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美国议会民主制的最大特点,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地方分权,并且在其分权的幌子下又隐藏着集权的本质,即通过相互制衡把权力集中在最高权力机关中的大多数人手中。此外,宪法第五条规定,若两院议员2/3多数认为必要,或2/3以上的州议会提出请求,可提出对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经适当方式批准后即可生效,这又赋予宪法必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增加了联邦宪法的生命力。其最大意义在于,联邦宪法关于“修正”条款的制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宪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美国立国所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得以在体制内解决。它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如此之大,以致乔治·华盛顿总统在其1796年《告别词》中,认为有必要特意提起国人注意:合众国体制“本身就包含着修正自身的规定”。
马克思曾高度赞誉美国的联邦制,说该体制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的“最完善”的体制。应当指出,这个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得益于“反联邦派”与“联邦派”的斗争或博弈,更得益于联邦党人为使联邦宪法获得通过,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发表的达85篇之多的论文,因为这些论文几乎对1787年《合众国宪法》即《联邦宪法》的制定目的以及几乎每条条款的公正性进行了论证、解读和辩护,并显示了很强的法治意识和专业精神,这在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并有1788年在美国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为证。这也使该宪法有着毋庸置疑的设计性、创造性和适应性。关于美国体制的这些特性,在1920年代后期最早被一些美国的共产主义者称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例外论),但法国著名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cqueville)在1830年就用“exceptional”一词来描述过美国,而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中早已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当时就说:一般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而美国人民却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言外之意,美国是一个“例外”,只不过他当时用的是“example”(范例)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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