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潘恩有句名言:“在专制制度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成为国王。”这一思想为独立后的美国政体定下了基调。在美国,法律始终对各个方面的生活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美国,出现的政治问题很少不是或迟早是作为一个司法问题解决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后一个重大转变乃是法学的转变,即由自然法学转变为社会法学,这种转变也与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传播有关。实用主义强调社会经验对于法学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制定的原则要受实践检验,因而成为这种转变的动力。甚至有人说,在所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对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响应最坚决果敢的,就是法律研究了。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的法学是以自然法为准绳的。还在独立革命爆发之前,自然法就成为美洲人与英帝国斗争的手段,在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斗争中所提的一个中心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从而提出了殖民地的“权利”问题。独立革命爆发后,为北美独立鸣锣开道的还是自然法,关于这一点已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讲得很明白。《独立宣言》指出,美利坚民族之所以要与英国分离而独立,是“依照自然法和自然神法”;而按照自然法,“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后,杰斐逊把人权原则推及民族而得出民族平等的原则,从而为美国独立的正当性做了有力的辩护。通过《独立宣言》,自然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以致围绕着联邦宪法的批准问题,人们对《权利法案》的关注从来没有那样广泛。可以说,《权利法案》的最后通过,就是自然法原则的胜利。虽然这一精神在以后几十年里长盛不衰,但在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认为,法律真理如同一般的真理一样,是要通过实际经验来发现的,因此法学不能再以自然的原则为核心,而应当将人置于法学的中心地位。社会法学的积极倡导者有两位代表人物,即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和罗斯科·庞德(1870—1964)。
霍姆斯1841年生于波士顿,1861年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内战时期曾加入联邦军,1864年以上尉军衔退伍,后再进哈佛法学院,1867年取得律师资格,1870—1873年任《美国法律评论》编辑。1873—1882年在几家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1882年受聘到哈佛法学院、波士顿洛维尔研究所讲授普通法,同年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1899年任首席法官。1902年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并连任30年。应该说,他不仅有高深的法学修养,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他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中,被认为是最有成就的法学家。他之所以成为社会法学的积极倡导者,很可能与他跟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威廉·詹姆士等人的密切交往有关,以至于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其代表作有1873年主编的《美国法律评注》和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向来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时代的种种为人们亲身感受到的必然需要、流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开承认的或不自觉流露的对公共政策的直觉认识,甚至法官们与其同仁共有的种种偏见对于确定治世律人的法则,都要比逻辑学三段论有用得多。法律体现着一个民族数世纪以来的发展实情,因此不能够把它当作只不过包含着一卷数学课本中的许多公理和推论来加以对待。”
庞德是植物学家兼法学家。他生于内布拉斯加州,最初学的是植物学,1889年才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法律。此后,他先后在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法学教授,1916—1936年升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二战后一度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顾问。其著述甚多,不下14部,最重要的有《法学讲义提纲》(1914)、《普通法的精神》(1921)、《法的新路径》(1950),以及5卷本的《法理学》(1959)。他认为,法学应“适应于它所要指导的人性思想,而不是适应于那些初始原则”。他主张,法学应“将人的因素置于中心的地位,而将逻辑降到它实际应处的作为工具的位置上去”。从利益法学观念出发,他在1943年提出宪法解释的重要任务,就是“权衡和平衡部分吻合或业已冲突的各种利益,并合理地协调或调解之”。他说:“宪法不是辉煌的政策便览。宪法重要原则的适用应成为社会在法律和政治意义上进步的起点。宪法可以规定确切而简明的规则,例如,那些精确的公文术语和公共官员分担责任的规定。但是宪法不得拘泥于文字来解释和适用。解释宪法原则是把理性原则合理地运用于具体的时空。”
其实,对社会法学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的,除了霍姆斯和庞德这两个代表人物外,还有一位重要法官本杰明·卡多佐(1870—1938)。他强调司法程序的“社会效果”,认为司法判决“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会因此损益的各种社会利益的不同意义或价值”。他说:司法“经常所遇到的都是平衡社会利益……即使有时是半公开的,经常不可避免的还是合法行为与其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审判中无时不在平衡、协调和调解”。
查士丁尼说过:“自然法则是上帝神意制定的,因此始终是固定不变的。” 而社会法学的倡导者则强烈呼吁,立法和司法应面对社会、面对事实、面对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和发展变化的国度来说,究竟哪一种法学更适应它呢?美国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表明,这个国家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社会法学的理论,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然法学的传统,二者从而可以并行不悖地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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