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块领地位于普拉特河流域,是美国辽阔的中部大草原的中心,也是美国“最后的边疆”的一部分,于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被移民占领,到1850年时居民依然十分稀疏。由于这里冬季寒冷,所以很少有人想到它会成为蓄奴区。但南部种植园主仍然企图控制这片富饶的农业地带,并进而把奴隶制扩大到大草原的畜牧业中去,因而才引起北部废奴派及广大自由民的注意,并促使南北双方加快了在该地区殖民的步伐。而当时参议院领地委员会主席,即来自伊利诺伊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竟很快在南部奴隶主的压力面前让步,提出了所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该法案于1854年5月30日在国会上下两院顺利通过。正是在这个法案中,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并运用著名的“居住者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原则,规定把奴隶制问题留待两个地区的人民去自行决定,实际上就是禁止在这些地区废除奴隶制。道格拉斯原是土地投机家,与铁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参与过“1850年妥协案”的起草工作,显然代表着北部向奴隶制妥协的那部分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广大自由土地派的利益格格不入。
然而,妥协总是有限度的。因为:(1)上述每一次妥协案“实际上都是南部蓄奴派的猖狂进攻”,因为每一次妥协实际上都是南部奴隶主的胜利;(2)在三次妥协中,除了第一次在表面上维持着某种政治上的“平衡”外,其余两次南部的得分都比北部要多得多;(3)南北双方为了利用“居住者主权”原则,均加快了各自向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移民的速度和规模,因而两种社会和政治势力在该地区的激烈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事实也正是如此。还在法案未通过之前,国会里的一些“独立民主党人”已在其宣言中表示:“我们将回到选区,重新树立起自由旗帜。”法案一通过,甚至地段还未出售,“堪萨斯整个地区就已为成百上千的占地者家庭所占”,他们之中既有来自中西部的自由农民,也有来自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的“名门望族”。前者得到了由伊莱·塞耶领导的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及整个自由土地派的支持,而后者则有代表奴隶主利益的F.皮尔斯总统为之撑腰。结果,在堪萨斯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两个首府:一方在托皮卡,一方在莱文沃思。然而,自由土地派成立的立法机构却被皮尔斯总统宣布为“伪”立法机构,从1854年11月的国会代表选举开始两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就不断,1856年5月21日,自由土地派的据点劳伦斯城甚至被拥护奴隶制的军队洗劫一空。
“堪萨斯内战”标志着妥协的终结,同时也是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的预演,南北之间的矛盾发展由此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几次冲突和妥协中,都是那些貌似代表西部利益的人物(如亨利·克莱和斯蒂芬·道格拉斯)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甚至几次妥协案也是直接由他们起草和提出的。这一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时的西部还远不是东北部的同盟者,而只是它的潜在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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