿子所苦,甚至到官衙请求官员将儿子杀掉。 各家有各家的过法,既有家中奴隶早起忙碌,也有母亲为了做早饭先起床的情况。
朝阳终于洒向洛阳城东侧的城墙,笼罩在附近村落上空的晨雾也渐渐散去。阳光射入四周的森林中,动物们陆续醒来。宫殿内,宫女和宦官们已经开始忙里忙外。
站在聚落里竖起耳朵,便会发现早晨真是安静得不可思议。聚落和市场的入口仍然关闭,无法运输商品。侧耳一听,马匹的嘶鸣声隐约传来,随之还有猪和牛的叫声。边境地区也寂静无声,若是一大早就弄得叮当作响,在烽火台通宵值班的士兵怕是不会有好脸色。排水沟流水潺潺, 但影响微不足道。
继续倾听,耳边接连传来蛾子和苍蝇嗡嗡振翅的声音。 蚊子和牛虻会在某些季节或地区出现,扰得人整夜难眠,最好备上蚊帐,否则“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蚊虻甚多,其大如蝇,入夜恼人,辛苦无极”。 有的家中还会传来幼儿的哭声。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幼儿一旦午睡过多,夜里就难以入眠,哭闹不止。 这在古代中国的幼儿身上也属理所当然。另外到了这个时间段,肯定还会有尿湿了尿布而大哭的幼儿。彼时尿布名为襁褓,可以做幼儿时期的代名词。《列女传》中有“妾幸得离襁褓,受严命而事夫” ,可见襁褓一词所指。关于孩子的生活,我们下文再述。
哭声之外还有梦话。例如战国时期的韩昭公,梦话句句清晰真实,因此为了避免把国家机密泄露给妻妾,他一直独自就寝。
让我们在此把目光转回城市。有个男人正在背巷里嘟嘟囔囔念叨个不停,东倒西歪地靠在民宅的外墙上。“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路上的行人和彻夜未眠的人在这个时间段都不罕见,所以小路上走来个醉汉也没什么稀奇。
在汉代的法律中,三人以上没有正当理由一起喝酒称为群饮,是明文禁止的。 因为醉汉们或是容易意气相投群聚而起,或是可能借喝酒之名行谋反之事。但是,我们并不确定这一法律的生效日期和限定条件,毕竟现存史料中随处可见官员们群饮的情形,《汉书》中即有“群饮”“共食”的描述。
小酒馆里也经常人声鼎沸。例如汉高祖刘邦有两家常去的酒馆,“每酤留饮,酒雠数倍”。 刘邦一露面,店里就被客人挤得水泄不通。到了傍晚,市场关门,城市的大路也实行交通管制, 人们无法在城内的酒馆彻夜饮酒、醉卧街头,但是城外孑然而立的酒馆则不受限制。眼前的醉汉大概也是由此而来。
喝醉的不只这个男人,隔壁的巷子里还有一个,而且倒霉兮兮地遇到了趁黑灯瞎火打劫的强盗,浑身被抢了个精光。再过几个小时,当他发现就连手头那点儿小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恐怕会惊得目瞪口呆。要是能找到被盗的证据那还好说,但眼前的状况怕是相当困难。在既没有监控摄像也没有指纹解析技术的时代,没有目击者的犯罪行为是极难取证的,线索只存在于人们的往来关系中。如果一个不漏地调查附近的流浪汉,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秦朝曾经有官员试图通过调查市场里的流浪汉来解决强盗案件。 调查由令史或狱史负责。如果已经锁定嫌疑人,那么追捕工作就会由相当于警察的尉、士吏和街卒承担。 他们头裹赤帻(即红色头巾), 相当引人注目。总而言之,这个醉汉没有因此丧命已是万幸。当时的路旁出现骷髅并不奇怪,《列子》中即有“见百岁髑髅” 的场景,也会有尸体堆积如山的时候,毕竟城外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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