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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和货币体制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不久,宾夕法尼亚就提议制定一条宪法修正案,以禁止国会在哥伦比亚特区之外设置“金融机构”,并得到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的附议。与之相反,南卡罗来纳议会则宣称:“国会是在宪法上被赋予了使一个银行成为法人社团的权利的”,而且他们“毫不感到行使合众国人民委托予国会之权力会产生任何危险”。但西部却是金融机构分散论的坚决捍卫者,因为这里的许多农场主经常缺乏进行开发的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手段。而当时的情况是,大块的西部地产被合众国银行押没,该银行从而在西部人心中成了“西部的魔王”。正如西部的代言人本顿参议员所说:“西部所有繁荣的市镇都抵押给这个金融强权者了。它们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它吞没。”所以,西部人更希望有权设立州银行并发行自己的票据,如在1821年刚加入联邦的密苏里立法机构就决定:州财政局可发行票面价值不少于0.5美元且不大于10美元、总值达20万美元的证券;这些票据应按人口多寡在各县之间进行分配,并以农场或动产作抵押贷给需求者。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南卡罗来纳站到了国会一边,而西部各州却站到国会的对立面上去了呢?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反常的现象说明,国家主权论虽然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地方与中央在利益上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而各区域之间的冲突有时还被掩盖在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暴露出来。在这里,地方与中央、地区与地区这两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

从美国金融与货币体制的角度看,国家主权论的胜利意味着中央对金融和货币控制的加强,这种趋势在1822年尼古拉斯·比德尔担任合众国银行总裁后更加明显。比德尔本是东部沿海地区比较保守的金融势力的代表,对各州银行的自由信贷政策深为不满,于是利用第二合众国银行作为工具实行“限制信用”政策。但田纳西出身的安德鲁·杰克逊在1829年3月4日就任总统后,从民主党的自由观念出发对一切银行均采取不信任态度并反对金融垄断政策,他的政策得到各州银行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比德尔及其支持者为了加强实力,乃于第二合众国银行期满(1832)之前4年向国会提出颁发新特许状的要求,但遭到了杰克逊总统的否决。之后,比德尔便策动全面紧缩银行信用,企图造成金融穷困迫使杰克逊让步,但却引起受到这一措施直接打击的广大民众的不满,第二合众国银行本身也因此在1836年破产。

由于第二合众国银行破产,1837—1863年国内又只剩下州银行存在,这加速了各地州银行的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发展更快。在西部,早在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后,各地已建立了许多小银行,仅肯塔基在1818年时就有银行40家。据统计,全美州银行的数目,1829年时只有329家,1834年也只有506家,而到1837年却增加到788家,到1860年已发展到1562家,并拥资约10亿美元。由于这些银行都是发行银行,各种钞票几乎就是五花八门,如密歇根的“膏药”、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的“野猫”、印第安纳和内布拉斯加的“赤狗”,以及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的“残尾”,等等,一度达到数百种之多,而西部是这类“野猫银行”(wild cat banks)发展最快的地区。这类“野猫银行”有几个特点:(1)它们皆由州发给执照,所受监督不严;(2)它们把资本和存款作投机的后盾,不能流动;(3)它们大量滥发钞票,而无适当的储备。例如,有一家银行经法院清理,发现其流通在外的纸币票面价值达58万美元,而可供兑现的库存金仅86.46美元。结果,西部的“野猫银行”便成为各种投机事业之源,并先后引发了1837年和1857年的两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造成大批企业及银行本身的破产,如在1837年危机中就有600家银行倒闭。

在上述情况下,1863年美国国会不得不一面取缔“野猫银行”,一面加紧制定新的国民银行法以重建国民银行体系,即建立国家监督和管辖下的银行体系,在全国划定以纽约为主的重要金融中心为“储备市”。法案规定,下属各银行必须将其资本的1/3买进联邦证券,这些证券可作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保证金。这个国民银行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金融和货币管理体制在地方与中央、区域与区域的双重矛盾和冲突中,进入其演进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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