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性行为被这些人民教育工作者视为是对公众和平妖孽般的威胁,而青年男子的性冲动则被看作是上帝给予的,可以欣然接受。 也正是因此,当希尔德加德·克内夫在电影《女罪人》里扮演自信的妓女玛莲娜,引领和保护着她的情人时,就让这部电影引起了早年那些反对色情的积极分子的强烈愤慨。并且由于贝亚特·乌泽是一个女人,检察官被她激起的办案野心要远远超过了对其从事色情用品经销商的男性同行的刑事追究。
但是,天主教会可以声称他们对纳粹政权下的性自由化早已进行了批判。第三帝国的青年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教会的怀疑。在他们眼中,希特勒青年团(HJ)和德意志少女联盟(BDM)助长了年轻人的性淫乱。许多父母不幸地经历了国家剥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权,并通过诱人的冒险引诱他们的孩子远离父母。天主教救济机构发言人彼得·佩托(Peter Petto)神父认为,希特勒青年组织成员和“高射炮助手一代” 是被国家毁了的一代。在1947年对教育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他这样解释:“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傲慢无礼、严格的集体训练、良心泯灭、反对宗教影响的教育。他们因战争的野蛮习性而变得麻木不仁,并且渴望从致命的无聊和单调的生活中获得感官上的享受。他们深感失望,常常觉得自己是一群迷失的人。他们在不安分的流浪者中占了很大比例。” 然而值得说明的是,这位对少年福利院中的各种虐待发出过尖锐批判,心怀仁爱的佩托神父,他可能认为对肉体享乐的渴望与被战争钝化了的精神同样令人担忧。
不管对“性欲崇拜”的担忧出自哪个精神领域,直到突然出现一大批用强硬手段执行禁令并对令人侧目的生活方式进行恐吓的人,此时这些道德卫士们的危言耸听才开始对战后社会刚刚萌芽的自由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威胁。1951年通过的《基本法》中的第131条款使得一大批被指控的老纳粹分子回到了公共事业部门,该条款允许由于盟军的干预而在战争结束后失去职位的公务员复职。甚至有人怀疑,联邦刑事局(Bundeskriminalamt,简称BKA)之所以如此深入地与堕落文艺作品作斗争,只是为了让那些必须复职的前纳粹同事能有事可干。 比如站在联邦刑事局对“性病态出版物”的战斗最前沿的刑事检查员鲁道夫·汤姆森(Rudolf Thomsen)。这个前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长(SS-Hauptsturmbannführer)曾在克拉考(Krakau)执行过“帮派识别和打击”的行动,这个词其实就是对平民进行谋杀的代名词。汤姆森在波兰的工作曾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五年后,他同样坚决地反对道德沦丧,努力协调各个部门和各种措施来对抗道德堕落。
幸运的是年轻的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对这类镇压的抵抗力,远超过50年代那个腐朽不堪的社会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出版商、电影发行人和作家们通过法律手段来抵抗右翼对大众的煽动性言论,并把控告他们的人告上了法庭。在媒体中,正如《时代》在1952年所称的,“正在不断推进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观念”受到了顽强的抵制。 “反抗威权的秉性”实际上并不是1968年那代人的发明;这个名词早在1951年就出现在《明镜》周刊上了。 不过那些道德卫士也使用了这个词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有关文字和图像的自由以及道德与淫秽之间界限的文化之争蔓延开了。科隆的红衣主教弗林斯,也就是当年在囤货和偷盗问题上曾宣布俗世的法律是次要的那位主教,这回再次发出了自助的呼吁,假如国家不采取有力行动的话:“我们要组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发动一场充满力量的运动,并呼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要停下来,直到这些事情(这里指的是电影《女罪人》)在将来不再成为可能为止。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只能采取正当的自我救助。” 暴力抗议、臭气炸弹的袭击和群架伴随着《女罪人》的首映,导致许多教会人士和道德狂热分子违反法律。但是,国家为保护艺术的自由挺身而出。一名警察曾在法庭上说,他“从未见过像牧师克林克哈默尔博士(Dr. Klinkhammer)这样粗暴野蛮的示威者”。这位来自杜塞尔多夫的牧师被指控犯有胁迫他人、扰乱治安以及反抗国家权威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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