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政”实施的第一阶段,为了遏制大危机的恶化,罗斯福总统采取的措施均带有紧急和暂时的性质,属于恢复和救济方面的政策较多,而属于社会、经济改革的不多,因此一些引发危机的根本问题很少被触及。
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成立的公共工程局,虽然拥有33亿美元政府拨款作为启动基金,但由于由比较谨慎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兼任局长,公共工程进展十分缓慢。而这时,《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缺点已逐渐暴露出来,99%的大企业都不遵守有关法规,中小企业和工人抱怨政府偏袒大企业和资方。1934年2月9日,F.罗斯福被迫成立全国复兴检查委员会来调查该法执行情况和违法行为,但作用不大。早在1933年9月,春夏的虚假复兴已经结束,千百万家庭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已无就业之望。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罗斯福不得不另设民政工程局并以霍普金斯为局长,又从公共工程局拨出4亿美元供其支配,以期扩大就业。霍普金斯领导有方,不足4个月已开办了18万项、几百种不同类型的工程,但花费不足10亿,民政工程局成就非凡。在它领导下完成的工程,包括兴建和扩建学校4万所,铺设污水管道1200万英尺,建造和扩建飞机场469个和529个,修建公路25.5万英里,兴建和整修操场3700个,雇用各类教师5万人。
然而,随着危机的缓解,“新政”的许多措施遭到大资本家的反对,而广大失业工人虽然获得了不少重新就业机会,但这些人在整个失业大军中的比重还是太小,实际上仍有千百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以休伊·朗为代表的左翼激进派在1934年1月成立全国性政治团体,以“财富共享”的口号为号召,一度把追随者扩大到750万。《国家工业复兴法》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愈来愈大,尽管F.罗斯福在1934年9月成立了由资方、劳方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全国复兴委员会,并放宽了某些法规和某些固定价格的规定,但仍不能弥合和平息各方面利益的冲突,以致该法最终被联邦最高法院判为“违宪”,“新政”严重受挫。唯一让罗斯福感到欣慰的是,民主党在1934年11月中期选举中仍大获全胜,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为322对103,参议院的议席民主党更是独占了2/3以上。选举结果只留给了共和党7位州长和不到1/3的议席。它表明,美国民众对罗斯福及其“新政”仍抱有希望。所以,罗斯福决心继续推进“新政”,并在1935年元月4日致国会咨文中发出了他的信息:“要复兴,就必须改革。”他认为,新的改革不能以鼓励物价上涨为主,而应着力提高社会的购买力,以期用高工资形式把利润渗透到雇员之手。由此开始了他“新政”的第二阶段。
新的改革的头一个立法,是1935年元月17日通过的《社会保障法》。该法规定:(1)对失业者、老人、病人和无丈夫的母子户,每年发给最低救济金;(2)由联邦按雇主支出工资额征税,所得款项作为失业保险基金;(3)同意建立保险制度的州,可抽取这笔税款的90%供其支配;(4)由工人和雇主各付工人工资的1%,构成工人的养老保险金,到65岁以后可领退休金。但关于该法争论很大,直到8月份也未正式成为法律,并且从1月到5月几乎没有形成任何重要立法,这和当初的“百日维新”形成强烈反差,其原因何在?原来,当时国会和内阁中分为两派:一派以美国商会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心,企图继续维持前一阶段以大企业的利益为转移的政策,要求政府与企业界联合;另一派以总统新的顾问团为中心,反对与大企业合作,主张以恢复竞争性小企业和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来谋求复兴。对这些纷争,罗斯福总统最初举棋不定,直到4月底和5月底全国商会代表公开谴责“新政”,5月27日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他才终于采纳以路易斯·布兰代斯为首的新派顾问的意见,下决心改弦易辙,加大力度,推进改革。
正因为如此,进入五六月份以后,先后就有3个重要机构建立:(1)工程振兴局(5月6日建立),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就业和提高购买力;(2)农村电气化管理局(5月11日建立),目的在以低息贷款来发展农村供电系统;(3)全国青年管理处(6月26日建立),目的在帮助学校创立各种工作机会以便把青年人留在学校里。这些机构在扩大就业、增加购买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惠及工人、农民、青年以及作家、艺术家和演艺人员。农村电气化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当私营电力公司拒绝架设电力线路,甚至政府向它们提供低息贷款也不干的时候,农民在煤油灯旁投票通过向政府借款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美元的法律,把电线接到了乡村。据估计,到1941年,美国农场已有2/5装上了电灯。以至于有人说:“在罗斯福时期建立的事业,也许没有哪一件比这更直接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
罗斯福认为,纳税负担应根据纳税能力重新分配,对巨额个人收入、遗产、赠款征收高额税有助于财富的再分配,根据纳税能力纳税的原则应适用于公司,为此他于1935年6月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关于修订税收的特别咨文。但由于激进派参议员休伊·朗及其“分享财富会”的反对,体现罗斯福建议的《财产税法》直到8月30日才获得通过,而许多人都认为此法是一种敲富人竹杠的计划,也是对那些与政府分道扬镳的大企业的惩罚。因为按此法的规定,对个人所得所征收的税,数额愈大税率愈高,所得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征税高过75%。财产税也有所提高,公司过高利得税的税率是:利润在10%以上的,征6%;利润在15%以上的,征12%。公司所得税则分级征收,税率从12.5%—15%不等。
1935年8月23日通过的《银行法》,是“新政”第二阶段最重要的改革之一。这个法案的起草人为马里纳·S.埃克尔斯,此人属于非正统的银行家之列,其经济思想与凯恩斯主义有些类似,认为只有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才能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早在1934年11月他就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任。一般认为,在此以前的联邦储备系统,其主要问题是受纽约银行的控制太大,而新通过的银行法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首先把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7名)的任命权授予总统,同时规定地方银行的主要官员的任命必须得到这个新的董事会的同意。此外,新的银行法还授予新董事会以控制储备银行再贴现率的更大权力,将公开市场证券交易的权力转移到政府手中,并把所有的大州银行置于该董事会管辖之下,这些银行必须在1942年7月1日之前加入联邦储备系统。总之,新的银行法确立了国家对货币和信贷的管理。
对大企业的攻击,来自《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控股公司是一种垄断公司,它通过金字塔式的结构和连续所有权达到财富和资本集中的目的,其经营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罗斯福认为,这类公司“越出了美国法律和企业的传统”,它们应当限期提出自己存在的理由,否则就必须予以解散。由科恩和科科伦起草的控股公司法草案,把这个期限定在1940年元月1日,以致这一期限被人称为“死刑”条款。但由于该草案在众议院被否决,不得不把要求控股公司提出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改为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解散控股公司的命令说明理由,因此众议院的法律文本仍然是一份严厉的立法,“只是以争取终身监禁的机会代替死刑”。总统于8月26日签署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虽然没有达到完全取消控股公司的目的,但取消了所有凌驾于营业公司两层以上的控股公司,也可称是罗斯福“新政”的一大胜利。
新时期的重大改革立法,还有1938年6月25日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该法谋求最后确定每小时40美分的最低工资和每周40小时的最高工时,加班增加50%工资,禁止雇用16岁以下的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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